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新时期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大主题。目前，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近代化的关系主要有两大观点。一个是“革命与近代化统一论”，即革命为近代化开辟道路，二者相辅相成。另一个是“用近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也就是说，近代化的理论比革命的理论更加高明。但是这两个观点都存在一个“认同近代化”的前提，即认为“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不可否认的一个前提。然而，近代化真的是天然正确的吗?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近代化真的存在吗?什么是近代化呢?这些问题尚需分析，而不是不证自明，天然正确的。

首先，“近代化”这个词是很明显地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因为在西方国家的主要语言中，近代化和现代化本来就是一个词，二者并不存在什么区别，如英语就叫modernization。“近代化”是中国人为了与“现代化”这个概念相区分，而特意提出的，“近代化”这个概念本就是不伦不类的。在我们研究近代化时，往往与西方史学界所采用的“现代化”概念一致。所以我们最好放弃“近代化”这个概念回归到现代化这个概念语境中。如果光用一个不伦不类的“近代化”概念，恐怕连讨论的必要都没有了。因为，“近代化”只不过是一个自设的并且没有什么依据的概念。当然，这样一来也会产生一个问题。因为在中国史学研究中近代史和现代史是分开的，不像西方国家一般合为一体，所以，如果我们在讲近代史时直接提出了现代化概念，有可能导致史学思想和理论上的混乱。所以，为了表述方便和统一，我们在后文中将使用“近现代化”这个更具同一性的概念。

什么是近现代化呢?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史学中强调近现代化是“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取代所谓的专制独裁”。而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实际是认为近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这一社会形态的变化，尤其强调“工业经济取代农业经济”，故在经济层面强调得要多一点。不像西方国家在政治层面强调得更多一点。尤其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以后，马克思主义视野里的“现代化”又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概念，这个现代化显然单纯是指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具体地说，是工业化和科技的现代化。比如我国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就是比较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现代化”概念。“四个现代化”包括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的现代化，显然，这都是经济层面的内容。那么，为什么不提政治层面的内容呢?这是因为，在“四个现代化”之前有一个限制词——“社会主义”。这是政治的、思想的层面，而“现代化”是经济层面。在西方国家，则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是现代化的核心所在。要先搞明白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才能讨论什么是现代化。

今天，中国史学界的近现代化理论，其实并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自然成长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抛弃马克思主义史学而向民国时代回归和接轨的产物。其实，最早提出中国近现代化史观的是民国时期的史学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蒋廷黻，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强调西方国家的侵略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思潮被视为民族虚无主义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思潮就改头换面，披上了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外衣重新复活了。

中国史学界中，以近现代化史观来取代革命史观的早期代表人物是黎澍和李时岳，他们强调洋务运动的重要性，认为是洋务运动使中国进入近代文明，并且，已开始隐讳地为西方侵略辩护。比如，对历史中投敌卖国的一些代表人物，诸如李鸿章之类，都在所谓的近现代史观之上进行了重新评价。这种重新评价实际就是以“卖国有利于中国发展”、“西方扩张有利于中国发展”等等幌子肯定“卖国有理”。只不过，在黎澍和李时岳的笔下，这个倾向尚不特别露骨。而从八十年代末开始，陈旭麓和其弟子茅海建把这个倾向逐渐露骨地表达出来了。尤其是茅海建《天朝的崩溃》明确指出西方侵略对中国发展有利，宣称“《南京条约》中的五口通商、废除行商、新定税则，是关于经济贸易的条款，又很难简单地以平等或不平等来界定。从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一口通商、行商制度束缚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不利于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向市场交换的工商经济。广州的关税由官吏和行商操纵，使每一次关税交纳都成为讨价还价的灰色交易，外商受害，国家无利。这些难道还应当继续保留?”而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虽然没有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那么露骨，但是其基本的内容和思想倾向是一致的。

然而，所谓的近现代化史观，它的一个最主要的缺陷就是：把近现代化视为一个天然正确的事情。然而，近现代化真的是天然正确的吗?恐怕未必如此。

近现代化的概念有狭义，广义之分。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主要强调经济的发展，也就是工业技术方面的发展。而在西方国家，则更强调政治领域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经济方面的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无疑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但也不是天然正确的。因为工业化的发展，若无有效的社会机制的保障，对于劳动者来说，其地位很可能反会下降。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

【“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成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

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更不是一个天然正确的东西，因为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一样可以推动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说成是近现代化，进一步说成是人类不可避免的趋势，这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政治构建，而非历史的事实和必然。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近现代化显然是一个伪命题。

大概，这些学者对于这个问题也有所认识。所以，在他们的学术著作中就有了大量的主观色彩鲜明的内容。比如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开篇就提到：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漫长的。漫长，是与西方相比所得的结论。……就时间跨度而言。西方的封建社会，从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起到1640年英国革命为止，前后一共1 164年。在中国，这段历史年限的计算要复杂一些。封建社会的起点，目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算法。一种，从春秋战国之交即公元前476年算起;另一种，从商鞅辅助秦孝公变法即公元前365年算起;还有一种，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即公元前221年算起。应当说，三者都是言之成理各有依据的。分别以这三个年份为起点，算到1840年，各自都在2000年以上，比西方多了一倍。如果按照西周封建说来计算，则还要向前推1000年，有3000年之久。】

