北京电报大楼是中国第一座最新式电报大楼，1956年4月21日北京电报大楼动工兴建，1958年10月1日，北京电报大楼正式投入使用。电报大楼是当时中国电报通信的总枢纽。电报大楼毗邻中南海红墙，它的悠扬钟声曾是新中国、新北京的重要标志，每到整点时，电报大楼上的四面塔钟便会响起“东方红”的乐曲。其营业厅曾为亚洲最大的电信业务综合营业厅。

随着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通信的普及使用，电报业务量大幅减少，北京电报大楼终于迎来电报业务停止办理的时刻。

通信人纷纷感慨：“承载着电信人情感的营业厅将与我们说再见了。”

从2017年6月16日开始，电报大楼正式关门，成为中宣部的对外发布厅。

北京电报大楼的电报业务虽然停办了，但电报大楼的钟声会照响。电报虽然已逐渐演变成一种情怀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但已列入第一批《北京优秀近代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的“北京电报大楼”的名称不会变。

北京电报大楼作为中国电报通信的总枢纽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大楼里却装满了故事，这里的人和事，见证了中国电信事业的发展历程，承载着通信人不断超越的追求与梦想。

1959年3月15日周恩来总理到电报大楼视察工作

大楼投产初期，一楼营业厅东厅办理邮政业务，西厅办理电报、电话业务。

1969年东厅的邮政业务终止，改长途电话业务。

今年已九十岁的马芬阿姨，早年从一名进步学生投身革命队伍，开启了为之奋斗一生的通信生涯，由我军一名普通的报务员，经过战争年代的洗礼，成长为一名通信干部、共产党员。

自1960年至1984年二十四年间，她在电报大楼工作，虽然从事着平凡的工作，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她在电信岗位上默默坚守和奉献，用行动诠释了老一代通信工作者对党和通信事业的忠诚，值得我们后来人永远尊敬和学习。

1984年离休前与同志们在电报大楼前合影（前排中间为马芬）

下面是马芬阿姨的讲述：

1960年我从上海调到北京，被组织分配到电报大楼档案室工作。档案室的工作由两名党员同志负责，孙同仁和我，后来孙同仁调走由李永信接替。

我的基本工作内容是负责市区、国内、国际电报的报底，传真和像片的归档、查询、管理工作。另外，还兼负军队和国家公安机关的机要保密工作。

我想组织上之所以把我放到这么平凡而重要的岗位上，也许是因为我是一名转业军人、共产党员，政治上可靠。

记得那时电报大楼主体格局分布是：

一楼：营业厅，电报送报室，配电室；

夹层：档案室、机关档案室；

二楼：传真室，电话会议室，载波室，大楼礼堂；

三楼：国际、市内报房，国际和市内报底室；

四楼：国内报房，国内档案室，机线室；

五楼：控制室；

六楼：机关。

我工作的地方是在一楼和二楼之间的夹层。这是一间朝北的百十平米的大房间，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屋内整齐的摆放着一排排高大的报格架，分门别类的存放着一楼营业厅的记帐单；二楼传真室的传真、像片；三楼的国际、市内报底；四楼的国内报底；五楼控制室的技术资料以及军电等。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每天去传真室取回资料和像片进行整理归档，每月按上中下旬三次定期将各个部门需要归档的“案底”捆扎好运到档案室，在分别进行整理、归档存放。

每逢佳节，国家领导人出访、外国政要来访、重要事件发生或特殊时期时，各种报底传真像片和资料明显增多，报格架放不下，只好整齐的摞放在报格架前。从中也可折射出当时的电报，在人们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位置有多重要。

在档案室大房间的后面，有一间唯我专属的，没有窗户且只有三平米左右的“密室”，墙角处有一个电报气压输送通道，营业厅通过它可将电报直接打到四楼报房。除此之外，屋内就仅仅只能摆放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上摆放一台电传机，这台机器由机线的一名共产党员专职定期进行维护。

这间“密室”到底作什么用的、电传机到底与哪里进行联系？多年来我一直守口如瓶。就连单位里的主任、职工、甚至与我在同一个档案室共事多年的另一名党员同志都不知晓。那时我们都自觉严格遵守国家的通信保密纪律，做到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知道的不问。

