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作人类文明的核心，以生态学规律为生态文明的基础，以工业文明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将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后工业文明的独立文明形态，这构成了传统生态文明观的认识误区。基于马克思主义视阈的理论反思可以看到，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核心任务是使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根本途径是超越以赢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工业文明。这种新生态文明观所实现的反思超越为生态文明的良性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

 

　　历史步入21世纪，当我们在赞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的巨大文明进步的同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生态危机问题也日益得到国内思想理论界的关注和思考，生态文明逐渐成为近年来政治、经济、管理等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当前，一种流行的生态文明观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在反思现代工业文明模式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对立的矛盾基础上，以生态学规律为基础，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从物质、制度、精神观念三个层面进行改善，以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1）

　　在这种传统生态文明观的视阈下，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文明的核心，生态文明的基础是生态学规律，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则是一种后工业文明。一言以蔽之，生态文明被认作是必然替代工业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当今人类社会被认为正处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阶段。在这种生态文明观的影响下，一些人倒向了对工业文明的全盘否定，倒向了对自然力的盲目崇拜，种种妄想回归田园生活的怀旧情绪开始发酵升温。对此，为了使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新理念得到科学的落实与践行，当前亟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全面剖析传统生态文明观，积极构建科学的生态文明观。

　　 误区之一：人类文明的核心任务不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传统生态文明观认为，人类文明依次历经史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发展历程，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文明的核心任务。（2）持这种观点的基本依据是，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文明进步的前提和基础，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因此，从人类敬畏自然——人类改造与征服自然——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与自然关系发展历程，决定了人类文明必然依次经历史前文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历史进程。毋庸置疑，这种观点具有合理之处，它突破了自然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片面性，科学认识到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贯穿了自然界与人类的双向互动关系。

　　但是，这种观点存在的认识误区也很明显：一是，把自然环境作为人类文明史的决定性因素。思想史上，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直到近代的孟德斯鸠、马尔萨斯等人认为地理环境决定历史发展，这类观点过分夸大自然环境的作用力，而忽视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能动性，因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唯物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决定性力量。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承认自然环境、人口因素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有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3）。但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并非“自然界对人的恩赐”（4），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要通过生产方式这一决定性因素而体现。显然易见，把自然环境当作人类文明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颠倒了内外因的地位和作用，因而是不科学的。

　　二是，把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运动当作影响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原因。唯物辩证法启示我们，决定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原因是文明进程中的内部矛盾，它贯穿于人类文明史的全过程，规定了不同文明形态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深刻指出，人类文明成果是人类开始制造和使用工具，“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5）之后，从而脱离原始蒙昧状态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创造物。“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6）

　　由此可见，生产力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当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终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原因。显然易见，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影响人类文明进步根本原因的观点，混淆了根本原因与非根本原因的界限，因而也是非科学的。

　　实际上，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任务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这是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本途径。对此，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7）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多数人创造、少数人享有劳动产品的不公平社会生产关系便贯穿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时代，从而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一方面，运用什么自然资料进行生产、生产过程会对环境产生什么影响完全不由劳动者说了算，这些自然原材料成为导致劳动者身心疲惫的外在强制物，从而使劳动者与自然界日渐疏离。另一方面，一些企业主在利润的诱使下，仅仅把自然界当作他们取之不尽的仓库、具有货币属性的商品和容量无限的垃圾场，极力将生产过程的环境成本外部化。于是乎，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能源资源消耗、森林砍伐过度、物种加速灭绝、污染物排放严重等生态问题纷纷出现。由此可见，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是使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当前，我们急需巩固和发展劳动者按劳分配劳动产品的制度，保障劳动人民公平享有生态权益，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

　　误区之二：生态文明的基础不是生态学规律，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

　　由于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作人类文明史的核心，传统生态文明观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应以生态学规律为基础。（8）其基本依据是，生态文明是在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现实背景下提出来的，导致这种失衡的首要原因就是人类违背了生态规律而任意妄为，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就是遵循生态规律、按生态规律的要求办事。毋庸置疑，这种观点具有合理之处，它认识到了生态规律具有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性，强调了人类应自觉遵守生态规律、履行维护生态健康的责任。

　　但是，这种观点存在的认识误区也很明显：一是，仅强调了生态规律的客观性，而忽视了人在生态规律面前具有主观能动性。片面强调生态规律对人类历史的决定作用，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在这种历史哲学逻辑下，人的认识能力只体现于反思和阐明自然的价值，并通过完善理性来回归自然的秩序或状态。对此，恩格斯曾给予坚决的批驳，他说：“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9）唯物主义历史观启示我们，人类历史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自然规律虽然具有客观性，但也只有进入人类的认识视野，并最终服务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进步才有意义。“在生态文明视域下，自然界不再是作为人的异己存在，而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内在组成部分，是对人的自觉的自主性的确证。”（10）因此，人类在自然规律面前不是无所作为的，而要积极发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的主观能动性。

