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

点击：  作者：梅新育    来源：《大象之殇》  发布时间:2016-02-29 17:37:24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经·王风·黍离》

 

一、新兴国家起飞夭折警示中国

 

毫无疑问，在1980年代以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发展实绩最为出色的一家，即使不将港澳台地区纳入统计，中国也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出口大国，拥有全世界最多、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巨额外汇储备，装备制造业产出2013年就占到了全世界1/3，相当于第二名德国的两倍半，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19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由此上溯到二战之后，乃至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挑战和“赶超”的压力，中国即使不是迄今表现最佳的国家，至少也是表现最佳者之一。然而，中国此前数十年经济社会起飞的最终结果是什么？鱼跃成龙？发展停滞？还是更糟糕的起飞夭折？随着中国攀上如今的高度，这个问题也日益鲜明地摆到了我们面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全世界，我们不难发现，从二战之前到二战之后，直至冷战结束到如今，出现过良好发展势头、经历过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可谓多矣，修成正果跃居发达国家者却寥寥无几。1970年，全世界有108个人均收入低于7000美元的国家；到2010年，其中只有4个上升为按世界银行标准定义的高收入国家，但其中安提瓜和巴布达、赤道几内亚、马耳他3个属于地小人少的岛屿经济体，且赤道几内亚盛产石油，不仅不具备代表性，而且赤道几内亚实际经济社会发展远远达不到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这三个小国高收入的可持续性更令人怀疑，只有韩国算是例外，人口较多，国土面积接近10万平方公里，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不错。除了极少数成功者鱼跃成龙之外，绝大多数经历过经济社会发展“起飞”的经济体都折戟沉沙，要么是在经济增长戛然而止之后陷入长期的“发展停滞”泥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拉美化陷阱”；要么下场更加糟糕，整个社会在经济崩溃与内乱、战争相互增强的震荡之中彻底崩溃，我称之为“起飞夭折”。

 

“赶超”不成反而“被赶超”是经历过经济社会起飞的后发国家的常态。即使不回顾二战之前，二战之后的历史就已经一次又一次见证了雄心勃勃奋力赶超的发展中国家遭遇经济崩溃而使其前期成就化为泡影：1950—1980年间，巴西人均GDP增长接近5%，但在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全面经济崩溃而陷入“失去的十年”。阿根廷的经济崩溃更为惊人：1913年，其人均GDP超过欧洲，2007年则仅相当于西欧的1/5。……至于遭遇“起飞夭折”的国家，其处境更是悲惨：

 

今天提起阿富汗，一般人能够联想起来的恐怕就是塔利班及其“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极端主义统治：被炸毁的巴米扬大佛，禁止女性上学，暴力强迫女性穿戴面纱罩袍，《时代》周刊封面那个惨遭丈夫割鼻的18岁阿富汗少妇艾莎（Aesha Mohammadzai），……，以及连绵不断的战乱，塔利班已经令阿富汗政府焦头烂额，更极端的伊斯兰国（IS）又异军突起。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的全面统计更显示，该国可以享受自来水供应的城市居民不到20%，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基本医疗只能覆盖40%人口，严重缺少医疗人员，尤其是女性医护人员；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165‰，平均寿命44.5岁；……然而，在1970年代动乱之前，如今满目疮痍的阿富汗也曾经取得过长足发展：设立了一批纺织厂等近代制造业企业，建设了水电站，首都喀布尔可以看到现代商业设施和大面积的玻璃橱窗，1946年成立了全国最高学府喀布尔大学，女性可以穿着西式时装、乘坐公交、读大学、上班，……但1989年苏军撤走后经过20余年内战，阿富汗已经沦落到如今这幅模样，民生凋敝，就连传统的农牧业也衰败不堪，只有漫山遍野的罂粟花灿烂得令人心悸，种毒、制毒、贩毒全产业链“欣欣向荣”，成为该国头号“自主创新支柱产业”，跃居世界第一大毒源地“金新月”中心。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2世界毒品报告》、《2013世界毒品报告》提供的数据，2012年阿富汗罂粟种植面积比2001年增加20多倍，鸦片产量增加近40倍，占世界非法鸦片产量74%，海洛因产量占世界总产量80%以上，鸦片贸易收入占其GDP总量的8.2%。

 

今天的巴基斯坦经济发展滞后显而易见，以至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2011年5月9日发文《亲爱的中国：请帮我们搞定巴基斯坦》，文中称巴基斯坦为“世界上最破败的国家”。2011年，巴基斯坦经济增长率仅有1%，通货膨胀率则高达12%。然而，巴基斯坦并非一直是这种破败模样，而是也曾经历过经济增长迅速的光辉岁月，1960年代就被巴基斯坦政府称作“发展十年”。在那段时间里，巴基斯坦经济增长率连续十年超过6%。但也是在这一时期，巴基斯坦东西部收入差距扩大了一倍多，产业工人工资暴跌1/3，国家外汇收入落入精英阶层腰包，22个家族控制了全国2/3的工业资产、4/5的银行与保险业务，……1970年12月，以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为首、代表东巴基斯坦利益的人民联盟获得大选胜利，东、西巴基斯坦区域矛盾陡然激化。1971年3月26日，人民联盟宣布东巴为自主、独立的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当年11月21日，印军大举入侵东巴基斯坦，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12月17日，第三次印巴战争结束，巴基斯坦战败被肢解，原东巴独立成为孟加拉人民共和国，而巴基斯坦的“发展十年”也彻底终结了。

 

