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 | 伊朗政权稳固的内部根源及启示

点击：作者：田文林来源：《区域与国别研究》发布时间:2019-07-13 20:07:59

伊朗在美国长期打压下始终能够维持政局稳定，内因显然是主要的，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伊朗已经找到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并坚定捍卫政治安全；其次，奉行“抵抗型经济”总政策，努力实现经济独立自主；最后，对外战略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伊朗的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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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9年以来，伊朗始终被美国视为“眼中钉”。为打压伊朗，美国使用了除武力入侵之外的几乎所有手段，如外交孤立、经济制裁、武力威胁、地缘挤压、意识形态侵蚀，乃至用“震网”病毒攻击伊核设施等。在2009年和2017年底的伊朗国内抗议活动中，美国等外部势力还借机策动“颜色革命”。然而，伊朗宛如一颗“蒸不熟、煮不烂”的铜豌豆，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安然无恙，乃至逆势崛起。这种情况在全世界也不多见。伊朗为何能够维持政权稳定？探讨这一问题，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无启示意义。

一、伊朗找到适合自身的政治制度，

并坚定维护这种政治制度的安全

（一）伊朗已经找到适合自身的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是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的制度前提。衡量政治制度优劣，不是看其是否符合西式民主，而是看其是否适合国情。正像习总书记所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照此标准看，伊朗显然已经找到适合自身的政治制度。

从历史传统看，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传统迥异于西方国家。欧美国家一直奉行“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政教分离原则，伊斯兰世界在政治传统上则一直是政教合一。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正是通过建立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使昔日一盘散沙的阿拉伯人释放出巨大能量，在短期内统一阿拉伯半岛，进而建立起地跨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此后，土耳其人同样将世俗政权提供的法统与伊斯兰教提供的道统紧密结合，建立起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并维系了长达六百年的统治。严格来说，欧洲的政教分离模式与伊斯兰世界的政教合一模式很难说孰优孰劣，更多是特定国情的特定产物。

然而，近代以来，欧洲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强势崛起使欧洲奉行的政教分离模式也被视为“普世模式”，成为非西方国家的效仿对象。近百年来，伊斯兰世界努力效仿西方的政教分离模式，“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挥刀自宫”，将植根于政治制度达千年之久的伊斯兰教剔除出去，将国家基础强行建立在世俗主义基础之上。

经过上百年演化，中东国家表面上建立起符合西方标准的世俗政权，但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中东世俗政权不仅失去伊斯兰教的价值庇护，还面临民族精神无处安放的世纪难题。道统与法统分离还使中东国家始终面临来自伊斯兰势力的挑战，几乎所有中东国家都存在明暗两条线：明线是官方倡导的世俗主义，暗线则是如影随形的伊斯兰主义。二者互不兼容，使国家始终面临“世俗化”还是“伊斯兰化”的“精神分裂症”和紧张状态。由于道义合法性不足，中东国家维系统治只能依靠政绩合法性和强制性力量，因此，中东的威权国家看似坚不可摧，实则极端脆弱，一旦政绩平平或军队忠诚出现问题，便可能出现“塌方式”垮台。对民众来说，由于存在“伊斯兰道路”选项，因此其对现行政权缺乏足够耐心，总是渴望立竿见影的政绩，一旦不能如愿，便很容易转向“伊斯兰”，引发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复兴。这种情况在2011年中东剧变中表现得很明显。

