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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云鹏：论中华文化的当代使命
点击：  作者：隋云鹏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发布时间:2020-12-31 09: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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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文化的当代使命是创造新的文化形态，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创造社会主义工业文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新的天人关系，引领文化全球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华文化的新形态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融合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优秀方面，世界各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也要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创造的社会主义工业文明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工业文明，是赋予人民新的文化生命、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工业文明。天人关系即天文与人文的关系，必须转变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天文与人文的关系是农业文明的核心，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是工业文明的核心。创造新的天人关系，必须赋予科学深厚的人文精神，赋予人民新的文化生命。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当今时代处于非常重要的历史方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开始进入全面全球化时代，并大体保持了和平稳定的发展态势，世界范围内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速，现代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在全球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强劲驱动下，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交锋与交融日益繁荣活跃，文化艺术、思想道德、意识形态趋同化与碎片化两极趋势并存，文化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从中华文化发展规律来看，中华文化仍然处于第三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传统文化的根基已经全面解体和没落，新的文化形态尚未完全形成。中华文化的当代使命是创造新的文化形态，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创造社会主义工业文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新的天人关系，引领文化全球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一  创造新的文化形态，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

 
清末民初，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华传统文化进入第三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冲击下，几千年来稳居世界巅峰的农业文明开始没落。时至今日，中华文化仍然处在大变局中，传统文化的根基已经全面解体，“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1]新的文化形态尚未完全形成，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三种文化传统（以下简称中、西、马）、文化资源、文化发展对立互动，构成当前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这一基本格局由来已久，“在‘五四’以来的百年中国思想史中，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就是中、西、马三种思想文化资源并存，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各拥有自己的资源优势，三大思潮形成了鼎足之势。它们之间既互相对立、互相竞争、互相论战，又互相渗透、互相吸摄、互相补充，有时针锋相对、势同水火，有时也有局部的一致、联盟的关系。这就是所谓‘三大思潮对立互动’”[2]。创造新的文化形态，必须彻底解决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只有彻底解决中、西、马的关系问题，才能为创造中华文化新形态扫除障碍，推动形成真正统一的文化形态，从而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深刻影响、引领带动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一百多年来，在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互动中，对立远大于互动。由于近现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国际国内反动势力的强大，中国革命进行的异常残酷，中、西、马三者间的敌视、隔阂、斗争异常激烈。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三者间的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意识形态斗争依然比较尖锐。虽然如此，这种有所缓和的时代背景，为解决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时代契机和外部环境。实际上，从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世界文化史的宏观视野看，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并非截然对立、不相往来、互相隔绝的独立个体。中华传统文化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来源之一，而空想社会主义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新发展，[3]例如，“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带动了世界变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4]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同时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的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优秀文化分别在历史上为中西方社会提供了文化支撑、精神指引和人文关怀，“迄今为止，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为生民立命有两个最为经典的体系：一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忠孝仁义礼智信廉耻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一个是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5]这样两个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予以批判的继承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华文化的新形态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融合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优秀方面，不仅如此，世界各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都要成为未来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承担起在新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向世界提供优秀文化的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

在与外来文化交流互鉴方面，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唐宋佛教中国化、明清天主教中国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应对处理意识形态冲突的历史经验，而且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不断涌现新的文化形态。中华传统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体系，同时，在与外来文化交流交锋交融的进程中，一直保持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天人合一理论[6]，“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所具有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7]。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保持主体性，是因为古代中国的主要科学——天文学和历法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因此，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东传中国后均被不同程度的纳入天人合一理论体系。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近代欧洲在天文学方面开始超越中国，哥白尼、布罗诺、开普勒、伽利略等欧洲天文学家相继开辟天文学新境界，引领数学、力学、物理学等近代科学全面进步，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工业社会的建立，天人合一理论在另一条道路上取得长足发展，“在欧洲，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为天人合一在科学时代的螺旋式上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科学基础，而天人合一在科学时代社会领域和思维领域的螺旋式上升，是由马克思最终完成的。……马克思通过‘革命的实践’，实现了科学时代天人合一的螺旋式上升：‘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8]20世纪以来，宇宙大爆炸理论、黑洞理论、平行宇宙理论、暗物质理论、暗能量理论、相对论、量子力学、混沌理论、分形几何学等科学取得一轮又一轮革命性突破，深空探索成为综合国力的象征，行星科学成为战略性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星联网进入实用阶段，地月空间经济区提上日程，太阳和月亮的光明已无法继续成为太空时代人类走向宇宙深处的追求和指针[9]。中华文化必须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推动中西方天人合一理论融合发展、综合创新，尤为重要的是推动心性之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育内心光明的个体生命，为人类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中确立安心立命之所。

