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夏代信史的否定,除了没有共时性文字材料、甲骨卜辞没有记载夏外,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认为夏代是周人代商过程中,为了构建自己的合法性,杜撰而来。对于这一观点,朱凤瀚、张国硕、沈长云等学者已经辩驳。除了上述学者的分析,还可以根据清华简公布的几篇新材料,补《尚书》之不足,以论证夏不是周人杜撰的朝代。
清华简《四告》是四组告辞,其第一组告辞乃周公告皋陶,可与《立政》《吕刑》对读,乃周初文献。周公称颂皋陶事迹,谓“夏用配天”,明确指出皋陶是夏代之神。有学者指出,皋陶是东夷族人,周公被封于鲁,因此特意告祭皋陶,求得皋陶之配合。如果夏本不存在,周公何必给皋陶安上一个“夏用配天”的头衔?这岂不给皋陶在鲁地配合周人增加一个本不必要的门槛?而且,周人祈祷神灵,本是极为虔诚的事情,故意杜撰皋陶“夏用配天”之事,是对神灵的大不敬。这在逻辑上无法说通。
清华简《厚父》是逸《尚书》之一,文辞古奥,多有可以与商周金文和周初“书”篇对读之处,学者多认为《厚父》为早期文献。《厚父》记载非常丰富的夏代历史故事,如禹建夏邦,皋陶为夏启卿事、孔甲为哲王、节制饮酒等。其中,皋陶故事可与《四告》(一)皋陶“夏用配天”对读,说明皋陶为夏之卿事是周人(周公)、夏后裔(厚父)都熟知的历史故事,证明《厚父》所载夏之历史故事是西周时期共享的历史传说。这就说明,西周时期的人们并非仅仅知道“殷革夏命”,他们对夏的了解极为丰富,夏建立、发展、灭亡的历史故事已经存在。这种丰富的历史系统,不是周人凭借一己之力在短时间内能够建立的,需要有源远的形成历史。
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是殷高宗武丁对臣子傅说的命书,记载了武丁得傅说的过程以及对他的训诫。其中篇有“故我先王灭夏”之句,记载武丁述商汤灭夏事。《傅说之命》虽在传抄过程中受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影响,仍多有可以与《尚书·盘庚》和甲骨卜辞对读的地方。比如,李学勤指出上篇“我其杀之/我其已,勿杀”与殷墟卜辞格式一致,认为《傅说之命》包含了商代以下很难拟作的内涵,其价值可与《盘庚》相提并论。付强对比了《傅说之命》与宾组卜辞用例,认为清华简《傅说之命》的用词和用字习惯与商周时期的语言实录有非常多的相合之处,只有一小部分的润色与加工,基本上可以证明清华简《说命》确实为武丁时期的一篇实录。可见,《傅说之命》是较为可信的《商书》逸篇。《傅说之命》记载了商汤灭夏之事,说明此事在武丁时期已是极为重要的历史背景,不会晚到周代才被创造出来。
因此,无论是传世的《尚书》中诸可信文献,还是新出的清华简《四告》《厚父》《傅说之命》,皆可证明,夏代不仅不是周人杜撰的,而且早在晚商时期就已存在于商人的历史观念中。
(原题《20世纪以来“夏代怀疑论”驳议》,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
作者:王祁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来源:《历史评论》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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