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后，面对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逐步从习惯于游击战、山地战、野战，再到依据“十六字诀”发展形成了慎重初战、集中兵力和实行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的作战原则，创造了一整套开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不仅指导红军赢得了战争，而且奠定了进一步发展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的坚实基础。这些战略战术是从何而来的呢？

　　从教学机构的教育训练中打牢基础。“治军必治校”。1927年秋到1930年春，各地红军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以及各自条件和发展需要，相继创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教导队、随队学校和红军学校。1931年12月9日，中革军委专门发出训令，为红军学校征集军事教育材料。刘伯承任校长后，亲自执笔和组织教员编写了《步兵教程》、《炮兵教程》、《防敌进攻战斗要领》、《机关枪班排战斗》、《排教程述要》等一批贴近实战的军事课教材。仅1932年3月，红校就印发教材9种6249册。据陈丕显回忆，红军游击队刚上油山时，精神食粮十分缺乏，指挥机关就自己动手编教材，项英、陈毅同志都亲自编写了《红色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步哨手册》等教材。

　　当时的教员，多数是从部队抽调来的高、中级指挥员，还有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其中，不少人曾就读于黄埔军校、苏联军事院校、保定军官学校和西北军干部学校等，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较高的军事素质。郭化若、左权、许卓等就曾担任过军事教员，毛泽东、周恩来还亲自给学员上课。在教学中，军事课占3∕5的学习时间，内容以步兵战术为重点，其中又以运动战、夜战、拂晓袭击及山地战的战术为主，采取启发式和问答式以及示范、沙盘作业、讲解与实地演习相结合的方式方法，学员分别学习掌握从单兵动作到班、排、连的攻防以至营、团作战指挥的理论和技能。而且，部队走到哪里，学校就办在哪里；仗打到哪里，课堂就设在哪里。如刘伯承同志看到戴润生所属七连行军休息时忘了派出警戒哨后，就用“母鸡带小鸡”的故事教育大家保持战斗警惕，随时准备战斗。

　　红校的培养对象，主要是部队基层干部和优秀士兵。如鄂豫皖红4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招生规定，军事科学员必须是班长以上职务，政治思想好，稍识文字……18至25岁的优秀青年。

　　从各国军队的专业教材中学习借鉴。借他山之石攻玉，也是红军战略战术的一个重要来源。如刘震将军所说，“把敌人先进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这是我军的一贯传统。红军时期我在特务大队时，就穿过美国出的胶底鞋，用过德国造的短枪……”当然，也学习借鉴了很多专业教材。

　　红校成立后，第一期学员只能从前方作战经验总结和苏联红军步兵作战条令作教材，德国步兵操典、日本战斗纲要及国民党南京军校出版的教材也被列为参考书。刘伯承校长还借鉴苏联红军和国民党军条令、条例，翻译、整理了一批军语和专用名词，规范了军事课教学用语。1934年5月13日，从苏联的《我们战术的原则》一书摘译出《机动要义》一段后，他还在第九期《革命与战争》上撰文介绍机动的目的和兵团机动，并指出有些同志没有正确理解机动要义，以及实战中发生的不合要求的现象。在把《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摘译一部刊登于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在瑞金出版的《红色战场》后，有些初入司令部工作的同志向其索要该文学习， 1935年9月21日他又续译该书以答众人的愿望，并撰写前言简要介绍司令部与后方勤务部的分工，回顾红军司令部组建以来的成就和问题，并着重强调了司令部就是首长实行指挥军队的指挥机关，参谋长是首长第一助手和代理人。

　　从经典古籍的精髓要义中吸取智慧。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尤其是一些经典古籍记载了先辈们的谋略智慧，红军指挥员们从中增长了智谋和才干。如毛泽东同志不仅读过《孙子兵法》以及曾国藩和胡林翼所做的评注，还孜孜不倦地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对其中的故事耳熟能详且用于《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和《三十条作战注意》等游击战教材。博古、李德说他所用的战术不过是从《水浒传》中学来的三脚猫也反证了这一点。1930年9月2日，朱德任、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冒雨攻打长沙，没有重炮的红军前仆后继扑向城防阵地多达九层的电网，电网上摞满了牺牲的官兵，仍无法突破。于是，集中起大量的耕牛，点燃牛尾巴后，驱赶着牛群向电网狂奔而去，结果被密集的火力扫射。这一古老作战方式的灵感无疑来源于那些阅读。事实上，他还把爱不释手的《三国演义》作为长征中运用战略的军事教科书。著名的“四渡赤水”中故布疑阵，曲线行军，打的酣畅淋漓，后来为给北上打开通道却向南入滇，这些策略有可能受诸葛亮的启发。还有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机关队伍在昆明以东截获了军阀龙云送给薛岳的包括一批云南地形图的物资车队，他通过这些地图设计了渡过金沙江的具体计划，就像红军将领所说的，这招也是刘备当年入川用蜀地官员张松进献的地图的翻版。

