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2014年首届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始当日，在《解放军报》发表的文章，提出了网络安全的“七种意识”，后来升华为网络强国的“七种意识”。

目前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解决了遵义会议已决和待决、以及根据会议精神需要贯彻和落实的有关事宜。

中国宏观上的供过于求必须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来加以解决，否则将可能不再是事倍功半、劳而无功，而是南辕北辙、雪上加霜了。

中国与欧洲当时最大的差别是什么？首先，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康乾盛世，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尽管还存在不少问题。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以物理和经济的跨界思维，以及在西方求学、教学40余年的亲身体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认识中国模式的视角和思维。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在数据时代群众对事件、企业的影响尤为重要，怎样取得广大网民的认可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得“吃瓜群众”者得天下!

这一切不禁让我们想起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几次法治改革陷阱：通过修改宪法取消了原来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决定，剥夺了苏共领导和指挥苏联军队的最高权力。

中国史学，非常看重地理，过去叫史地之学。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魏源《海国图志》，都可反映这个传统。

金砖五国针对当时奥巴马政府最感棘手的叙利亚与伊朗问题，摆明了唱反调，既反对西方国家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或向反对阵营提供武器装备，也不打算配合美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不是特在私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特在它不是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主体地位下允许非公经济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立近百年依然保持强大生机活力、执掌全国政权近70年依然保持强大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两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

徐景安虽然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提西方资产阶级对我们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社会转型”概念，但他通篇文章讲的都是“共产党要从革命党的理念转向执政党的理念”。

务请党和政府处理好多年来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房改、医改、教改成果，让人民群众彻底真正分享到改革带来的红利。

如果说中国周边外交有规律可循的话，那么，其间使这种规律比较稳定地得到展现的是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纵观两千多年中国版图，其伸缩变化最小的就是西南中印边界。

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

意识形态工作并不是孤立于经济建设中心工作之外的与经济建设工作无关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与经济工作紧密相连、相互统一的重要工作。

在实践中对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理论缺乏政策、法规、道德上的约束，富的前提必须是在正确道路上致富，在讲道德层面上致富，不能搞歪门邪道的致富。

从中国的视角看，一个政权的性质及其合法性，应该由其实质内容来判断，这种实质内容就是能否实行良政善治，能否拥有勤政能干的领导人，能否使多数民众有获得感。

现在中央在反腐问题上提出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三个解决腐败问题的办法，我认为只有把牛粪埋在地里才是解决腐败的根本。

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看，任何一个朝代的建立都是用武装夺取的政权并巩固和加强这个政权，防御外族侵略，稳定国内安全，毛泽东同志讲：枪杆子出政权。

什么是“普世价值”？有没有“普世价值”？这是国内学界关于“普世价值”争论的两个焦点。事实上，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决定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

毛泽东同志经常讲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让人民群众给提意见，完善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政权，党和人民同心同德的建设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和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方向问题，多次强调要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习近平同志十八大后提出：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党的中央领导是最大的勤务员，各级党政干部都是大大小小的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