实际上，每一历史时代的主要文化形态扎根于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基础，受制于每一历史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反映了对每一历史时代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发展最迅速的工业国和工业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新的文化形态已是现实的迫切需要。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10]根据中华文化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规律、文化全球化发展规律，从现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文化艺术、思想道德、意识形态以及第四次世界工业革命发展趋势看，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中华文化新形态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工业文明，中华文化新形态的核心是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中华文化新形态在中华文化的序列里可被称为道学，在这里，“道”是指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的序列里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自由学，自由不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成为最高文化信仰，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上也成为最高文化信仰。

道学之名，出现于《隋书·经籍志》《宋史·道学传序》等典籍，狭义可指道家文化，广义可指道学文化。南宋时期，道学又称为理学，狭义可指儒家的道德学问。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石，可指世界的本原、本体、规律、原理、规范等，如“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君子之道等。因此，在历史上，“道”既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又是道德的重要范畴，同时，又具有体用合一的本质、内涵、特征和优势。当前，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进程中，应当把“道”放在优先位置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代以来，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都是围绕“规律”展开的，恩格斯指出：“正如美国《科学》杂志已经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单个事实之间的重大联系方面的决定性进步，即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律，现在更多地是出在英国，而不像从前那样出在德国。”[11]同时，他突出了“一般规律”的哲学命题，如“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12]“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13]。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完全可以涵盖、指代“规律”，并具备“规律”所没有的人文精神。近代以前，各个民族、国家、地区都受各自独特的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制约，从而形成了各自独有的最高文化信仰，创造了各自独特的主要文化形态。近代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大工业的建立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取得了革命性、颠覆性的进步，并深刻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各个民族、国家、地区独特的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逐步被世界性的、全人类的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所支配、替代。因此，中华文化应深入把握世界文化发展大势，将规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中华文化新形态实质上是规律之学，在中华文化的序列里，可用道学称之。研究规律的目的是认识规律、利用规律，从受制于规律的必然王国进入驾驭规律的自由王国，实现人的真正的全面的自由，自由成为最高文化信仰，因此，中华文化新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的序列里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自由学。
 

二  创造社会主义工业文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华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农业文明，“考古资料显示，中国农业起源的过程经历了数千年之久，大约起始自距今一万年前，完成于距今五千年前后”。[14]在中国北方地区，“到距今5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时期），通过采集狩猎获取食物资源的必要性已微不足道，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生产终于取代采集狩猎成为仰韶文化的经济主体，至此中国北方地区正式进入了以农耕生产为主导经济的农业社会阶段。”[15]在中国南方地区，“至迟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完成了由采集狩猎向农业社会的转变”。[16]在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科学是天文学，这主要是为了制定历法以指导农时。因此在古代中国，农业、天文学、文化的起源大致是同时进行、密不可分的，从而形成了独特而经典的农业文明。随着中国正在推进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已经全面解体和没落，《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7]中华文化必须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转变，必须承担起为工业社会提供文化支撑、精神指引和人文关怀的历史使命与文化使命。

