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时节，万象更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呈现出勃勃生机。2015年4月17日至19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中国诸子学会主办的第二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海内外的120余名诸子学专家学者齐聚申城，围绕“新子学”理念，就诸子国家治理思想展开深入探讨，并对其现代价值做出正面阐述。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陈鼓应先生在开幕式发言中指出，在继承中华文化传统过程中，方勇教授所倡导的“新子学”立足于诸子学的当代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先秦诸子对人世的深切关怀和对理想世界的构想，是中国哲学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之处。“新子学”继承传统，立足当代，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作为颇具影响的道家思想研究专家，陈先生还提到儒道之间要相互补充。他认为，儒家和道家在很多方面有着相近的观点，道家也具有人文精神，提倡人文的自然、境界的自然。在伦理问题上，儒家讲的尊尊亲亲自有其合理处，长辈谈起小辈油然而生爱护之情，小辈见到长辈油然而生敬重之情，这都非常宝贵。老庄并非不讲伦理，老子讲忠信，庄子对孔子孝的思想也有继承和发展，讲到“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这是庄子式的世界主义情怀。陈先生认为，在当代的世界格局下，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具有重要意义，要更重视家庭伦理和民族文化传统。

 

　　本次大会深入讨论了“新子学”的哲学原理和发展机制，闽南师范大学汤漳平教授在《再论“新子学”与中华文化之重构》中指出，子学复兴是时代的选择，在提升国家软实力上具有重要意义。“新子学”的构想，适时地提供了重构中华文化的新思路。河北工业大学李洪卫研究员认为，儒学在礼崩乐坏时代是社会的一服良药，有大用。不过，儒学如果不能调低自己的节奏和坚持学在民间，则必然会在获得权力之后走向僵化与宰制，这是中国历史经验和世界不同民族宗教学说的共同教训。儒学的一阳来复之日也是它的多元分化之时，这种分化本身须要诸子学的渗透乃至洗涤。由此，“新子学”乃是一种必要的均衡性和疏解性的力量。上海财经大学玄华讲师在《新子学的儒家》一文中讨论了“新子学”视域中的儒家定位问题，这是对“新子学”内涵中关键问题的深入探讨，他指出要把握传统文化多向性、多元性和整体性的特点，儒家不要陷入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自我独尊、一门独大的心态，而要在当代世界文化中超出旧有设定，承认多元多样的思想世界和生存世界。北京师范大学曾建华博士在《“新子学”的当代境遇与未来使命》一文中指出，“新子学”的宗旨在于以学术的“返本开新”和多元发展为基本模式，以开放、合作的姿态，直面时代问题，共同建构一个产生于中国文化之中，又保持着开放形态的知识体系。这一要求对于当代知识者的身份归属、话语权、价值重构都形成巨大挑战，进而要求一种道不畏杂、不斥异端、多元开放的建构之路。

 

　　在“新子学”的发展问题上，韩国圆光大学校姜声调助教授在《在韩国如何推广“新子学”》为题的发言中介绍了“新子学”在韩国的影响。他指出，韩国学者已开始研究“新子学”，新的学术体系已经起步。他还就“新子学”的推广方法提出建议。台湾屏东教育大学简光明教授在《在台湾推动“新子学”研究的策略》为题的发言中介绍了“新子学”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影响，讨论了经学与子学的关系、研究人力与研究风气等问题。两位学者着重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推进“新子学”在海外的发展，这是当代诸子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深入探索。

 

 

　　“新子学”的发展不仅是理念的提出，也体现在研究领域的实际推进上。本次大会的一个亮点是诸子国家治理思想的讨论，共有16位学者撰写了诸子政治思想的论文，形成了诸子学在政治治理领域的一个突破。复旦大学白彤东教授就政治儒学的定位展开讨论。他在《子学还是经学——对政治儒学复兴之路的一些思考》为题的发言中，论述了儒学作为普遍价值的意义，指出其在发展路径上，走今文经学的路是有问题的，应该调整到子学路径。所谓子学路径不是无立场的多元的子学，而是站在儒家立场上的诸子竞争。其论证的方式不是“因为你们不是儒家、不遵经，所以错了”，而是“因为好，所以要接受”。当代是一个放大的诸子时代，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更开放、从而也是更强的、更“正统”的子学方法，走一条经学与“史学”之间的中道。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徐儒宗研究员在《儒家的民本思想与民主意识》一文中讨论了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与蕴含其中的民主观念，他就民为邦本的仁学价值本体论、儒家倡导人格平等和人格独立、民贵君轻与立君为民、君权合法取决于民心、君民平等与君尊民卑相统一，分别作了细致分析，指出儒家虽然没有创建一套民主制度，但是儒家有民主思想的某些因素。儒家也希望通过政治实践把这种民主精神表现出来。他还就儒家民本思想在近代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作了讨论，如革命思想，天下为公的观念，自由民权学说借助儒家思想中的进步学说逐渐传播开来。

 

　　华东师范大学刘思禾博士后在《政治伦理抑或国家伦理——儒家伦理思想现代转型的一个理论探索》一文中，讨论了儒家思想在现代语境中转化为一种精英政治伦理的可能性。他认为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政治伦理，主要是规范政治精英的政治行为和国家运作的。我们可以在现代修正的前提下，给予儒家伦理一个新的形态。由此，他提出儒家政治伦理六条原则：政治系统运作要符合伦理准则、政治精英要承担政治责任、对政治精英要有严格的伦理约束、政府责任与国家信用、政治目的的实现在于民众认同、国际间责任。复旦大学李若晖教授在《老学与中国德性政治史论纲》一文中，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和历史发展的维度分析道家政治思想。他认为，政治与道德的结合为德性政治。德性政治包含四个层次，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社会形态。政治制度设计的哲学导向，构成了一定人群的基本行为模式，并最终指向德性之养成。中国德性政治以老子为始，老子以血缘之亲来重建社会，回归人的自然性，其后有黄老——法家德性政治，其与儒学德性政治最终合流为玄学德性政治，为外王提供了心性修养之内圣。后期则有理学德性政治之成熟，其仍有赖于老学为之提供术德，理学德性政治才得以具备行动能力。李教授最后论及重建中华德性政治的必要性。