相比之下，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建立的政教合一政体将伊斯兰与现代民主有机融合，客观上实现了道统与法统的紧密结合。一方面，伊朗实行普选制和三权分立，总统、议会都由直选产生，且有任期限制，使伊朗政体充满现代感，并保持较强的政治弹性；另一方面，伊朗实行教士治国，最高领袖凌驾于一切权力机构之上，是伊朗内政外交重大方针的最后决策者，其享有任免宪法监护委员会、司法总监、军方高官，宣战或停战，委任和罢免总统等重大权力。议会（majlis）名义上是最高立法机构，但为保证议会决议不违背伊斯兰教义，议案必须得到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司法总监是司法系统最高首脑。总之，在伊朗政体中，宗教与世俗两大系统对立共生，既保守又现代，既稳定又灵活。这样，伊朗的政治制度既比信奉世俗主义的埃及等国具有道义合法性，也不像其他中东国家那样畏惧伊斯兰革命。同时，相比同为政教合一政体的沙特，伊朗政体更加开放，更能包容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例如，哈梅内伊重视科技进步，甚至允许进行诸如干细胞和无性生殖等敏感项目的研究。因此，伊朗成为中东诸国中政局最稳固的国家，能够安然度过2011年中东“政权更替潮”，并在面对美国长期围堵（尤其是策动“颜色革命”）时屹立不倒。

（二）伊朗坚定维护现行政体安全

伊朗也认为，伊朗政体的合法性来自内部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合法性则更多来自“财富换支持”，并不得不依赖西方保护。数十年来，伊朗人坚持“制度自信”，通过各种方式捍卫现行政治制度。

首先，抢占理论和道义制高点，从法理上捍卫伊斯兰政体的正当性。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认为，伊朗的伊斯兰民主政体不同于西方民主，这种伊斯兰民主基于个人神圣权利和义务，而不仅仅基于契约，因此比西方自由民主政体更先进、更有意义。哈梅内伊还指出，西方和以色列试图让伊朗引入西式民主，通过选举产生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目的是制造“双重主权”，分裂最高领袖（代表教权）与政府机构，将“法基赫”（即“教法学家统治”）变成毫无意义的空壳。这种效果恰恰是伊朗的敌人想要的，因此它是损害伊朗的致命毒药。

伊朗捍卫伊斯兰政体的另一面，就是批判西方价值观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哈梅内伊认为，西方文明唯利是图，只注重物质层面，忽略精神层面。资本主义和利己主义信条无法实现公平正义。这些不公平与资本主义制度、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直接相关。人类社会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批判和消灭无处不在的不公平和暴政统治。西方资本主义体系面临不可克服的结构性矛盾，最终不可避免走向衰落。哈梅内伊还将“进步的伊斯兰伊朗模式”与西方“专制发展模式”对照，宣称“资本主义体系已日薄西山，迟早将消亡”。哈梅内伊还将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等事件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终结的征兆，“我们现在已能听见西方自由民主体系崩溃的声音”。

其次，打压国内亲西方势力，及时清除政治隐患。伊朗在巴列维统治时期曾极端亲美，因此国内亲美势力根深蒂固，尤其在当前伊美对峙加剧背景下，这股力量壮大显然不利于伊朗强化内部凝聚力。为确保政权安全，哈梅内伊在确保力量平衡的情况下，重点打压政坛的亲西方势力。

2004年，哈梅内伊授意宪法监护委员会取消逾千名议会候选人的参选资格，其中多为改革派，由此使保守派赢得70%议席。在2009年6月总统选举争端中，哈梅内伊抛开此前凌驾于各派别纷争之上的超然立场，力挺内贾德总统，将改革派（即亲西方派）代表人物穆萨维领导的“绿色运动”称为美欧主导的“颜色革命”。这场未遂“颜色革命”平息后，在哈梅内伊支持下，内贾德政府对参与抗议活动的改革派势力进行了清洗：改革派代表人物卡鲁比的办公室遭到查封，前总统哈塔米的助手被抓捕，还有数千名抗议者被逮捕。伊朗司法系统数次开庭，审判反对派主要成员（包括前内政部副部长、前外交部副部长、前经济部副部长等），前伊朗副总统阿卜塔希还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前总理穆萨维、前议长卡鲁比遭到监禁。伊朗改革派阵营由此一蹶不振。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伊朗镇压了穆萨维试图掀起的新的“绿色革命”，数十名政治活跃分子和记者被关入监狱，两个重要改革派组织被禁。伊朗打压亲西方势力，从组织上消除了内外联动在伊朗策动“颜色革命”的政治隐患。2017年底至2018年初，伊朗再次爆发带有“颜色革命”性质的骚乱活动，西方国家推波助澜，但由于缺乏伊朗高层亲西方势力的策应，这次“颜色革命”很快就被镇压下去，无论规模还是危险性都比2009年未遂“绿色革命”要小得多。这从侧面证明了伊朗清除亲西方势力的明显效果。