2011年大选后巴博和瓦塔拉两派武力争夺总统权位的内战令科特迪瓦满目疮痍，集体屠杀和大规模强奸令科特迪瓦人民蒙受了惨痛的灾难，强奸最小受害者年仅7岁。倘若没有利比亚战争，始于大选争议的科特迪瓦内战就是2011年非洲大陆最惨烈的战争。尽管瓦塔拉在法军独角兽部队支持下取得了胜利，但这位前国际组织职员一直被许多科特迪瓦国民视为邻国布基纳法索人，尤其难以赢得原来占科特迪瓦人口多数且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基督徒衷心拥戴，能否长久有效驾驭住那些在西方武力威慑下对他表态效忠的政党军阀尚在未定之天，即使他驾驭得住林立的政党军阀，即使他能赢得中部和南部基督徒顺从，他要收拾的科特迪瓦经济社会烂摊子也令人触目惊心：

 

科特迪瓦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的“重债穷国”，即使在巴博-瓦塔拉内战爆发之前，近年经济也只能维持低速增长，社会状况更是一团糟。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科特迪瓦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182个国家中排名第163位；在《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2013年科特迪瓦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187个国家中排名掉到第171位；14%的国民食不果腹，国民人均寿命从1980年的56岁降至2008年的47岁，2013年居民预期寿命才回升至56岁；在这个西非地区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4.6%，经济首都阿比让集中了全国人口的20%，但只有77%的城市居民和不到15%的农村居民使用电力照明，2012年通电率为47.3%。艾滋病传播迅速，2007年艾滋病患者占15—49岁年龄段人数的4.7%，是西非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目前约有57万人感染艾滋病；……

 

可是，科特迪瓦在二战后独立初期也曾经历过稳定发展的好时光。在号称“非洲圣人”的开国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elix Houphouet-Boigny）领导下，1960—1980年间，该国GDP增长22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1%，创造了“经济奇迹”，且独立后二三十年内国内政局一直平稳，在动荡不安的黑非洲堪称和平绿洲。因此，直到1990年代初，西方国家都一直将科特迪瓦誉为“黑非洲独立发展道路的标尺”，法国人更将这个昔日不入眼的前殖民地亲昵地称作“法兰西后花园”。然而，进入1980年代后，受西方经济危机影响，科特迪瓦经济就陷入了多年颓势，1990年代中期虽曾一度复苏，但在这个多部族、多宗教国家，多党制后冒出的150多个政党之间斗争很快就突破了一切底线，1999年开启的军事政变和2002—2007年全面内战彻底打断了该国经济重拾起飞势头的希望。2011年被推翻的前总统巴博执政后，厉行财政紧缩政策，开源节流，刺激出口，鼓励投资，积极改善同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国家关系，努力寻求外援，取得一定效果，但经过这又一场伤筋动骨的竞选和内战，科特迪瓦经济至少需要四五年时间才能恢复到巴博和瓦塔拉竞选之前的水平。“在我之后，洪水将至”——开国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1993年末临终时的忧虑已经成为这个国家难以改变的残酷现实。

 

曾几何时，南斯拉夫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最发达、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出国旅游、私家别墅、私人轿车、……，其居民早早过上了犹如西欧居民般的生活方式，曾令1980年代的中国国民艳羡不已。1979年南斯拉夫人均GDP已达2635美元，同年中国人均GDP只有419元人民币。南斯拉夫电影之所以流行于我的少年时期，这是重要原因。在科技方面，这个中型国家曾经在桥梁等领域创造过多项世界第一：1956年，贝尔格莱德建成跨径261米的萨瓦河一号桥，成为世界第一座大跨径钢箱梁桥；1980年，南斯拉夫建成跨径390米的钢筋混凝土拱桥；……然而，一场内战把统一、富庶的南斯拉夫撕碎成了一群孤立、穷困的小国，现代桥梁技术曾经领先于中国的塞尔维亚现在要依靠来自我家乡武汉的企业建造其境内第一座多瑙河大桥——泽蒙大桥，在南斯拉夫的废墟上还冒出了科索沃、波黑两个黑帮横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权，2010年欧洲委员会授权迪克·马蒂撰写发布的科索沃问题调查报告直指科索沃总理哈希姆·萨奇为“犯罪集团首领”，长期从事毒品、武器乃至人体器官走私活动。“阿拉伯之春”爆发、伊斯兰国兴起之后，科索沃、波黑、马其顿等西巴尔干国家和地区更大有成为欧洲大陆恐怖主义渊薮之势：

 

2015年5月1日，美国30家日报同时刊登文章指出，西巴尔干国家是恐怖分子招募地，波黑、科索沃、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尤甚，是”伊斯兰国外籍战士的欧洲来源地。科索沃尽管人口少，而且最亲美，但加入伊斯兰国人数占人口比例最高，科索沃和波黑可能成为向西方输送圣战者的通道。伊斯兰国几年来早就声称要占领巴尔干，将巴尔干纳入自己的版图。文章称，巴尔干地区战略地位重要，现在处于危险之中，尤其是波黑、科索沃和马其顿，这些瓦哈比教派影响力和渗透力最甚的地方。

 

2015年7月19日，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出打击本土伊斯兰极端主义蔓延的五年计划，此时伊斯兰国已在距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不足100公里的奥斯韦村秘密买地建立了据点和训练营，该村几个月里有12人赴叙利亚参战，5人战死；整个波黑两年里逾200人赴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其中51人参战后回国，成为在该国乃至整个西巴尔干地区散布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播种机”。

 