 

　　香港浸会大学黄蕉风博士在《告别路径依赖，建构大乘墨学》一文中集中讨论了墨学在当代发展的可能性，认为墨学发展是“新子学”的重要部分，墨学智慧需要摆脱旧有思路，向更深层次的义理转进，其目的就是建构公共场域内公共议题的现代化墨学。黄博士认为墨学大乘化有其自身的优势，具备内在资源以回应普世文化的宏大命题，并给出回应方案和解决策略。表现在其能够对接全球伦理，能够参与宗教对话，能够充实国学体系。他认为，墨学的“大乘化”或曰“大乘墨学”可视为一种类似“比较神学”，大乘墨学有自信进入公共场域，建构一套脱离儒家言说传统的墨家叙事方法。温州大学程水龙教授则着眼于诸子家训文献的整理，他在《诸子“家训类”文献与和谐的法治社会》一文中指出家训类文献在当代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家训为维护封建社会家族的稳定、团结发挥过重要作用，对家风、世风的良性发展影响很大，具有相当的诫勉功效。家训中所蕴藏的理性道德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诸多吻合之处。这些研究充分显示了诸子国家治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与会学者还深入诸子思想的学术谱系，发掘其治国理念的历史脉络。华东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在《儒学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分别就儒学核心价值观的结构与制度化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在汉代以后儒家是主导的意识形态，其核心价值观由此就成了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而儒家核心价值观就是至今人们还在说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实际上是区分为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华侨大学杨少涵副教授就儒家政治哲学在古代的发展展开讨论，其在《从中庸“政犹蒲卢”郑朱注之歧义看儒家政治哲学的两种路向》一文中，通过精致的文本分析，指出《中庸》“政犹蒲卢”一语中“蒲卢”的解释，郑玄持蜾蠃说，引申为万民需要教化而成为己民，而朱子则持蒲苇说，引申为立政治民如土壤中种树，成长自然迅速。在这二者背后存在对政治的不同认识，郑玄强调政治的根本是师法与礼义教化，而朱子强调政治的根本是依据仁的内在善良德性成德成善，这分别代表了儒家政治哲学的外在进路和内在进路。台湾政治大学詹康副教授在《从韩非的臣道论君权稳定》一文中就韩非的君臣关系展开讨论，指出韩非思想内部的矛盾。一般认为韩非是维护君权独尊的，但是作者从一些未受重视的材料来分析，指出韩非并不主于维护君主，从大臣的角度来看，君主能辅佐则辅佐，不能辅佐则取而代之。詹教授细致分析了后稷、皋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旦、百里奚、郭偃、华登、范蠡、吴起、商鞅诸人的出处进退，指出他们欠缺忠君观念，其佼佼者能够覆灭王朝、推翻或者罢黜君主，韩非对这些人并不否定，而是认为如果缺乏明君在上，这些人辅助另外的明主取而代之是可取的。这对我们理解法家有非常大的启示。

 

　　上海师范大学蔡志栋副教授在《儒家式和道家式：“新子学”政治自由论的两种建构路向——以康有为和严复为中心》一文中，梳理了近代儒家道家两个面相上的政治思路，他认为康有为从儒家的角度诠释政治权利的古典根源，揭示了自主之权和先秦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权利理解为“名分”，又将之误解为利益，大加挞伐。而严复则将杨朱和庄周等同起来，将“在宥”解读为自由，将老子诠释为民主之道，成为了道家自由主义的滥觞。康、严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新子学”诠释政治自由的儒家式和道家式两种典型路向。蔡教授还就当代道家发展与定位问题和陈鼓应先生展开积极对话。总的来看，此次会议在诸子政治学方面打开局面，初步显示了诸子政治研究的重要性，为今后的诸子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方向，可以说是“新子学”在研究领域的一个实际推进，是本次大会重要的成果。

 

　　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教授在大会闭幕式上指出，继承和发展多元的民族文化是“新子学”的基本观点，我们这个时代尤其要尊重民族文化。古人讲亡国不可怕，亡天下是最可怕的，因为历史和文化都灭掉了。“新子学”反对任何形态的新经学化，认为经学化下的多元不是真正的多元，“新子学”就是要提倡真正的多元精神。在“新子学”的发展问题上，方勇认为，把诸子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作为中国思想的内在脉络来把握，这就要求研究者突破学科限制，拓展研究领域，强化研究深度。诸子治国思想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需要继续探索下去。诸子学是应世而发的学问，当代的诸子学研究要深入开掘中国早期的国家治理思想，不能无病呻吟，也不能坐而论道。他认为，不同的研究方向构成诸子学研究的良好布局，全面呈现了诸子学的面貌。不同领域研究者之间要良性沟通，人员构成需要合理化，从而形成一个成熟稳定的研究团体。方勇还指出，“新子学”要抓住时代脉搏，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诸子学的发展，要适应时代，也要努力影响和引导时代。在这一过程中，诸子学界的学者和出版界、新闻界的同仁有责任把传统文化经典中的内涵讲清楚，传播开来，从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搭建桥梁，真正让诸子学走进时代。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15-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