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陈晋著《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本书从毛泽东诗词释读的全新角度来解读这位历史巨人的绝代风华，第一次由心灵深处的声音来探求毛泽东的内心世界，第一次由情感激越的文字来探寻他和现当代历史的互动关系。）

毛泽东一向不赞成对他的作品作统一的注解。

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郭沫若曾经问他：是否要出一本主席诗词的解释本？毛泽东回答：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

1964年，周世钊打算撰写评论文章，连写两封信向毛泽东请教对诗集中一些作品作何理解。

毛泽东回复：“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

1966年，在胡乔木主持下，一些人编了一本《毛主席诗词》的注释本，送到毛泽东那里，依然被否定了。

毛泽东的理由是: “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

然而，对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注解，诗人也并非全不在意。他曾经有过一次主动的注释。

1958年12月，在广州的小岛宾馆翻阅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时，毛泽东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

毛泽东为诗集中的12首作品写了说明性的批注。

这些注解当时没有公开，实际上成了诗人对自己的创作心境的“个人回忆”。

1973年7月，在中南海游泳池那间卧室兼书房里，毛泽东和来访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有过一次别有深意的对话——

杨振宁：“我读到主席的《长征》那首诗，很受鼓舞。”

毛泽东: “长征是我们同蒋介石作斗争，那首诗是我们长征快结束的时候写的。”

杨振宁: “毛主席的诗我都念了，起头不懂，看到注释后，懂得多一点。”

毛泽东: “有些注释不大对头。就像《诗经》，是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也不一样。百把年以后，对我们的这些诗都不懂了。”

这是诗人的谢幕词吗？或许是的。

这样的谢幕词，仿佛有点忧虑。

这种忧虑，不知是属于诗人的，还是政治家的？

倒是一个外国政治家，觉得自己读懂了毛泽东诗词。

两次和毛泽东见面都谈论过诗词的法国前总理富尔说——

“诗歌不仅仅是毛泽东生平中的一件轶事，我的确相信它是了解毛泽东的性格的关键之一。毛泽东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他不是一本书读到老的人。他在这些简短诗歌里表达的思想，不受教条词藻的束缚。他用简单的形式，表达深刻而生动的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也是世世代代都能够理解的。……这位革命者带着人道主义的气息。单是这点，就足以说明中国共产主义的某些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