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漫长的”是否是天然正确的呢?能否成为理论前提呢?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明清时期，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否明显比西方慢，发展水平是否明显比西方低呢?如果没有回答这些问题，那么，这整部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陈旭麓不仅故意回避了这些，也把 “魏晋封建论”等不利于证明“中国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观点通通只字不提，只搜寻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尤其是近年来全球史的相关研究表明，明清时期的中国与欧洲的差异并没有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么大，直到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才真正建立了西方世界的优势。这样一来，陈旭麓的观点就很难站住脚了。

陈旭麓等持近现代化史观的学者另一个毛病是经常曲解史料的观点，比如说《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就引用《共产党宣言》来证明早在1640年起西方就明显的领先于中国：

【就历史进程而言。在西方，1640年英国革命的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取代封建制度，由此，世界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当时的中国，正是明清之际。旧的封建王朝在农民战争的烈火中倒塌了，随之，满洲贵族的铁骑横扫南北，在兵燹的余烬中建立起新的封建王朝，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错重叠留下了斑斑血迹。出自那一代人之手的《虎口余生纪》、《汴围湿襟录》、《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等记实文字，至今读来，还会使人惊心动魄。但那多半是一种身世家国之变，历史仍在旧圈子里徐徐地盘旋而行。从1640年到1840年，在这200年中，西方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与之相比，同一时间里的中国却景物依旧：成千上万胼手胝足、转辗沟壑的小农背负着一代一代歌讴唐虞盛世，高谈名物考据或性心理义的士人。】

然而，我们看一下《共产党宣言》就会发现，原文是认为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因为第一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不利于证明早在1640年起西方就明显的领先于中国，陈旭麓就将其删去了，这显然是一种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刻意曲解材料的作法。

更有甚者，陈旭麓等持近现代化史观的学者甚至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胡乱虚构一些史实。比如《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就把科举制度这种官僚制度说成是古代中国特有的和民主政治对立的东西，宣称“自从有了民主政治的理想之后，官僚政治就一直成为人们憎恶和抨击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的。”且不说民主政治和官僚政治的概念是否合理，就算合理，所谓西方的民主政治也并不是以官僚政治对立的，而是和所谓专制政治对立的。官僚政治的对立面是贵族政治。传说古希腊就有了所谓民主政治的理想，但是还根本就没有官僚政治，反倒是十九世纪英国才学习中国科举制建立了官僚政治。那么怎么能说“自从有了民主政治的理想之后，官僚政治就一直成为人们憎恶和抨击的对象”呢?这显然是陈旭麓为了证明西方所谓民主政治的先进性而人为刻意构建出来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学术研究，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的。

而其他的一些政治性没有那么明显的作品，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例如，现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时，往往以西方国家的标准做为参照。像某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认为所谓的商会或者精英学者等私人控制的社团力量的壮大和政府力量的缩小就是天然正确的事情：

【随着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近代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些是愈来愈进步合理，有些却并非如此，甚至不乏倒退现象。我们常常对那些进步合理的制度变迁较为关注，而对制度变迁的倒退现象有所忽略，这同样会导致我们无法认清近代中国制度变迁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例如有关民间社团的制度规定与实际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不如清末民初。在整个近代中国，清末民初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民间社团制度发展演变的“黄金时代”。考察有关史实不难发现，清末民初有关近代民间社团的全新制度规定，极大地促进了各类新式民间社团的发展，甚至促使新式民间社团呈现出层见叠出、风起云涌的新态势。例如商会、农会、商团、商船公会、商学公会、工商研究会、地方公益研究会、劝学会、教育会、体育会、救火会等，在短短数年间即纷纷诞生，并达到较为普及的程度，近代中国的民间社会也因此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各种有利于民间社团的制度规定却并未在清末民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倒退，不仅严重制约了近代社团的发展，而且限制了整个民间社会的活动空间。其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在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推行“以党治国”的方略，强调国民党“对于人民团体之法律行为有决定之效力，不论法律之规定如何，皆可运用”;为此国民党严格要求所有各类民众团体，“一律同时应受党的训练与政府管理之原则”。在此情况下，民间社团的种类与数量虽仍然较多，但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际发展尤其是功能作用的发挥不能不受到诸多限制，远不及清末民初的民间社团那样，能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十分重要的功能与影响。】

可是，由富豪和精英学者以社团的形式直接掌控社会，是否就一定比政府控制社会更好呢，富豪和精英学者的社团影响扩大，是否就一定是进步合理的制度变迁?这些恐怕并非是不证自明的问题。而在这种不证自明的预设前提之下，其研究出的成果也就不会有多少学术价值。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近现代化史观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命题伪命题，无非是以历史上中国曾经落后过为理由鼓吹今天中国应该建立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富豪和精英学者统治一切的社会模式。而真正意义上的命题应该分析社会制度是怎样影响社会发展的，怎样对于人民和国家有利。以此做为研究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判断标准显然比抽象的技术进步和“西方政治制度是民主普世价值”的近现代化史观更为合理和科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