　　二是，片面地仅看到生态文明的自然属性，忽视了社会性是生态文明的根本属性。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无疑要体现为空气、河流、植被、山川等自然环境的综合改善，换言之，生态文明建设的落脚点是自然生态。不过，这里所说的自然生态不是孤立于人类社会之外而独存的，而是以人类为实践主体、能够被人类认识利用的自然生态。施密特、俞吾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脱离人的一切实践去对自然进行解释，这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对自然的漠视”（11），“就连人类诞生以前的自然界也只是在后来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目的性活动的基础上被发现出来的。”（12）由此可见，生态文明建设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内在统一，社会性才是生态文明的根本属性。

　　实际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不仅是制约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生态文明的基础规律。一方面，自然规律要通过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发挥作用。马克思曾指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3）俞吾金进一步概括为，人类“占有自然因素”的实际劳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可见，自然规律不会脱离人类活动而单独发挥作用。在人类历史上，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仅就洪水一例而言，洪水泛滥无疑体现了气候、土壤等自然规律在发挥作用，但是我们看到，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洪水对人类产生的影响显著不同。在我国古代封建王朝，一旦洪水灾难发生，由于封建统治者不顾百姓安危，往往加剧了危害程度，致使禾稼殆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激化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甚至出现农民起义、政权更迭。而在社会主义中国，受洪灾影响地区却能够得到党、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齐心帮扶，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制度优势下，洪水危害能够因势利导地快速得以疏浚，维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和谐发展，巩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

　　另一方面，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制约着自然规律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螺旋式上升，社会分工日益复杂、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生产关系日益精密，人类社会逐渐从原始蒙昧状态过渡到文明时代，并总体上沿着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的轨迹进步。与此同时，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能力显著提升，自然规律发挥作用的范围日渐扩大，发挥作用的程度也日益深化。仅就植物生长规律为例，早在原始社会，在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原始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条件下，人类的狩猎、采集生活完全屈从于自然界的植物生长规律，植物生长规律仅仅在自然界范围内发挥作用；约一万年前，人类步入农业时代，在以铜铁器等生产工具制造和使用为标志的生产力水平和个体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植物生长规律在人类自发的认识和利用下，开始转变为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种植技术，从而开始对人口繁衍、家族关系等社会领域发挥作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标志的生产力高度发展，植物生长规律进而被人类转化为杂交技术、转基因技术，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结构。由此可见，自然界规律虽然不以人类及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改变，但是其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受到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制约。

　　误区之三：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是现代工业文明，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

　　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任务，以生态学规律为理论基础，传统生态文明观从而认为，现代工业文明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14）其基本理论依据是，现代工业文明以“反自然”为根本特征。它树立了机械自然观，将精神与物质对立起来；树立了人类中心主义，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树立了价值二元论，将价值与事实对立起来。毋庸置疑，这种观点从哲学角度剖析了生态危机产生的认识论逻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但是，这种观点却也存在着明显的认识误区，一是，把现代工业文明等同于西方工业文明。我们知道，机械唯物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哲学基础，但是如果基于此，就认为这也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理论基础，简单地把西方工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作一一对等的联系，则是抹杀现代文明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的形而上学观点。在这种错误逻辑的映射下，人类文明进程的多样性特征被遮蔽，现代工业文明的模式似乎仅仅只有西方工业文明一种。其实践危害是，即使西方工业文明具有内在不可克服的反自然弊端，但是它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唯一模式，世界各地希冀进入现代文明的人类也只能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二是，仅从哲学角度认识生态文明，忽视了生态文明根本上是一个经济范畴。生态文明需要着力解决的生态危机问题，并不是人类自始就存在的，而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剩余产品出现，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文明时代以后才显现的。正是由于人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平等，才导致了对于自然资源质量和数量的占有不平等，即生态权益的不平等。仅以对水资源的占有使用为例，在水资源高度紧张的当代，以食利为生的有钱人可以购买到优质、巨量的水，他们可以随便喝高达数美元一瓶的阿尔卑斯山脉的高纯度水，可以每天在五星级酒店泡桑拿浴；而以劳动为生的普通民众只能买得起数元一吨的自来水，为了节约用水成本，好几天才舍得洗一次澡。由此可见，认识生态文明仅仅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入手是远远不够的，并不能深入到问题的实质，所以以经济水平和经济关系为基本视角，才能够获得对于生态文明的科学认识。