　　许世友也回忆，1928年春，黄麻起义的起义军被整编为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在恶劣的环境中开展游击战，军事理论有不少来源于《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榜》，战术上也不太讲究，一般都是见机行事，“赚钱就来，赔本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当然，也有死打硬拼的时候。

　　从中苏军队的专业教学中博采众长。当年的红军自身教学资源有限，但始终本着实事求是和虚怀若谷的态度，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善于向成熟军队“取经”，勇于向手下败将请教，从而弥补了不足。红军诞生后，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渠道培养所需干部，在选派部分人员赴苏联军事院校学习培训的同时，还秘密安排一些同志报考国民党的军事院校。从1928年开始，还选派了一批优秀党团员前往苏联留学学习无线电，并派人报考国民党军无线电学校。

　　一些有一技之长的俘虏，更是红军眼里的“宝贝”。 1930年12月30日，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领导下，打破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大围剿并俘虏了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准备把其安排到即将开办的红军学校当教员。他们还亲自做被俘的国民党军第18师电台工作人员王诤等人的思想工作，说服他们参加红军。1935年6月14，红二、六军团取得了忠堡大捷，俘虏了敌四十一师中将师长张振汉，萧克对张振汉说，“我工农红军的战士们大部分都是农民，参加红军后战斗不断，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军事技术的训练，尤其是下级的指挥员，军事技术水平很低，和你们作战时，他们多凭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因而伤亡很大。再者，我工农红军的装备大都是从你们军队的手中缴获而来的，一些重型武器如山炮极少，很多下级指挥员都不会使用。你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的正规毕业生，因此，我想请你担任我们红军学校的炮兵教员。”红军利用其在炮兵方面的特长，为提高炮兵的技术战术服务。

　　从作战实践的经验教训中提炼升华。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成功法宝，“我是依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军事实践是最好的老师，红军十分注重总结分析，真正做到“打一仗、进一步”。如《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和《三十条作战注意》两个教材，就体现了从没读过军事学校的毛泽东创造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有了三次反“围剿”经验后，他说，“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而诱敌深入作战原则的确立，是中国工农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重要标志。

　　1934年9月，在看了江西军区、粤赣军区和赣南军区送来关于诸游击队穿过敌人封锁线外开展游击战争几个报告后，刘伯承撰写了《游击队穿过敌封锁线到其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1936年9月20日，撰写《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从进攻、防御、迂回、侦察、战术等方面提出了十五条注意事项。项英、陈毅同志总结了《秘密原则》和《行军规则》，并要求坚持游击战争的灵活战术，善于运用夜袭的战术，利用地形地物打伏击战，还在《赣南游击词》中把游击战术概括为：“讲战术，稳坐钓鱼台。敌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备我偏来。乖乖听安排。”。为便于不识字的同志记忆，又编成了歌诀：“……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兵力，坚决猛攻。……”同时，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一些官兵也为战略战术的发展添了砖加了瓦。

　　玻利瓦尔说过，胜仗的艺术是在败仗中学得的。一些失败的教训，也成为红军的一笔血色财富。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以后，左倾冒险主义者把外国经验神圣化，从教条主义的军事观点出发，坚持“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要打一场“正规战”，致使红军陷入被动，疲于奔命。在湘江战役付出惨重代价后，最终于遵义会议得到彻底纠正。

　　无论源于何种渠道，无不根源于我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实践中推进实践”这个革命战争年代的一条普遍规律，红军也因此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作者系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人武部政治委员；【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电子邮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请看《昆仑策网》，

　　网址：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kunlunc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