……数百万伤亡更给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打上了“二战之后欧洲最残酷战争”的标记，2011年姆拉迪奇将军（原波黑塞族军队领导人）被捕又撕开了塞尔维亚、波黑等前南斯拉夫国家人民的伤口。从2011年到2013年，连续数年的5月25日铁托诞辰纪念日，前南斯拉夫各国成千上万人都举行了如同南斯拉夫时代那样的纪念活动，怀念那个逝去的时代，但失去的统一国家、富庶和平生活和生命已经无法挽回了。

 

苏联曾经是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一场剧变彻底断送了它的地位，三百年来统一的俄罗斯/苏联国家四分五裂，俄罗斯等前苏联共和国经历的经济倒退和损失超过卫国战争，社会倒退更令人触目惊心，全世界目前共有9个国家的预期寿命低于其1970年水平，除了6个非洲国家外（刚果民主共和国、莱索托、南非、斯威士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另外3个是前苏联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其中，俄罗斯联邦男性预期寿命在1989—1994年间锐减7年之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开始在中亚、高加索和鞑靼斯坦复活，一夫多妻、奴隶制度在某些地区堂而皇之走上前台，12世纪形成、被苏维埃政权严厉禁止70年的“抢婚”风俗沉渣泛起，在中亚和外高加索日益流行；新纳粹武装横行乌克兰；车臣战争、纳卡战争、塔吉克斯坦内战、格鲁吉亚内战、乌克兰战争、接踵不断的恐怖袭击、接二连三的政变……更给苏联解体进程抹上了无法消除的浓重血色。这个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号称“第三罗马”的国家，它骁勇的军队数百年间令各穆斯林对手闻风丧胆，顿河哥萨克高唱军歌“用锋利的马刀向土耳其人的脖子问安”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如今则被科威特女政客公开扬言当作为本国男人采购性奴的来源地。

……

 

根据Paul Collie和Anke Hoeffler估算，当今各内战国家要恢复到没有战争时期的GDP水平，平均需要21年时间。塞拉利昂经历了11年战争后，居民收入减半；利比里亚估计的退步程度为80%。代顿和平协议签署18个月后，波黑居民失业率仍高达65%—75%。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表现优良，增速明显超过发达国家，历时近十年之久，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显著提升，而且较高的经济增长从东亚扩散到了南亚、拉美、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令1980年代以来“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恍如隔世：

 

1983—1992年间，世界实际GDP年均增长3.4%，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枝独秀，年均增长率达到7.3%，非洲只有2.0%，中东、马耳他、土耳其为3.5%，西半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有3.3%。1993—2002年间，世界实际GDP年均增长3.5%，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继续以7.2%的年均增长率独领风骚，非洲为3.1%，中东、马耳他、土耳其为3.6%，西半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有3.2%。

 

此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实际GDP增速全面超越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席卷西方世界的次贷危机也未能打断其上升势头。2008—2010年，世界实际GDP增长率依次为2.9%、-0.5%和5.0%，其中先进经济体增长率依次为0.2%、-3.4%和3.0%，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则为6.1%、2.7%和7.3%。这样，在2010年全球实际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占份额已达47.7%，仅中国一国就占13.6%，接近整个欧元区所占份额（14.6%）。到2012年，全球实际GDP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占份额已达49.9%，仅中国一国就占14.9%，超过整个欧元区所占份额（13.7%）。特别是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在制造业领域显示出了强大的竞争力，中国已经跃居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尤为可喜。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黄金年代”，从总体上看，各国人均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1970—2010年间，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年均增长2.3%，而发展中国家为1.5%。1970年，全世界收入最高的1/4国家其平均收入是最低1/4国家的23倍，2010年可达29倍。最富裕和最贫困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鸿沟已经前所未有地扩大而难以逾越。今天，最富裕国家列支敦士登要比1970年最富裕的国家富裕两倍；而今天最贫困的国家津巴布韦则比1970年的最贫困国家（也是津巴布韦）穷25%。而且，实际平均收入低于1970年水平的不止津巴布韦一国，而是有13个国家，均处于全世界收入分布最后1/4的国家群体。

 

哪怕是那些增长最快、被视为发展中国家之光的国家，其人均收入与西方国家差距也很大：1970—2010年中国人均收入增长21倍，博茨瓦纳增长8倍以上，马来西亚和泰国增长4倍以上，但中国人均收入仅有发达国家平均值的1/4，博茨瓦纳、马来西亚和泰国离这个水平还相去甚远。更不用说这些国家的快速增长不能掩盖发展中国家群体内部分化大大加剧的现实。中国、博茨瓦纳、马来西亚等国自197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富裕国家，但科摩罗、伊朗、塞内加尔等国则停滞不前，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津巴布韦等国更深受经济崩溃之困，其中津巴布韦经济自新世纪以来萎缩了30%之多。

 

正因为如此，近年一度流行的“西方经济政治霸权是否会被新兴国家取而代之”很大程度上是个伪问题。不错，近年来，从次贷危机到主权债务危机，西方国家深陷金融经济危机困扰，风波迭起，新兴国家则表现相对优异，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多的场合提到了这个问题，以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5月25日下午在英国国会演讲时也认真地谈论了许多西方人的这一忧虑。2011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总裁人选之争中，金砖五国就此集体发声，更被世人视为对西方国际金融霸权的公开挑战。但自从2012年以来，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否退出的悬疑阴影下，在逐步深化的初级产品熊市压力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相继大面积陷入严重经济震荡，“阿拉伯之春”动乱和由此而来的利比亚、叙利亚战乱，更让人们看到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再度“起飞夭折”的风险，而目前世界上面临战争和内乱风险的国家不止一个，其中不乏印度这样的热门新兴市场经济体。