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近代欧洲天文学、数学、力学、物理学等科学的革命性飞跃，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先后兴起。西方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建造了前所未有的工业社会，全面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创造了新的人类文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然而，这种起源于西方的工业文明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18]虽然“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9]然而，“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20]不仅如此，“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1]这种剥削，“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22]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资产阶级哲学家、思想家们也观察到了这种社会现象，提出了人的“异化”的哲学命题，但是，他们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异化”的根源，不能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发展动力，无法与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找不到革命的依靠力量，只能在自己的哲学概念和体系中自我发展，“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 ‘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人’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就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一般化的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把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借助于这种从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他们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23]

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4]并指明了人类从异化中解放出来的方向和途径——共产主义革命：“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25]从而实现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26]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指出哲学的历史任务是与无产阶级相结合：“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27]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而这个“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28]同时，马克思进一步强调指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9]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30]

建立在压迫、剥削和两级分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不仅给个体生命带来了深重灾难，也给全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英、法、美、德、俄、日等资本主义大国，都毫无例外地走向了在本国工业革命的支撑下对内剥削压迫、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为了夺取原料产地、世界市场，它们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并最终演变成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了浩劫。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诞生，并不断发展壮大。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在马克思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31]这是中华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创造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根本原因。中华文化创造的社会主义工业文明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工业文明，是赋予人民新的文化生命、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工业文明。因此，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必须深入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科学的关系、人与工业的关系。“现代文化的本质是工业社会的文化，现代文明的本质是工业文明。为工业社会提供文化支撑、精神指引和人文关怀是文化现代化的充要条件与必经阶段。”[32]，创造社会主义工业文明，也是文化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工业文明的本质规定。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断开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新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关注中国，对中华民族、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寄予殷切期望，同时，他们指出：“当然，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33]中国社会主义不仅遵循着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有着不同于欧洲社会主义的特殊发展规律，这使它面对人类社会发展大势，具备更强的适应能力和调整能力，取得了巨大成功，“实践证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保障我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34]中华文化是这一特殊发展规律的重要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经过了长期实践检验”。[35]同时，中华文化在创造社会主义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也遵循着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36]列宁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期待则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显得更为迫切：“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37]他针对建立中国社会主义文明，进一步强调指出：“为了保证我们能存在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同东方那样落后的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的时候，这个大多数必须能赶得上建立文明”。[38]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工业化已取得重大成就，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取得这一奇迹的根本原因是坚持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确保了社会大转型期、大转折期、大发展期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新中国70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39]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初步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不断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走出了一条新路。
 

三  创造新的天人关系，引领文化全球化

 
天人关系或与其同等概念的人神关系、人鬼关系、死生关系、心物关系是一切文化、思想、哲学、宗教的核心，关乎个体生命和人类社会的文化信仰、精神指引、人文关怀、心灵温润。中华传统文化起源于天文观察和处理天人关系的实践，在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中，逐步形成了天人合一理论，“在天人合一理论的发展和指导下，中国先民创造了上古时期辉煌绚丽的文化、思想和制度。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但都毫无例外地继承和发展了天人合一的灿烂文化，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并强力辐射周边，推动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发展格局，成为中华文化、思想、制度的共同源头”。[40]考古学证据显示，距今5500-5300年，“各地区都相继迎来文明曙光，且不同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存在着远距离的信息交流，形成了一个最早的中华文化圈”[41]，因此，炎黄作为这一时代的符号，绝非部落联盟首领，而的确为“帝”——中央邦国最高领导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认为“在有黄帝传说之地”——距今6000年到5500年的河南西部三门峡市灵宝铸鼎原遗址群“出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大型高等级聚落密集分布的情况，十分耐人寻味”。[42]所以，《史记·五帝本纪》有着坚实的考古学基础和历史背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绝非虚妄之作。天人合一理论在五帝之一的颛顼帝时代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转折，即“绝地天通”，至少从这时起，神权开始从属于王权，中华文化开始结束满天星斗的局面，出现了较为统一的文化形态，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国家的形成尤其是“最早中国”的出现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在相当于尧舜禹的时期，这种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地表现在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根、主源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43]这种文化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农业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天文学的发达，在此基础上，中国先民开始从受制于自然发展的一般规律中解放出来，人类面对天、神、自然界取得了重大胜利，从而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非宗教化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世俗化基础。