电传机

就在这间小屋里，我把每天从三楼国际报房查找到的，如路透社等各驻京媒体、各大使馆中，具有特殊代码的报文，通过自己双手指尖在键盘上迅速敲打，使重要信息经过电波传送给总参三部。报文往往很长，工作量大，常常要在那里工作很长时间，小屋没有窗户，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非常闷热，我都自觉地以党员的高度责任心，毫无怨言地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在二十多年的工作生涯里，与总参三部的联系都是这样通过我的双手来实现的。这一特殊的工作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因通信技术的发展，部队配备了自己相应的通信设备方才结束。

四楼国内报房档案室也是我每天必须去的地方，这间屋子同样朝北，不见阳光，只在很高的地方开了两个小窗户，为了便于公电员（类似于现今的质量检察员，负责处理用户投诉）调用报底查询方便，在下面开个小窗户，通过它借阅报底。我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与这里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每天都要与公安机关的同志一同来到这里，根据他们提出的时间方向等线索，负责仔细查找符合条件、具有重要信息内容的报底，如：各国驻京媒体记者所发电报中具有价值的信息，我再用屋内的打字机打印出来，交给公安同志带走。每当这时，我们往往会彼此心照不宣地用一个微笑迅速化解工作的紧张，也为完成任务兴奋着。

正是由于这份工作的特殊性，也要求我每天随时都要自觉地与国家公安部门保持联系。有时下班了，前脚刚刚踏入家门，饭还没有来得及做，公安部门接我的小车就已到家门口了；有时夜深正在睡梦中，就会被有节奏的敲门声唤醒；连节假日休息也不例外。

一年四季，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雪花飘飘，无论是夕阳西下还是夜色沉沉，八小时以外的时间，我都象一名整装待发的战士，时刻准备着赶赴工作现场。这时的任务往往与平常不同，要查找的信息资料时间间隔长，时段长，方向多，在大量的案底中查找就如同大海捞针一样。

我要在高大的架子中上上下下反复查找，连摞放在地上的资料也要逐一仔细翻查，找出来后再用打字机逐一打印出来，完成任务后经常是已到了凌晨。送走公安的同志，带着满身的疲惫，我就再屋里和衣而眠休息一会儿，到上班时间再继续工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部队和公安部门陆续配置了自己的通信技术装备，不再需要从电报中获取信息后，我的工作量也没有减轻。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传送电报的电路在不断增加，电报的量也在逐渐增多，整理归档、查询管理，每天都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

回想起自1960年到北京以后这几十年中，经历了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等，这些时期的电报业务十分繁忙，单位会议也多，加班加点是经常的事。那时单位里开会学习都安排在下班以后，有时休息日还组织收麦子、拔草等“共产主义劳动”。

我是六个孩子的母亲，爱人是军人，因为工作经常出差，在家的时间很少，我理所当然地承担起更多的家庭责任。每天晚睡早起，给孩子们洗洗涮涮，忙个不停。即使这样，我还坚持锻炼身体，每天早起跑步、练太极拳等。

那时家住公主坟空军大院，从院里到公交车站步行要十多分钟，每逢雨雪天气，我就提前出门坐头班车到单位，从未迟到过，几十年里几乎没请过假。

即使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两个远离北京在部队服役的孩子，一个因意外事故生命垂危，一个患重病住院治疗，那时他们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非常需要母亲在身边守候。可是由于自己工作的特殊性，不能离开工作岗位，我毅然决然地把对孩子们的挂念深藏在心里，做了妥善安排，以工作为重，坚守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真是太难了，都记不清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

回首过去，虽然我没有显赫的职位和耀眼的荣誉，但我始终牢记着自己是一名在战争年代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共产党员，为了党的通信事业扎扎实实地默默奉献，不计较职务高低，不计较个人得失是我应该具备的高尚品德。

讲述者简介：马芬，1928年5月出生，上海人。

1946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晋城通校学员、解放军二野四纵队电台报务、昆明军区、成都空十三师电台报务员、报务主任、成都电信局报务员、上海龙华区委干事、上海电报局报务、北京电报局报底管理、北京电报局报务室干部。

1984年3月离休。

编辑整理： 十九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