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立“反法西斯共同体”到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要求我们时时挽紧和平的臂膀，壮大和平的力量。如何让昨天“永不重演”，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大数据条件下的“云治理”，本身的意义不在于拥有或显示“一大堆数据”，而是为了让社会运行更为有序，社会服务更为高效。

中美关系的实质，我说叫博弈式共生。中美有三大矛盾：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金融型国家和实业型国家的矛盾。

作为智力资源的重要聚集点，智囊团已经成了决策机构和决策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作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转基因技术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社会对转基因技术有争议、有疑虑，这是正常的。一是确保安全，二是要自主创新。研究上要大胆，在推广上要慎重。

地方政府竞争是一把“双刃剑”：在做出显著贡献的同时也带来很多副作用与后遗症，如：为“设租”、“寻租”提供空间，滋生权钱交易等腐败，损害民众权益等等。

西方向中国靠近不是对中国政治道路的承认，商业在英国人手中历来都是政治斗争的武器，1949年8月英国提出从内部以“商业关系”和平瓦解新中国红色政权的战略。

——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看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各种产业的特性，发挥好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越是困难重重，越应果断出击；越是惰政滋生，越要加快推动。一个让矢志改革者一展身手的大好时代，必将不断创造新的改革奇迹。

必须改变私有化改革的方向。政治上必须给予人民群众真正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权利。必须对包括英雄史观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批判。

我国面临的规则标准限制和争端越来越多。建设“一带一路”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挑战，如果不有的放矢逐一应对，将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

为了防止国内生产能力过剩带来的危机，应大幅度提高国内普通老百姓收入，提高国内购买力，扩大国内消费市场。这既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也是减少物质财富流失的唯一办法。

全国基本医疗服务将形成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看病公平可及，群众受益。

那些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出卖了中国利益的人，不要幻想拿我们——有良心的中国经济学家作挡箭牌，逃避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

——全面深化中国医改研讨会综述

公立医院改革是整个医改的“牛鼻子”，而公立医院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形成共识。医疗改革的方向必须回归公益性。

无论中东和中亚出现什么样的乱局，“一带一路”都必须走过这两个地区。中国别无选择。“一带一路”需要一个精细的、复杂化和差异化的一国一策的国家传播战略。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换挡，人口红利减少又成为其中的重要解释变量。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新的经济驱动力在哪里？中国是否会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希望中国能打造亚洲教育园，从而使亚洲高校的大学生、留学生之间可以加强交流。全球的货物流动有WTO，希望建立一个人才的WTO。

习近平总书记呼吁，两岸要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对“台独”势力保持高度警惕。未来实现祖国统一最关键是做好台湾年轻人的工作，也是两岸关系发展最紧迫的事情。

中国社会主义开创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也为国际关系新机制，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旦互联网被外资控制，要控制其中传播的内容，要掌握意识形态主动权，难度明显增大。我国互联网企业大都控制在美国投资者手中，企业员工听谁的将是个问题。

战略传播研究院将要采取灵活的人事制度，引进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和高水平智库运营模式，既保障学科发展和研究质量，又做到高效运营、科学管理。

我国古代的治理，有一条叫民不举、官不究。现在不少事，民不举、官非究不可。我以为不能动不动就宣判“非法经营”，说这也“黑”，那也“黑”的。

中国应该利用自己的政治制度、文化等优势，打造全民终身健康维护体系，尽可能降低医疗资源的浪费，让老百姓不得病或者少得病。一些政策的制定不应过分注重GDP。

“一路一带”一些认知错误不断地发酵、传染，需要注意并加以纠正。在建设中，要时刻思考什么样的中国对丝路国家有吸引力。简单来说，第一是发展、稳定，第二是开放、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