这一转折是中华文化第一次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社会影响深远，也对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影响深远。到了距今4300-3900年，大约相当于尧舜禹时期的陶寺文化，天文历法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出现了“世界上能够确认的年代最早的观象台”[44]，最早的中国已经形成，中国先民对天人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中华传统文化成熟地确立了个体生命的人生意义在人世而不是天国、在世俗世界而不是宗教世界的立场，把天、天国、宗教世界同一于它的世俗基础；标志着中华传统文化此时已经成熟的解决了‘上帝死了’的哲学命题，发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45]这一文化传统即使在巫覡势力强大的商代也未发生动摇，祭祀与占卜只是商王的统治手段之一，商代依然是世俗化社会而非宗教社会，“早期史料显示，巫史构成了上古社会特有的知识集团，因而拥有与神灵沟通的神秘权力。而王作为群巫之长，具有着政教合一的领袖的特殊身份，这个事实至少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依然反映得相当清楚。巫的主要作用在于传达神人的意旨。而王既为巫主，又为人主，因而作为王臣的巫，其交通神人的祷祈活动其实也就体现为上达王意与降传神旨的行为。如殷人占卜，其最终审断皆决于王意，而贞人命龟不过传达王意而已”。[46]由此，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华文化的早熟：自孔子始的诸子百家学说均为理性学说，中国社会为不依赖上帝而存在的世俗社会。

中华传统文化的早熟或者说理性，有着坚实的古代科学基础。现代天文学充分证明，中国古代发达的天文学和历法并不是先民们臆造出来的，而是经过长期观察计算出来的。例如，中国传统社会对木星运行规律十分了解，发明了大约十二年为一周期的岁星纪年法：“岁在星纪，而淫於玄枵。”（《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国语·周语·景王问钟律于伶州鸠》记载的“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以及利簋铭文记载的“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47]甚至提供了商周断代的重要天文星象依据。今天科学已经证明，木星确实对地球的气候和生命形式有着规律性的影响，而且这一规律是最守时的天文规律之一[48]。不仅是古代的天文历法，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天人合一理论也被证明存在着真正的科学基础和内在联系：组成生命的各种元素都来源于宇宙，几乎所有生命的食物都来源于阳光，生命的成长受到宇宙法则的限制，细胞的动力来自于远古恒星死亡的能量，“天人合一、万物同一、齐物、道化万物、众生平等等，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所有生命之间以及它们与整个自然界之间，通过细胞、能量、元素进行着转换轮回和重新组合。生命不仅来源于宇宙，根本就是宇宙的一部分”。[49]

由此可见，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离开了科学的人文必将成为无源之水，离开了人文的科学必将成为脱缰之马。当前，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依旧在旧学的范畴和范围内研究，而没有与新科技革命对接。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新科技革命风起云涌，一大批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科学和技术，如互联网、超级计算、5G、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区块链等，得以大规模研究、普及和应用，已经或将极大的影响人类的思维、心理和精神世界。中华文化应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重视科学的优良传统，对人文与科学的关系深入思考、积极回应、正确解答，为工业社会提供文化支撑、精神指引和人文关怀。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一一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50]因此，应切实加强对文化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相互关系的研究，将文化学设立为学科门或者将文学门更名为文化学门，也可在文学门下设立文化学一级学科，作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深化对文化发展一般规律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华文化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规律、文化全球化发展规律的研究，创立文化学尤其是中华文化学、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学、马克思主义文化学、世界文化学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天人关系即天文与人文的关系，必须转变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当然，天文也是科学，而且是最初的科学。这种转变是万年未有之大转变，也是万年未有之大继承。天文与人文的关系是农业文明的核心，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是工业文明的核心。在科学和工业的支撑下，历史已经推进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时代，个体生命、人类社会已经无法继续躲藏在天、神、上帝的羽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唯物主义传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新形态在引领文化全球化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当前，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哲学、宗教异彩纷呈、纷繁复杂，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应当坚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原则。然而，从人类社会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宏观视野看，“在现代生产力充分发展、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上帝’‘自我意识’‘幽灵’‘怪影’‘怪想’‘枷锁’‘最高存在物’‘概念’‘唯一者’‘实体’‘人的本质’‘高深莫测的创造物’‘造物主’‘绝对观念’‘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都将因失去它们赖以存在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物质基础而归于消灭”。[51]因此，人只能依靠人本身，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同时，由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汹涌而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显得更为迫切。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人工智能引领着大数据、超级计算、5G、区块链、虚拟现实、脑科学等先进科技，势必重构整个世界，冲击现有文化传统。人工智能不断升级的认知、情感、伦理、治理、交互以及自我意识水平等，将不断对人类的驾驭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场智能革命中，人与人工智能之间也会出现“天人关系”，人类的生产工具将第一次与人类产生智能交流，人类将成为人工智能的天、神、上帝，人类的面貌将决定着人工智能的面貌，从而最终决定着人类社会自己的面貌。