最后，紧抓意识形态主导权，严防西方价值观渗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看似可有可无，实则是政权存在的道义前提。巴列维时期，伊朗尽管物质生活改善，但统治集团缺乏信仰，崇拜金钱，尤其对外国人在伊朗作威作福听之任之，使伊朗人心目中最神圣和珍贵的东西遭到亵渎，由此最终引发伊斯兰革命。1979年后伊朗建立的伊斯兰革命政权本身就靠“伊斯兰”安身立命，因此格外重视确保意识形态纯洁。为确保社会行为符合伊斯兰教义，防止西方价值观渗透，伊朗采取了许多在世俗国家看来难以理解的举措。

一是严格控制文化教育领域。1996年末，哈梅内伊颁布教令，称“学校推广音乐不符合伊斯兰教的信条和理念”，迫使许多音乐学校关闭；1999年11月，哈梅内伊公开为备受争议的“特别教士法庭”进行辩护；2002年反对高校学生从事“反伊斯兰教”行为（演奏音乐、研习美术、到异教徒国家旅游、野外考察等），敦促大学强制奉行伊斯兰价值；2007年，他批评女权激进分子德拉瑞姆·阿里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称其“企图在伊斯兰教规里大做文章，以期贴合与妇女相关的国际公约”；2012年7月，德黑兰警方开展打击“非道德行为”行动，关闭几十家咖啡馆和餐馆，逮捕服装不合规定的妇女；2015年8月，大约4500家服装店因服装违反伊朗道德准则而被关闭。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后，哈梅内伊特别呼吁，要严防美国“政治和文化渗透”，认为“这比经济和安全渗透更危险”，伊朗“山寨版肯德基”刚开业，就因装修风格“太美国化”被强令关闭；11月25日，哈梅内伊发出警告，称美国正用“性、金钱和西方生活方式”对伊朗决策精英层进行渗透。2018年1月6日，伊朗政府宣布禁止在小学阶段开设英语课，以防止外国文化侵蚀儿童和青少年。

二是强化对媒体的控制。伊朗实行严格的媒体审查制度。2000年，部分改革派议员要求修订媒体法，实行新闻自由，但哈梅内伊坚决反对，他认为“现行的媒体法有效地防止灾难，现在草拟的法案是非法的”。伊朗还将西方国家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思想文化渗透视作“软战争”，将应对网络渗透视为保卫国家措施的一部分。2005年内贾德上台后，伊朗提出“互联网本土化”概念。2010年底，伊朗通讯与信息技术部正式提出建造“全国互联网”设想。2011年7月，伊朗开始测试自主研发的“全国互联网”（又名“清洁网络”），以取代国际互联网。伊朗政府称，它不仅为消费者节省成本，还有助于维护伊斯兰伦理和道德标准。2017年1月，伊朗霍尔木兹甘省关闭了80个频道，逮捕了32名频道管理员。他们被控传播谎言、扰乱公共秩序、制造恐惧和宣传不道德的和反文化的材料。同年，伊朗政府要求伊朗Telegram频道的管理员实名注册，要求订阅数超过5000的频道管理员向伊朗文化及伊斯兰教令部递交许可，否则将面临起诉。2018年1月，伊朗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许多抗议者就是通过Tel⁃egram这一社交软件传播消息的，伊朗政府下令关闭该软件。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领导人阿亚图拉·艾哈迈德·贾纳提称，为保证国家的安全，伊朗将加大对互联网的监管力度。