 

 

二、中国是否会重蹈动乱覆辙？

 

中国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经历过人口锐减、社会经济文化大幅度倒退的“天下大乱”，汉末三国、晋末五胡十六国、安史之乱、靖康之变、蒙元入侵中原、明清鼎革、咸丰同治战乱……在这些大动荡中，中国人口减少幅度往往超过一半，甚至超过3/4；人口减少绝对数字数千万，甚至上亿。与这些动荡造成的人口损失比例和绝对数字相比，造成3500万中国军民伤亡的14年抗日战争犹有小巫见大巫之感。惨痛的历史教训，凝结成了“黍离”、“荆棘铜驼”等一批指代国破家亡离乱之悲的成语典故，在民间留下了“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之类痛彻骨髓的悲歌。经过60多年奋斗赢得的发展之后，今天的中国如果如同巴基斯坦、科特迪瓦、南斯拉夫那样被内乱、乃至内战打断发展进程，我们的损失又绝非这些国家的人民所能比拟。因为即使不将港澳台地区纳入统计，中国也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贸易大国，又是全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19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

 

无需讳言也无人讳言我国还存在许多问题，不少问题还相当严重；但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我们都不难看到，中国能有今天，成就何其巨大。因为新中国脱胎于这样一个国家：

 

大大小小的军阀和土司、喇嘛、阿訇门宦们各据一方，名义上的一国之内有数十上百支互不统属的武装，不仅没有统一的财政、货币体系，甚至没有统一的铁路轨距；海关（旧中国最大税源）和海岸警备部队全部由西方人把持；财政支出须由驻华外国使团一致签字批准；进出口关税税率由西方国家制定；主要港口、咽喉要道和首都均驻扎外国军队，外国军舰自由出入长江和其它中国主要内河，在远离长江口两千多公里航程的重庆和长沙肆意横行，仅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炮轰四川万县县城（今重庆市万州区）一案，中国军民就死伤千余人，被毁民房千余间；西方人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美军大兵强奸两江总督孙女和地方政府现任高官夫人也可逍遥法外；……某些中国自由主义者尽可以将铁证如山的1946年沈崇案说成是中共地下党设置圈套，而为他们心爱的美国和美国大兵百般辩解，无视基本事实、基本逻辑，无视数十年来世界各地美国驻军层出不穷的严重性犯罪案件，但1946年沈崇案，1948年20来个美军飞行员设局轮奸30多名中国名媛的武汉“景明楼事件”，……所有这些案件，永远会让拥有起码廉耻感的中国人感到刺骨的屈辱和愤怒。

 

直到抗战之后，中华民国名义上已是世界五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绝大多数人一致公认的某些小国、弱国也敢于向中国伸手。当时在分裂、反分裂斗争激烈的新疆，不仅苏联、美国、英国等大国设立了领事馆（其中苏联5个），连阿富汗这样不大的中世纪王国，连刚刚独立、还在为瓜分殖民者遗产大打出手的印度与巴基斯坦也在南疆设立了领事馆，将政治触角深深插入中国国土。这些领事馆在新疆大力发展双重国籍，仅同时拥有苏联国籍的中国公民就达一二十万之众，获得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国籍的中国公民也为数可观。到1962年中苏论战激烈之时，依靠长期积累的影响，苏联策动“伊犁事件”，五六万边民外逃，两名少将和40多名校、尉军官出走，西陲震动。

 

对比今天驱逐了外国驻军、向非洲大陆派驻维和部队人数为联合国“五常”之最、2013年首次向马里派驻成建制作战部队执行维和任务、独立自主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新中国进步之大，显而易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既得利益阶层，没有任何利益能比这份既得利益更大。为了赢得这样的进步，我们在建国前付出过数以千万计的牺牲，在建国后付出了两三代人的血汗。为了集中资金用于投资，我们曾经大大压缩了国民的消费，以至于我读小学时语文作业造了这样一个句子——“我们晚饭抢豆腐达到了白热化程度”，逗坏了父母和老师；而且我生长在大城市武汉，并非穷困乡村。中间磨破的枕巾也舍不得马上全部丢掉，善于持家的母亲会把它剪成两块，补在另一块磨破的枕巾上，继续使用，白天则在缝补过的枕巾上加盖一块完整的新枕巾。这样的做法，在当时的中国城市居民中并不少见。直到国家已经全面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1980年代，西藏军区副司令员仍然活活累死在巡视边防线的风雪路上，我父母老领导刘伯伯身为海军高级军官的女婿仍然牺牲在南海一线，而这位烈士的父亲曾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伯伯的丈夫也先后担任过武汉军区和沈阳军区的炮兵司令。保卫先辈和我们付出巨大代价方才赢得的胜利果实，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更是我们和子孙后人安身立命、争取更大发展之本。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经历了开元天宝年间的极盛时代和安史之乱后的颠沛流离，诗圣杜甫写下了这首椎心泣血的《忆昔》；国家不幸诗家幸，这种经历，我不愿亲身体验，我希望自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国家避免遭遇这种厄运，相信这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正常情感。

 

三、全球金融危机及其转折——我的心路历程

 