创造新的天人关系，引领文化全球化，关键是抢占世界科技发展制高点。从近代以来工业革命发展规律看，一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分工决定着其经济分工，进而决定着其文化分工。每一次重大科学技术进步，都会推动人类社会主要经济形态发生颠覆性变革，从而根本性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进而改变文化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交流方式。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文化发展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是由其科技主导地位决定的，同时，它们面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丝毫没有松懈。2019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的第13859号行政命令。为此，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人工智能问题特别委员会、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国防部创新委员会纷纷出台相关计划措施，加强人工智能研究和产业发展。德国于2018年先后出台《高科技战略2025》《联邦政府人工智能战略》，2019年发布《联邦政府区块链战略》《国家继续教育战略》，启动“量子网络”资助倡议。可以预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鸿沟将进一步扩大，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分工、经济分工、文化分工将进一步两极分化，因此，人类亟需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新型全球科技发展秩序、经济治理秩序，进而构建世界文化发展新格局。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8，第172页。
[2]《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第2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7页。
[3]《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第2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124页。
[4]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求是》2019年第9期。
[5] 隋云鹏：《天人之际新阶段——科学视野下的天人合一与文化复兴》，《人文天下》2017年第11期。
[6] 隋云鹏：《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中国文化报》2019年4月24日。
[7]冯时：《探寻中华文明核心内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15日。
[8]隋云鹏：《天下归仁与科学时代的文化信仰》，《人文天下》2018年第19期。
[9] 隋云鹏：《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中国文化报》2019年4月24日。
[1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4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1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0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02页。
[14] 赵志军：《中国农业起源研究的新思考和新发现》，《光明日报》2019年8月5日。
[15] 赵志军：《中国农业起源研究的新思考和新发现》，《光明日报》2019年8月5日。
[16] 赵志军：《中国农业起源研究的新思考和新发现》，《光明日报》2019年8月5日。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82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873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82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6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4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5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7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页。
[30]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第8页。
[3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第8页。
[32]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第2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126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8，第134页。
[34]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求是》2019年第23期。
[35] 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求是》2019年第23期。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97页。
[37]《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378页。
[38]《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379页。
[39]《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9，第35页。
[40] 隋云鹏：《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中国文化报》2019年4月24日。
[41]王巍：《新中国70年考古学回顾与思考》，《光明日报》2019年8月19日。
[42]王巍：《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求是》2020年第2期。
[43] 王巍：《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求是》2020年第2期。
[44]王巍：《新中国70年考古学回顾与思考》，《光明日报》2019年8月19日。
[45] 隋云鹏：《天下归仁与科学时代的文化信仰》，《人文天下》2018年第19期。
[46] 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第420页。
[47]周晓陆、刘次沅：《武王伐纣相关文献再检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48]《研究发现木星金星引力影响地球气候》，《参考消息》2018年5月10日。
[49]隋云鹏：《天人之际新阶段—科学视野下的天人合一与文化复兴》，《人文天下》2017年第11期。
[5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02页。
[51]《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第2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第112页。
 
（作者系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是中华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刊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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