二、倡导“抵抗型经济”，

增强经济独立自主能力

（一）在理论和战略层面，伊朗倡导“抵抗型经济”

伊朗油气资源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很容易产生“路径依赖”，沦落为依靠油气出口的原料出口国，但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加大对其经济制裁力度的背景下，伊朗开始谋求产业多元化，实现经济独立自主。哈梅内伊认为，伊朗必须依靠自身经济能力才能提高经济水平，反对依靠外哈梅内伊认为，伊朗如果依赖自身能力，外部制裁就将土崩瓦解。如果将希望寄托在等待西方解除制裁上，伊朗就将一无所获。伊朗核计划就是伊朗独立自主意志的体现。在核研发过程中，部分核科学家最初建议伊朗从国外进口核材料，而不是自主提炼浓缩铀，这样可以节省数十亿美元，但哈梅内伊坚持认为，伊朗应建立完整的核循环体系。

2012年西方加大制裁伊朗能源和金融领域的力度，使伊朗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由此也进一步增强了伊朗产业转型的决心和动力。2013年3月21日，哈梅内伊在新年演讲中坦承，西方新一轮制裁“充分利用我们经济的根本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我们经济过分依赖石油。但我们可以将每个威胁转变成机遇。制裁激起了伊朗国内发展经济的斗志，使伊朗变得更有活力”。因此伊朗矢志减少对石油收入的依赖。

2014年2月，哈梅内伊正式提出“抵抗型经济”总政策，即利用伊朗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求发展的决心，奉行一种源于伊斯兰革命文化的新经济模式，从而战胜所有经济困难，打赢与西方的经济战。

“抵抗型经济”总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在金融、人力、科技资源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优先发展知识经济；把提高效率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充分利用实施补贴改革计划带来的机会，提高生产、就业效率；让参与生产过程的各要素都得到合理体现；提高基础商品的国产化水平；保障国家食品药品安全，建立战略储备机制；改变消费模式，鼓励人们使用国货；全面改革和完善国家金融体系；全面支持商品和服务出口；扩大自由区和经济特区的权限；扩大与外部经济体的合作；挑选油气合作的战略伙伴，实现油气销售多元化；提高伊朗在国际油气市场的影响力；完善油气工业产业链；取消不合理收费，节约使用国家公共资源；改变政府收入结构，增加财政收入中的税收占比；使国家预算逐步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打击经济领域的腐败；鼓励生产和创业；使“抵抗型经济”理念在科教、媒体领域深入人心；政府有义务协调和动员国家所有资源执行“抵抗型经济”。哈梅内伊称，“抵抗型经济”可以解决失业和滞胀问题，反对西方威胁，创造使整个国家受益的巨大经济机会。

此后，在历年的新年讲话中，哈梅内伊都始终强调贯彻和落实“抵抗型经济”总政策。2015年3月21日，哈梅内伊在伊历新年讲话中，重申“抵抗型经济”总政策的重要性，称外部制裁和国际油价暴跌证明，伊朗经济不能依靠外部手段，只有发展本土经济才能实现真正发展。在2016年3月21日的伊历新年演讲中，哈梅内伊称该年为“抵抗型经济之年”，要求政府支持、帮助本国生产商，而不是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

2017年3月21日，哈梅内伊在伊历新年演讲中再次强调，伊朗应贯彻和落实自力更生的“抵抗型经济”总政策，强调发展“伊朗制造”，宣称“进口伊朗国内可以生产的商品在宗教和法律上都应被禁止”。伊朗总统鲁哈尼也表示，“抵抗型经济”总政策是后制裁时代的伊朗国家战略，即使伊朗融入全球经济，其也仍是伊朗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

“抵抗型经济”的目的就是提高经济技术水平，摆脱原料出口国处境，免受制裁和经济动荡殃及，提升伊朗国际地位。经济学家和地缘政治专家彼得·考宁高度评价“抵抗型经济”，他认为，“抵抗型经济”不仅可以帮助伊朗摆脱外部制裁，还有助于提升伊朗经济能力，创造就业机会，增加产品附加值。过去依赖进口的商品和服务一旦由本土企业提供，就将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好处。由本土产品予以替代还将打击那些推动全球化的美国跨国公司。