那么，我们能够保住今天的成果并争取可持续的发展吗？对我们奋斗目标的最大威胁来自何方？我们有无可能遭遇这样的“发展停滞”乃至“起飞夭折”？这种风险客观存在，而且不容忽视。变生肘腋，祸起萧墙；虽然早在10多年前我就亲身遇到过极端敌视中国之辈，从那时起我就对他们的野蛮、残忍不抱任何幻想，但这番忧虑真正浮上心头，还是在次贷危机升级之后，因为从次贷危机一开始，我就不认为单纯的经济冲击能够严重损害中国，而是认为最大的风险在于经济冲击可能引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并与经济冲击相互促进。在2009年2月20日《经济观察报》上，我以《中国外贸在危机时期的主要风险》为题撰文，其中有这样一段：

 

“不仅如此，贸易伙伴的经济危机还有可能向政治危机转化，不仅损害贸易伙伴吸收进口的能力，还危及我国企业、国民的人身财产安全。经济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历史上从来就不鲜见，因为统治集团的反对派必定会视之为夺取权力的机会而力图充分利用；以下因素又将加剧这种风险：政府实施反危机政策损害部分群体的利益，如拉脱维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救援条件实施的结构调整所引起的不满，俄罗斯限制进口损害了滨海边疆区的汽车改装业和国内众多地区发达的消费品进口相关产业；公开或潜在的敌对、竞争国家借机支持反对派挑战执政集团。从一向公认存在较多潜在政治麻烦的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俄罗斯到属于西方集团的冰岛、法国，规模可观的游行和罢工已经揭示了这种风险，更大的政治动荡乃至政变风险还在后面。

 

即使在中国，经济降温也同样蕴藏着不可忽视的政治风险。在2月17日启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表示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不过是一声警钟而已。倘若既得利益集团不能与大众共度时艰，而是打着‘反危机’旗号企图加大力度剥夺普通国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上述风险还会升高。”

 

后来给另外一家报刊写的同类主题文章中，第二段我是这样写的：

 

“在我国国内，经济降温同样蕴藏着不可忽视的政治风险。因为我国出口企业的劳工权利等问题一向严重，在繁荣时期容易掩盖，在外部市场萧条、大量失业之时，失业大军此前多年积累的怨气就有可能爆发，我们的敌对势力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更糟糕的是，既得利益集团会打着‘反危机’的旗号企图加大力度剥夺普通国民已经所剩无几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如对新《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制度的攻击，广东有政协委员要求取消工人带薪休假制度，以及公安部长助理郑少东（已因经济犯罪被双规）和广东省检察院的‘法不上高管’主张，都可作如是观。这些主张将加剧中国社会的矛盾，‘法不上高管’之类主张甚至不如两千多年前的商鞅、王莽，因为前者敢于处罚太子的师傅，后者能因亲生儿子杀害奴婢而令其自杀，堪称中国人权、法律的历史性巨大倒退。政府如果不能有效压制这类剥夺国民权益的企图，目前尚在正常限度内的社会阶层矛盾未尝没有可能转化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包括严重暴力冲突。所以，我们在考虑外贸解困措施时必须防止沦为剥夺普通民众的工具，否则，一旦激起社会动乱，我们百死莫赎。对我们来说糟糕的是，由于我们把‘改革’作为至高无上旗号时间太长，权贵阶层只要打起‘改革’的旗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践踏一切法律、道德，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一切法律、道德都丧失了威信，既得利益集团的掠夺行为也就越发肆无忌惮。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问题会日益显著。”

 

同年7月，吉林通钢事件和令人椎心泣血的乌鲁木齐“七五”暴乱先后爆发，深受震撼之余，我于7月28日写下博文《728随笔》：

 

“此次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来，2009年7月当属中国受冲击最严重的一个月，不是这个月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字不够光鲜，而是社会稳定所受威胁显露。对于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而言，从月初到月底分别在西北和东北发生的两起事件，都是对他们敲响了警钟。有必要再次提醒我们大家明白，我们享受的和平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我们无所作为就能够永远保持的。

 

有时候我会羡慕我去世已逾十年的奶奶，她在青少年时代经历了军阀混战、全面经济衰败、外敌入侵，幸运的是解放后享受了近50年的国内和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亦福哉！我们生于安乐，是否会死于忧患？从小读了很多历史书，对动乱、社会解体多少有些概念；我也常常回想胡绳老人在1989年的那句令我倍感震撼的话——‘我生于忧患，希望不要死于动荡’。

 

我们能否保持长治久安？看看大汉王朝前期遭遇过的惊涛骇浪，看看我们的一些条件，我时时感到鼓舞；看到某些言论和行为，我又感到信心受挫。不管如何，我们还是要尽力而为。哪里可能出问题？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如何解决？这都需要我们站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立场上、本着客观的精神去探索，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忠诚的具体体现。宁可满怀忧患防患于未然而生，不可浑浑噩噩坐等灾祸临头而死。毕竟，我们与有些人不同，他们早已把大部分资产转移到海外，手持N本外国护照，每日所思所想，不过是挖空心思设计新的劫掠方法而已，一旦出事，拍拍屁股，一飞了之，而我们绝大多数人要世世代代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死在中国。希望在临死之际，我们回顾一生，能够自豪地说：我们的国家闯过了其他国家所无法承受的考验，我们为此尽了自己的努力。

 

