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不少中国人只关心民族复兴，却不太关心中国如何找到方案，带领世界走向更高的文明形态，这其实是很不够的。当年，带领中国人民解决了百年民族救亡问题的，是最终目标解放全人类的政治组织，那些打着民族主义旗帜解决民族救亡的，都没有成功。中华民族要实现含金量足够的复兴，依然要解答人类未来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且，这不是选修课，而是必修课。我们未来的目标也不能仅限于一个抽象的“星辰大海”，还需要勾勒出更为具体的未来社会图景，而且，我们还要率先实践，给世界打一个样板。
一、光用民族主义，想象力不太够了
一是民族主义只关注本民族如何强盛的问题。虽然凭借民族主义，我们也能到达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根据历史经验，这样的登顶不一定能长久。中国古代有一个历史周期律，西方近代之后从西班牙、荷兰、英国到美国，各领风骚的时间也没有太久。因为总有一种来自内部的力量，导致快速由盛转衰。是什么导致这种现象出现？才能找到方法，让我们的复兴不是骤然而逝，让我们的辉煌不是昙花一现。历史周期律的最本质的原因就是社会财富分配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农业社会的王朝末期，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财富高度集中，底层老百姓活不下去了，社会就像火药桶，一点就着。然后王朝更替，通过最残酷的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开始下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到了工业社会，从英国到美国，一方面是资本越来越集中，财富分配越来越悬殊，导致市场狭窄，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危机周期性出现，另一方面是资本找到了不组织生产就能占有更多财富的金融游戏规则，经济脱实向虚，制造业能力下降，科技实力也随之衰退。原来的世界霸主衰落，交出霸权。这里需要多说几句。农业社会其实也存在脱实向虚的问题，所以中国的历代王朝都特别重视农业，并抑制商业，士农工商的序列中，农民的地位是排在商人前面的。所以，脱实向虚的问题不如土地兼并引起的后果更为严重。西方是从商业社会进入工业时代，对商业没有这种限制，反而鼓励，所以，在世界霸权的更替原因当中，经济空心化的影响甚至还要快于财富集中。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由美国取代之后，英军的战斗力就开始下滑了，从布尔战争一路下滑到二战结束，二战期间英国为了获得美国提供的军事和战略物资，不得不出卖岛屿作为对价。美国失去“世界工厂”地位之后，美军的战斗力也步入下滑轨迹。现在的美军在中东被伊斯兰的抵抗武装袭击，多数时候只是叫唤几声，连像样的反击都没有。中国的历史周律律，本质上是受制于农业时代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加自由放任。大英帝国和美帝国，作为旧殖民时代与新殖民时代的世界霸主，兴衰周期，我们也可以看作是另一种历史周期律，受制于工业时代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加自由放任。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时代的私有制，都会产生我们说的那两个问题：生产资料集中+脱实向虚。其他问题基本都是由这两个问题衍生出来的。二是中国如果不能为人类发展找到未来的出路，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界意义就要大打折扣，在世界上的认同感就要下降，实现复兴的阻力就要增加，维持复兴成果的代价就会加大。有一些民族主义者崇尚中华帝国主义，希望中国强大起来取代昔日的西方列强。在货币方面，希望人民币取代美元的地位。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期待，主要是中国超过美国，或者成为美国，反对西方霸权的目的是中国成为新的帝国。这些人当然也是很爱国的，但还是被民族主义限制了想象力，所以对未来设立的目标没有超出恢复汉唐雄风，或者远迈汉唐这个高度，不太关心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什么更大的意义和更高的价值。中华民族复兴只有具有公认的世界意义，中国找到具有普适性的发展模式，中国的思想文化能够持续对外输出，才能当得起“伟大”二字。这就看中国能否找到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和制度模式，解决西方近代文明无法解决的问题，突破西方近代文明的天花板。
二、要解决西方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需要突破和超越民族主义
西方主导的近代文明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他们的天花板到底是什么？西方列强发展到现在，对外以国家作为组织形式进行掠夺的本性始终不改，对内以资本为组织形式掠夺下层的本性也未曾改变。因为社会主义来过，才广泛建立的社会福利体系，现在因为财政的入不敷出，越来越难以为继。自由市场让强者对弱者的抢劫看上去既“合法”又“合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的内部，都呈现为一极是富裕的积累，另一极是贫穷的积累；社会一边是金字塔接近顶端的人欲望永远无极限，对金钱的贪婪永不停歇，另一边是金字塔低端低欲望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因为看不到上升的通道，索性就选择了躺平，只为活着，活一天算一天。在西方主导的文明框架里，人类在科技和生产力方面，已经有一部分人，进入现代社会；但在社会运行的规则方面，人类的整体还停留在前现代，还在野蛮“丛林”中转圈。人们在这个秩序中无法找到足够的安全感，处于无休止的焦虑当中，有的人因为得不到想要的“成功”而焦虑，有的人怕得到的“成功”又失去，也在焦虑。没有多少人能够真心轻松快乐地活着，有太多人只是处于生存状态，看不到希望，预期悲观。这就是西方现代文明体系的普遍场景。