（二）从政策实践看，伊朗奉行产业保护政策，着力提高工业化比重

历史经验表明，工业是国家财富之源，保护和壮大民族工业是实现富强的必经之途，对应的发展战略就是“进口替代”。当年西方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实现繁荣富强，就采取了“先保护，后开放”的政策。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没有意识到国家富强与产业保护的关系，简单地将“对外开放”视为国家繁荣的不二法门，奉行“只开放，不保护”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最终陷入西方期待的依附性陷阱。

相比之下，伊朗在经济领域奉行的正是一种强调独立自主的“进口替代”战略。为发展民族产业、落实“抵抗型经济”战略，伊朗采取了诸多带有经济保护主义的政策，如提高进口产品关税，减少原材料产品出口量，为高附加值产品提供税费减免措施等。伊朗是世界十大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之一，但伊朗采矿业产值只占GDP的1%。2016年7月，伊朗矿业、工业发展和创新部部长迈赫迪·卡尔巴塞称，因国内钢铁企业对铁矿石需求量增加，伊朗将在2017年上半年停止出口三种矿产品原料（包括铜、铁矿石等）。伊朗政府称，从2017年3月开始，出口加工过的矿产品将获得税收减免优惠。

从政策效果看，经过不懈努力，强调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初见成效，使伊朗初步摆脱了经济严重依赖石油的局面，经济独立自主能力大幅提高，没有像埃及和沙特等中东国家那样沦为原料生产国。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产业结构日趋优化，初步实现工业化目标。纵向看，伊朗日趋摆脱原料生产国地位。1992年，伊朗非石油产品出口量仅占出口总量的14%，2002年这一数字升至24%，2012年占到60%，①据伊朗海关统计，在不算石油出口额的情况下，2016～2017年伊朗对外贸易盈余为2.46亿美元，继2015～2016年结束持续37年的贸易逆差后，连续第二年实现顺差。不同于阿拉伯产业石油收入动辄占80%～90%的状况，在伊朗，石油收入只占财政预算的30%，伊朗的目标是将其削减到零，把石油收入存起来作为国家投资资金。

横向看，伊朗产业结构日趋优化，根据2013年数据，伊朗三大产业构成之比是11∶38.4∶50.6，大体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目前，伊朗是西亚北非地区的主要钢铁生产国，钢产品出口到世界39个国家。伊朗计划到2025年初，钢产量达到5500万吨，为此，伊朗将减少矿产品出口量，以提高产品附加值。②伊朗还是仅次于土耳其的中东第二大汽车生产国，汽车工业产值占伊朗GDP的10%左右，仅次于油气产业。伊朗的Khodro公司是中东最大的汽车生产商。2008年后，伊朗汽车产量从排世界第17位降至第20位，但产量仍超过意大利、奥地利、澳大利亚和荷兰。2014～2015财政年度（截至3月20日），伊朗汽车出口额增加120%。据世界汽车组织2017年3月发布的报告，2016年伊朗生产汽车116万辆，较2015年增长18.6%，是世界上汽车产量增速最快的国家。

此外，随着科技水平提高，伊朗技术工程服务比重也在不断上升。伊朗经济官员称，2002～2011年，伊朗每年的技术工程服务出口额增速达45%。2011年，伊朗技术工程服务出口额达到43亿美元。2012年和2013年，伊朗因外部制裁，这一数字分别降至23亿美元和12亿美元。但未来5年，伊朗技术工程服务出口额有望增至250亿美元。①工业化使伊朗经济自主能力不断提高，其应对西方制裁具有较强自我修复能力。