　　实际上，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是现代工业文明，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20世纪上半叶，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工业体系的迅速发展充分表明了，人类现代工业文明模式并非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工业文明也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重要类型。就本质而言，以人民为导向，还是以资本为导向，是社会主义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根本区别。在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业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按需生产、按劳分配使人的尺度、自然的尺度都被纳入生产的计划安排之内，从而保障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对协调状态。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在“投入—产出”的资本逻辑指引下，利润最大化是决定性的生产目的，自然生态只能作为献祭品匍匐在资本的脚下。例如，为了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碳排放权议题，被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碳基金公司借以商品化，它们借助碳排放交易机制及清洁发展机制，妄图使西方发达国家逃脱减排义务，而对发展中国家征收高额碳关税，使其牺牲本土生态资源环境沦为西方经济的附庸。所以说，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或者说现代工业文明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真正的罪魁祸首。

　　误区之四：生态文明不是后工业文明，而是一种新型工业文明

　　由于把生态学规律视作生态文明的基础，将生态危机归因于现代工业文明，传统生态文明观进而认为生态文明是一种后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新文明形态。（15）其基本理论依据是，生态文明摒弃了工业文明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目标；生态文明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行为方式、伦理模式、社会结构和全球秩序，因而是一种独立的崭新的文明形态。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存在两个方面的认识误区：一是，生态文明没有放弃服务于人类的价值观。生态文明虽然摒弃了工业文明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却仍然把为人类服务作为首要的价值目标。唯物史观认为，人类通过认识、改造自然界，为自身生存发展不断开辟道路。生态文明建设，必然体现实践主体人的意志，使生态自然与人之间形成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由于阶级立场、认识方法、认识目的不同，生态自然及其规律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具有各不相同的价值。例如，根据植物生长规律种植庄稼的活动，在农民眼中是体现自己劳动技能的过程，在商贩眼中是利润的载体，在消费者眼中是美食的来源。可见，生态文明不可能完全摒弃和不顾人类的价值诉求，而应该实现满足人类发展的价值诉求与遵守自然规律的统一。

 

　　二是，生态文明不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是社会文明的生态化。传统生态文明观把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置于并列关系，认为生态文明是继工业之后的独立文明形态。其突出问题是，二者的划分依据并不一致。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依照技术社会形态而划分的，依此标准递推下去，工业文明之后理应是信息技术文明；生态文明的划分依据却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按照逻辑一致性的要求，生态文明显然不能成为工业文明的替代阶段，更不可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而存在。准确来说，生态文明是指社会文明的生态化。在人类文明史的各个阶段，都有建设生态化文明的需求。在农业文明时期，为了解决个别地区的砍伐森林、草原荒漠、过度开垦的生态问题，人类通过植树绿化、退耕还林的方式使农业文明趋于生态化。在21世纪的今天，为了解决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为特征的生态危机，我们则需要建设生态化的工业文明，推动污染型工业文明向生态型工业文明转向。

　　实际上，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的应有之义，而是一种新型工业文明。其理由如下：一是，工业文明不可能覆灭。历史经验表明，超越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只有工业文明扭转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被动地位，工业文明通过科学技术及机器大工业的手段使人类获得了对于自然的主动地位。这体现在，人类不再靠天吃饭，为了生存仅仅直接获取自然物，而能够主动发明和运用科技手段和机器设备，充分利用自然物创造无限丰富的新物质财富。可以说，若没有以机器大工业为载体的工业文明，人类则只能重新回到刀耕火种为温饱而挣扎的境地。

　　二是，生态文明是新型工业文明的内在要求。毋庸置疑，现代工业文明应该经历生态转向，自觉担负起保护自然生态的责任。尤其是在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稀缺、资源供需矛盾突出、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的现实国情尤应令人警醒。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年）》估计，如果不加强勘察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2020年，我国45种主要矿产中，19种矿产将出现短缺，其中11种为国民经济支柱性矿产品。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上升到60%，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上升到40%，铜和钾对外依存度上升到70%左右。（16）

这充分反映出，生态瓶颈已经向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更是亟需通过“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具有可持续能力的新型工业文明，使工业文明担负起生态环境责任，“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17）

 

　　综上而论，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思想指导，从核心任务、理论基础、问题根源、发展阶段四个基本维度，对传统生态文明观的认识误区进行反思与超越。从而，为我们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生态文明观的基本内容：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核心任务是使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根本途径是超越以赢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走向社会主义工业文明。总之，这种新生态文明观所实现的反思超越将有利于纠正对于生态文明的认识误区，构建科学的生态文明观，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史研究” (11AZD042)阶段性成果；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提高欠发达地区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研究”（JD0825）阶段性成果；本文原载：《中州学刊》）

 

　　注释：

（1）严耕、杨志华：《生态文明的理论与系统建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166页。

（2）李兴山、梁言顺：《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央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第408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2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7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

（8）严耕、杨志华：《生态文明的理论与系统建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166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3页。

（10）李艳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结构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1）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0页。

（12）俞吾金：《自然辩证法，还是社会历史辩证法? 》，《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4期。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0页。

（14）严耕、杨志华：《生态文明的理论与系统建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15）王宏斌：《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37页。

（16）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页。

（1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