不用说那些已经永远处于发展中状态的国家，就是发达国家，无论是离我们较远的美欧，还是距离我们很近的日韩，这种现象同样很普遍。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西方文明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越来越大，大到无法阻止国家衰落的程度。“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概念是不是很熟悉，又内心排斥了很久，以为这都是应该束之高阁的老古董？很多人就是这么认为的。舆论战对手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把我们用来分析社会特别好用的话语体系和分析范式给妖魔化了。现在一谈马克思就被认为是老土，伪自由派开口不来几句亚当斯密、哈耶克的话，会被认为没水平。一些民族主义者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小心翼翼地避开马克思。我们初高中政治课学到的，经常被认为无用且乏味的，很多都是被凝缩到极致的观察和分析工具，有利于我们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而不只是在现象层面兜圈子。自从马克思的话语被妖魔化，人类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是严重下降的而且，对马克思越排斥，对哈耶克之流越迷恋，思维能力就越弱，他们的“独立思考”很多时候仅限于盲从西方。西方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这本来是西方文明变革重生的一次机会，但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斥，让他们失去了一次挽救西方文明的历史机遇。而我们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伟大如教员，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一生都坚持和倡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身体力行，到晚年还在读马列原著。
中国能够从近代史上令人绝望的低谷中走出来，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民族救亡和民族独立任务，还实现了另一个看似不可能实现的国家工业化，中间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是在各种试错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在各种思潮里面，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之后，不管中国的对手有多强大，形势多么险恶，中国始终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究其原因， 是我们借此，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路线。伟人曾说过一句话：“方向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方向路线正确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但是方向错了，再多的人、再多的枪，最后也无济于事。”这句话用来分析苏联从诞生到崛起，再到解体之间的原因，特别有效。毛主席如此千年一遇的伟大人物都认同的理论，我们后来人反而不认同，这不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吗？当然，多数人还是被舆论战影响了认知。现在的西方就是在排斥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走向无法阻止的衰落。排斥的结果就是找不对方向，受制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无法突破天花板。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已经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生产力水平不知道提高了多少倍，但生产关系却还基本停留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状态。我们要解决西方不能解决的问题，突破西方不能突破的发展天花板，就需要解决生产关系的变革远远滞后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激化的矛盾。我们不但要在新的科技和工业革命中，争得先机和有利位置，弥补我们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没有成为先发国家的遗憾，还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问题上找到解决的方案。西方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日，已经在新的科技和工业革命的竞争中落伍了，在这方面，我们真正的对手只剩下美国一家而已。但美国即便是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方面取得领先，他们也会因为人工智能对劳动者的广泛替代，而产生无法解决的就业问题，导致生产关系无法适用新的生产力，会出现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这方面具体的分析见《百变变局最大的考验，今天一次性说清楚》一文，此处不再赘述。
总之，无论如何，已经无法再用西方的那套体系，承接更高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严重不适用的问题不解决，不但无法说明我们对西方文明有明显的超越，而且，西方文明遇到的天花板，也会成为我们发展的障碍。
（未完待续；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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