另一方面，伊朗工业化程度提升，伊朗军工制造能力增强极大提升了伊朗的军事威慑能力。伊朗从1992年开始实施武器国产化计划，目前已建立起伊斯兰世界最全面的军工体系，能够生产新型主战坦克、导弹快艇、常规火炮、轻型舰艇、小型潜艇、战斗机，并能够生产近、中、远程和洲际导弹，具备自主发射卫星能力。2018年1月27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国产隐形战机“征服者313”已进入测试阶段，伊朗自称该战机达到第五代战机水平。

伊朗军事研发能力提升，集中体现在导弹研发领域。目前，伊朗拥有“流星”“胜利者”“泥石”“波斯湾”等多种型号导弹。“流星”（Sha⁃hab）导弹使用液体燃料，包括“流星-1”（射程为285～330公里，可携带1000公斤弹药）、“流星-2”（射程为500公里，可携带770公斤弹药，2004年服役）、“流星-3”（射程为1000～1300公里，可携带760～1200公斤弹药）。“胜利者”（Fateh）系列导弹使用固体燃料推进，包括“胜利者-110”（射程为210公里）和“胜利者-331”（射程为500公里），Zolfaghar射程达到700公里。“泥石”（Sejjil）系列导弹使用固体燃料，射程达2000公里，可携带500～1500公斤弹药，其中“泥石-3”射程达4000公里。“波斯湾”（KhalijFars）系列导弹是反舰导弹，可以携带650公斤弹药，主要用于反介入战略。2013年，伊朗一位将军就曾扬言：

“现在，伊朗已经有了可以将美国军舰像罐头一样送入水底的导弹。”

2017年2月底，伊朗国防部副部长阿米尔·哈塔米准将宣称，伊朗正在研发俄罗斯S-300导弹防御系统的国产版本———“Bavar373”系统，以及“奋斗2型”和“奋斗3型”导弹防御系统。这意味着，伊朗未来军事防卫能力还将大幅提高。

军工制造能力提升，使伊朗成为国际上重要的武器出口国。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数据，2010～2014年，伊朗出口了至少价值2000万美元的武器弹药（实际数字可能比估计的高得多），出口对象包括中东、非洲和南美等57个国家和地区。①军事研发能力提升以及军火出口量增加使伊朗的军费开支远低于中东同类国家。据IISS在2016年的估算，2015年沙特国防开支为819亿美元，巴林是15.3亿美元，科威特是13亿美元，阿曼是38亿美元，卡塔尔是110亿美元，阿联酋是158亿美元———海湾六国合计1153.3亿美元。伊朗只花了160亿～250亿美元，远少于其他中东产油国。②伊朗人口是沙特的两倍，但军费开支只有沙特的1/5。

伊朗军工制造能力不断增强，最大限度缩短了伊朗与西方的“火力差距”。可以说，正是忌惮伊朗强大的军事报复能力，美国和以色列尽管多次对伊朗“喊打”，但始终不敢“动真格的”，由此使伊朗没有像伊拉克、利比亚乃至叙利亚那样，沦为西方大国武力打击的对象。

三、外交战略坚持反霸立场，

同时在策略上“有理、有利、有节”

当前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本质上是一种等级性国际体系。西方大国保持霸权地位的前提，就是其他国家继续处在边缘和孱弱状态，因此“学生向老师学习，老师打学生”乃是常态。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中东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防止地区大国崛起。面对矢志成为地区大国的伊朗，美国更是竭尽遏制打压之能事。

面对如此凶险的外部环境，伊朗并未像伊拉克、利比亚等国那样遭遇横祸，反而呈现逆势崛起的态势，这与伊朗高水平的外交政策不无关联。摩根索曾指出，

“外交是国家强权的头脑，犹如国民士气是国家强权的灵魂”。

高超的外交手段可以把国内外有利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并使其由潜在能量转变成现实能力。在这方面，伊朗的政策总体可圈可点。