心有所感，把自己的一些文章和言论在此整理贴出，愿与有志者共勉。若能有所助益，则笔者幸甚。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放眼更广阔的时空背景，我逐渐进一步明确意识到，发展停滞、起飞夭折的风险之所以存在，之所以不容忽视，是因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本身便会不断产生新的内部矛盾，而国际竞争又会令外部有心人刻意凸显、放大、激化乃至凭空制造这些矛盾。毕竟，在冷酷的国际竞争中，要击败对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对手国内制造内乱，其次是扶植对手的竞争者以遏制对手成长，亲自出马直接与对手较量不过是最后选择。守成霸权要遏制新兴大国成长，更倾向于在对手国内制造内乱的办法，因为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其软硬实力优势，不战而屈人之兵。在2011年11月的总统竞选人电视辩论会上，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公开主张要借助中国网民来“扳倒中国”（take china down），实现美国经济复兴，就道破了这一策略的个中奥妙。某些关于西方国家和印度等奉行西式政体发展中国家“优越性”的荒唐说法流传甚广，李刚、钱云会、723温州动车事故等案后，非理性情绪一度大行其道，某些机构和个人更蓄意制造和传播荒诞不经的谣言，给非理性情绪推波助澜，事实、逻辑和知识则被弃若敝屣视若无睹，又让我们看到了上述策略得逞的风险。2010年12月钱云会案发生后，我有感于某些荒诞谣言之猖獗，查阅、计算后写下一篇用数据说话的博文《钱云会案件中寨桥村征地款7亿元之说当系谣言》，在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都获得数以万计的阅读点击量和大量转发，也招来了成千上万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逻辑可言的疯狂辱骂留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重申，稳定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稳定压倒一切。无论某些势力如何丑化“维稳”一词，即使他们制造动乱得逞而成功颠覆政权，中国未来要重新走上发展道路，也必须维护稳定。

 

虽然早在2000年第9期《国际贸易》杂志上，我就发表过关于印度经济的论文《励精图强——印度外向型软件业的成功和启示》，此后又应《上海证券报》等多家报刊邀约写过一些关于印度经济分析、评论的文章，但以前并未动过念头要以印度为题撰写专著。基于上述对国家发展逆转、内乱和崩溃风险的认识和数年来的积累，2010年4月6日的丹特瓦达（Dantewada）之战触动了我，我感到一股发自内心的战栗，数篇评论之后，意犹未尽，就决定以此为切入点写一篇比较详细的东西。起初写成的是一篇五六万字的论文《低烈度内战及其贫困和社会矛盾根源——政府军兵败揭破印度软肋》，在王小强先生主编的内部交流刊物《香港传真》全文刊发后仍然觉得意犹未尽，再加上一些友人对此文的称赞，便决定继续将此文修订、发展成一部完整的书稿。在写作过程中，先期在《中国金融》、《学术前沿》、《同舟共济》、《中国社会科学报》、《南风窗》等报刊发表了部分内容，2011年下半年以来印度和其它新兴市场经济连续数年动荡等事件证实了我对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宏观经济稳定性缺陷的分析，也激励我加快完成全书。2012年本来已经打算完稿，由于种种原因搁置了一段时间，又做了一些润色修订，直至2013年9月基本定稿。2013年初，由于知名学者华生一条微博透露王岐山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国内一时掀起《旧制度与大革命》热潮，也鼓舞了我进一步花大工夫润色修订这本书稿。

 

笔者本人对印度国家及其人民并无多少敌意，一向主张加强发展中印经贸合作，而且我不止一次在公开演讲和文章中判断今后十年印度经济增速对其南亚邻国的优势将进一步拉大，无意耗费时间精力去刻意丑化、抹黑印度形象，也相信印度与其它国家一样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长处，但印度优点、长处的成色如何？可行性如何？制约条件如何？我们对这些需要有客观全面的评判。最重要的是，但为收防患于未然之效，为避免我们重蹈覆辙，我们需要研究、汲取其它国家内部动荡的教训，特别是与我国情况相近国家的教训，需要摆事实、讲道理以打破某些势力极力推销的用谎言构建的模范样板，这就是笔者写作此书的最初动机所在。若有某些言语文字失之尖刻之处，还望印度人民理解。

 

如果说这本书我最初的写作动机是对动乱的忧虑，那么，随着思考研究的展开深入，以及与同期其它研究项目的触类旁通，我逐渐感到，这个题目实际上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意义，越来越把它放在整个新兴市场发展和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迁、中国改革和发展方向的背景上思考。中印两国面临的众多经济社会问题实际上也是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同面临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决定各国发展的方向、道路与业绩。在2012年为本单位所作课题《新兴市场十年发展及潜在危机对世界格局的冲击》中，我分析了新兴市场积累的严重经济和社会矛盾（其中很多就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出的研究结论），判断在未来10—20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高增长时期将走向结束，转而进入经济与社会震荡高风险期，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上升的势头将在相当程度上逆转。在当前和未来的经济社会问题考验下，这些年同等炙手可热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出现剧烈分化。在经济上，初级产品行情和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动将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发展态势的转折点。这一转折将决定未来十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前途命运，以及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此前60年我们的业绩可谓优秀，在这场已经启动的剧烈分化中，中国将交出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呢？我希望，这本书中的分析研究能为我们面对未来的新兴市场分化提供一点思想准备。

 

更重要的是，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某些流行西式理念和制度真的就应该是我们发展的方向？……我们永远要虚心学习他人的长处，但时至今日，中国要想持续“赶超”而不是“被赶超”，就必须更多地依靠自主创新取代技术引进，也必须超越“因为美国这样，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的思想窠臼，才能趟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周秦之际和近现代都是中国历史性的大转折，我的祖辈经历了秦末般的战乱，我的父母和我经历、见证了大汉初创时期般的艰苦奋斗和政治经济震动，希望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从“文景之治”步入汉武帝时代，奠定长期历史发展的根基，进入“昭宣之治”。

 

四、稳定的基础在于维护最大多数国民权益

 

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中国自己犯下大错，否则“赶超中国”就只能是印度的一厢情愿而不可能成为现实，这一点不因当前中国经济的某些波动而改变；反倒是从印度反政府武装发展壮大中折射出来的印度一系列致命社会问题，我们本来已经通过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予以消除了，并藉此奠定了国家工业化和赶超发达国家的基础，希望不要在塞进“改革”之类旗号的私货忽悠下倒退，以至于贻祸深远，不要为某些资本和其它分利集团的局部利益而牺牲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

 

对比反政府武装和非法私人武装林立的印度，我们应该明白我们目前享受的国内和平多么可贵；而我们享受的国内和平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我们无所作为就可以永久享受、挥霍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层国民既是国内局势稳定与否的关键，又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所服务的目标。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和忧患意识。我们要勇于改革，但我们同样要清醒地认识到改革进程中的潜在风险，防止改革非但没有消除社会矛盾，反而因被塞进私货而引爆社会矛盾。只有一个强有力而且“中性”的政府才能领导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沿着正确方向完成必要的改革，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升级。

 

一个潜在风险点是国企改革。为了保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国有资本必须有流动性，因为国民经济是不断发展的，昔日的支柱产业今天可能已经丧失这个地位，国有资本只有不断退出夕阳产业而转向前沿产业，才能保证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不顾一切以国企全面私有化为目的都是绝对不可取的，苏联解体后国企全面私有化的教训已经触目惊心，就是1990年代的中国国企重组和改革，虽然就整体而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造就了一大批在新世纪活力勃发的“新国企”，其相关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2009年7月18日，在“《环球时报》十周年国际论坛版十周年纪念暨中国舆论与世界变迁”研讨会上，我发言质疑“以私有化反危机”的主张（发言全文参见本章末附录三），认为正是在九十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中，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所占份额显著下降，且不说这样做的经济后果，在社会稳定方面也埋下了巨大隐患，因为这等于是消灭了原来已经存在的一个巨大中产阶层，而且他们的不少子女也因为家庭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同时政府又实施了教育产业化而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就丧失了在现行社会秩序下改变命运的机会。这样一个数以千万人口计的群体，他们因此会对社会和政府产生什么样的感情，可想而知。因此，我们经受不起原模原样再做一次九十年代末那样的事情。不到一周后，通钢事件爆发。难道建言者希望诱导政府站到大多数国民的敌对面、把大多数国民逼上梁山、同时还要放弃自己的执政基础太阿倒持？

 

在当前中国经济、财政收入增长减速而社会保障等项支出和减税需求上升的背景下，简单大面积把国企一卖了之从财政目的考虑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此时财政对国企的依赖性将有上升之势，需要通过提高国企上缴红利来保证政府有足够财力提供相应公共服务，同时还能总体减轻税负水平，以保持和增进经济活力。尽管大面积出售国企也能获得巨额财政收入，但这类一次性的“横财”通常会激励非投资性的、甚至是浪费性的支出，细水长流的国企税收和红利上缴收入更能得到精打细算的有效运用。在盲目追求主张希腊式社会福利的经济民粹主义压力相当显著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比国企改制潜在风险更大的是甚嚣尘上的土地流转。从整个世界来看，耕地是许多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的主要生活来源，甚至是唯一生活来源，与大资本进入相随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转移往往等于夺取相关农民的生活来源，发展中国家农民普遍缺乏地契进一步加剧了失地农民的补偿问题，大资本从事的大规模农业开发相应有可能在当地引起激烈社会争议，甚至演变为严重社会动乱。2008年，韩国大宇物流与马达加斯加政府签约，在该国租赁130万公顷土地（相当于半个比利时国土面积）从事农业开发，结果在马达加斯加引爆了大规模反政府暴乱，最终政权更迭。

 

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在转移农村劳动力方面拥有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开放环境下来自进口农产品的竞争压力也要求我们通过土地流转有秩序地适度提高农地经营集中度，某些地区和某些领域也完全具备大规模大农场经营的条件。尽管如此，全国普遍实施美式农业经营模式仍然不可想象，因为耕地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保障功能。老人和妇女留守农村，为外出增加现金收入的壮劳力提供了退路；在2008年末、2009年初的两千多万农民工返乡风潮中，这一点对经济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不可高估农民进城定居的潜力，由于城市生活成本过高，绝大多数农民工难以在目前他们奉献血汗的大城市立足定居，最终还是要到乡村（其中一部分乡村将逐步发展成为小城镇）落叶归根，耕地将长期发挥不可替代的社会保障替代品和社会稳定器功能。就算可以不考虑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为了让十家八家大资本能够占用农地多取得一点利润，难道我们就该逼迫千千万万家普通农户离开家园涌入城市在贫民窟中挣扎等死？

 

农村、农业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自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经连续10年制定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而人多地少决定了小农体系将是中国农村、农业长期不可改变的现实，预计2030年中国人口将稳定在15亿，届时中国城市化率即使达到70%，也仍将有4.5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即使18亿亩耕地的红线能够守住，彼时农村人均耕地规模也只有4亩，中国农村作为小农社会的基本性质仍然不会改变。而小农经济尽管有其不足，但在农村和农业大规模基础设施已经在毛泽东时代建设完成、工业化基础已经相当雄厚的情况下，在“集体所有，农户经营”的双层土地所有制度下，这一结构能够让农户以兼业方式参与工业化，分享其收益；以渐进方式加入城镇化，尽可能消除其副作用；因此有着显著的优越性。保持这一体系的稳定，相应也就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根基，土地流转制度设计不能动摇这一基础。然而，各路资本对农地“开发”巨额潜在收益虎视眈眈，“土地流转”实验在某些地区有失控之虞，正让这一根基面临遭受侵蚀的风险。