（一）战略上坚定反美，对美国霸权威胁“不信邪，不怕鬼”伊朗对美国的霸权本质看得非常清楚。

伊朗方面认为，美国与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地区大国崛起，伊朗则矢志成为地区大国，双方战略目标“针锋相对”，很难通过妥协退让解决，因此，伊朗高层对美国基本不抱幻想。哈梅内伊秉承霍梅尼外交路线，将美国视为“大撒旦”和伊斯兰革命的敌人。他认为，美国和以色列是一丘之貉，伊朗外交的头等目标就是反美反以。30多年来，哈梅内伊几乎在每个场合都表达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蔑视。其演讲话题不管是外交、农业还是教育，总会批评美国的冷酷、贪婪和危险。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哈梅内伊认为美国意在控制伊拉克油田、遏制伊朗、保护以色列，并谴责美国是“比萨达姆政权更凶恶的狼”和“人格化的魔鬼”。为改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伊朗放弃用美元结算石油交易，并一度与委内瑞拉、朝鲜、古巴、叙利亚等国“联合反美”，还与委共同设立“反美基金”。伊朗反美反帝的国际观与其伊斯兰意识形态互为表里，最大限度凝聚了士气，占据了道义、法理和舆论的制高点，对外战略保持攻势。

伊朗这种强硬立场在伊核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哈梅内伊认为，美国抓住伊核问题不放，就是为了遏制和削弱伊朗。他质问道：

“伊核问题何时才出现，制裁又持续了多久？西方制裁伊朗已有三十年了，为什么在没有核问题前，它们仍制裁我们？”

他认为，即使伊朗关闭核设施，或允许西方公开检查和监控，西方也可能借机提出新的问题，如恐怖主义、人权或以色列问题，其目的就是对伊朗保持压力，谋求实现伊朗政权更替。伊朗一旦在核问题上示弱，美国马上就会得寸进尺，迫使伊朗做出新的让步，永无止境地占伊朗的便宜。前总统内贾德说得更明白：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美国就会提出人权问题。如果人权问题解决了，美国就可能又提出动物权问题。”

因此，伊朗在涉核问题上态度强硬，屡屡突破西方划定的底线。

2013年鲁哈尼上台后，力主解决伊核问题，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并最终于2015年7月与六国达成核协议，但哈梅内伊依然明确反对与美国和解。2015年7月19日，哈梅内伊公开表示，尽管签署了核协议，但伊朗与美国的敌视状态仍将存在。他还呼吁伊各界不要轻信美国及西方承诺，指责美国政府“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他在2016年4月公开表示：

“我已经说过上百遍，美国不能信任。现在，真相大白。其在协议中称，银行制裁可以解除，各国可以同伊朗做生意，事实上，这些企业因忌惮金融制裁，不敢跟伊朗走得太近。这是一种‘伊朗恐惧症’。”

事实证明，哈梅内伊说得没有错。伊核协议签署后，伊朗遵照协议削减了核能力，但美国并未真正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反而借口伊朗导弹研发，不断出台新制裁决议。尤其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拒不承认伊朗履行核协议的事实，不断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力度，还打算撕毁伊核协议。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伊朗民众。盖洛普公司2015年9月举行民调，当时45%的伊朗人相信美国将信守诺言，但2016年3月的民调显示，这一数字下降到29%。这从侧面证明了哈梅内伊对美国本性的判断并没有错。

（二）策略上灵活机动，“以两手对两手”

美国对付伊朗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既有硬的一手，也有软的一手。伊朗同样软硬兼施，“以两手对两手”。

一方面，“以超强硬对强硬”，对美国进行反威慑。在伊朗看来，美国虽然是唯一超级大国，军力遍布全球，但在中东地区军力部署相对有限。尤其近些年来，美国接连发动战争，深陷战争泥潭，现在又要加大亚太军力部署力度，陷入“十个指头按跳蚤”窘境，无暇全力对付伊朗。