 

这些年来，打着形形色色旗号的收益私有化、成本社会化招数已经制造、激化了众多社会矛盾，而在土地问题上如果有人企图全面如法炮制，社会化的“成本”将是整个社会的天翻地覆。那种后果可能是某些人所期望的，但绝对违反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切身利益；假如实现了这种后果，即使目前期望如此者中也会有很多人幡然悔悟，恨不当初，却无法挽回。有些人目前极力主张不顾一切的土地流转乃至全面土地私有化，一旦这种做法引发了爆炸性的社会动荡，他们届时又会扯起“保护农民土地”之类旗号煽动动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愿主政者和掌握话语权力者思之，而投资者也不要指望牺牲整个地区、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能够换来可持续的投资收益。

 

五、一切中外对比皆须全面客观

 

要正确评估本国和其它国家的已有成绩和发展前景，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摆脱盲目崇尚和追随西方、对西方人云亦云的思想束缚，而这一弱点在中国社会堪称流行病，在某些知识分子身上暴露得尤其突出，把随声附和西方刻意向中国这个最大潜在竞争对手灌输的某些思想当做独立思考的表现，把人家的希望当作他们已经实现的现实。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高级知识分子以西方媒体报道来依据对中国政局、中国社会、中国经济大发议论，殊不知根据笔者本人与众多西方主流媒体打交道的亲身感受，不少西方大牌媒体驻华记者不谙汉语，对中国社会一无所知，在工作中不过是按照头脑中经历了多年灌输后既定的框框和上司的要求选择报道题目和视角，然后依赖中国助理具体联系办理；等到他们好不容易对中国社会有了一点了解，两三年的驻华年限已到，他们必须调走，新来的记者又要周而复始从头了解中国。如此反复，这些媒体对中国的了解永远难以深化提高。这种体制，与中国官方媒体驻外记者都必须通过严格的当地语言选拔考试相比，其缺陷显而易见。而一个大国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竟然要把某些近乎白丁者的说法奉为玉旨纶音，那就未免太可笑复可悲了。

 

与不自觉地陷入思想束缚相比，等而下之的是有意识的偏见。声称印度贫民窟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因此印度贫民窟居民享受的人权高于中国城镇小康之家，即使不考虑其立论基础本身便不符合事实，这类言论本质上也不过是“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有意识的偏见甚至会驱动当事人去蓄意造假，从对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历史的蓄意抹黑，到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谎言美化，一直到借2010年4月斯摩棱斯克空难而捏造波兰政府“节俭”、“民富国贫”的谎言，并据此对中国含沙射影，莫不如此。最让人好气又好笑的是，2010年11月，即恶评如潮的新德里英联邦运动会结束将近一个月之后，中国还有位有点名气的博客写手撰文声称“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广州亚运会至少落后印度英联邦运动会一百年”。

 

要正确评估本国和其它国家的已有成绩和发展前景，我们还需要提升自己的观察分析能力。中国和东亚经济体一度深陷银行不良资产泥淖，于是乎中国国内就有一些人附和西方彼时流行的说法，指责中国等东亚经济体拥有强大集中、动员国民储蓄能力的金融体制，赞美印度金融体系的高利润、低不良信贷。直到中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问题已经解决、市值和资产规模稳居世界前列的今天，这类说法仍不绝于耳。殊不知金融体系存在和发展的最大意义不在于金融体系本身，而在于为实体经济部门发展服务，为此，金融体系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必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失败，就如同科技创新一样。一个没有失败的科技体系必然是没有创新、因而也就没有多大存在意义的科技体系，印度金融体系曾经有过的高利润、低不良信贷靠的是高利贷和过度审慎的信贷政策，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部门发展的支持功能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废弃；而这样的金融体系，又有多大存在意义呢？

 

民国后期金融业和金融市场也曾颇为“繁荣”，私人银行职员工资超过新中国成立后市长、部长、局长的收入，但这种“繁荣”是建立在惊人的高利率之上的，其利率之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6月，银行年利率仍高达36%，以至于陈云希望把银行利率降低到抗战前水平，或者略高一点，即年息10%—15%，而民国金融业的这种“繁荣”给当时之中国造成了怎样的毁灭性后果，也是众所周知。“国家银行被救活了，人民却被毁了”——这段话描述的是1819年美国陷入经济危机时第二合众国银行（实际上的中央银行）所扮演的负面角色。当时深陷危机的美国经济迫切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新上任的第二合众国银行总裁兰登·切夫斯却拘泥于银行自身一时的资产质量，大力削减贷款，从而以加重贷款人负担为代价而改善了银行自己的状况。对比一下印度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发展，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印度相当一段时间的情况。与此同时，2010年10月爆发的印度微型贷款（microlending）危机，又表明西方和我们国内某些人对印度金融体系“高利润、低不良信贷”的褒扬至少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借他人的酒，浇自己的块垒；中印比较、中国与其它国家比较的话题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走红，重要原因是很多议论者借此寄托自己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期望。惟其如此，我们尤其要强调从中国独立自主的利益出发，本着维护绝大多数国民长期利益的立场，开展客观、全面的观察和思考，而不可坠入外部势力彀中，不能把自己的期望当作现实，更不可捏造。

 

（摘自梅新育：《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10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