相比之下，伊朗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垮台，伊朗地缘环境大为改善；伊朗手中掌握多张王牌（如伊拉克、真主党、哈马斯、石油武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伊朗采取内线作战的方式，在当地有军力优势，且具有保家卫国的正义性，军队士气非跨洋作战的美军所能比拟。可以说，美国是“强中有弱”，伊朗是“弱中有强”。双方力量此消彼长，最终形成“谁也吃不掉谁”的僵持局面。伊朗看穿美国外强中干的本质，面对美国的强硬做法，屡屡“以超强硬对强硬”：美国威胁动武，伊朗便扬言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拨款对伊朗进行颠覆，伊朗也拨款资助反美活动；美国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伊朗就抛弃用美元计价石油的方式进行反制。2007年，美国小布什政府启动对伊朗“政权更替”计划，伊朗议会就在2007年6月29日主动增加5400万美元军事预算。伊朗“豁出命来”与美国对抗，美国只能被迫退缩。

另一方面，伊朗强调“英勇的灵活性”，与美国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伊朗十分清楚，美国毕竟军事实力超强，鲁莽行事只会玉石俱焚，因此，哈梅内伊特别强调，对美斗争要有“英勇的灵活性”。哈梅内伊认为，出于实用主义目的进行妥协是必要的，适应新环境是伊斯兰文明的一项义务。他认为伊朗必须继续反抗西方霸权，保持伊斯兰政体，但又应与美国互利友好，这种“友好对话”并不等于“友谊”。2013年9月5日，哈梅内伊在对革命卫队发表的演讲中称，

“当摔跤选手与对手较量时，出于技术原因显示灵活性，是为了让他别忘记对手是谁”。

总之，伊朗外交善于掌握火候，既不盲目蛮干，也不轻易妥协。内贾德时期，伊核政策过于强硬，导致核危机步步升级。为防止局势恶化，哈梅内伊采取“点刹车”的策略：2005年发布宗教命令，称伊朗无意制造核武器；2007年初，哈梅内伊高级顾问暗示，伊朗可能考虑中止核计划，这些温和表态有助于伊核危机降温。2013年鲁哈尼上台后，积极与西方缓和关系，核政策偏于“软弱”。哈梅内伊转而“唱黑脸”：屡次公开质疑核谈判效果，认为美国“不值得信任”，“达不成协议，也比达成坏协议强”。2015年7月14日达成核协议后，哈梅内伊“不反对，也不支持”，强调核工业是伊朗的“必需品”。

伊朗外交将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有机结合，使伊朗在复杂艰险的地区环境中闪转腾挪，始终没有犯“颠覆性错误”。进入21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许多激进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均遭受美国军事打击或出现政权更替，但伊朗始终安然无恙，反而利用地缘格局剧变实现逆势崛起：2001年和2003年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倒台使伊朗摆脱两面夹击处境，“什叶派新月地带”悄然出现；2011年中东剧变使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元气大伤，伊朗则政局稳固，地区影响力相对上升；2014年“伊斯兰国”兴起将阿拉伯世界搅得“周天寒彻”，伊朗则由“防扩散”中的防范重点变成“反恐”议题中的合作对象。

横向比较，伊朗的崛起态势与阿拉伯邻国的衰落态势形成鲜明对比。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始终处在中东政治舞台中央：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埃及、70年代的沙特、80年代的伊拉克等都曾在中东舞台辉煌一时。但时至今日，强硬如萨达姆、卡扎菲者已被西方武力推翻；亲美如穆巴拉克、本·阿里者因本国民众抗议而黯然下台。2011年中东剧变后，沙特和土耳其一度声势大涨，面临“战略机遇期”，但因两国昏招迭出，最终使自己内外交困。相比之下，伊朗既不同于一头扎进美国怀抱的亲美国家，也不同于屡犯机会主义错误的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和卡扎菲领导下的利比亚（两国主动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卡扎菲还与西方国家打得火热），由此其屹立至今，日渐从“地缘支轴国家”演变为“地缘战略棋手”。

四、美国重启对伊制裁仍难动摇伊朗政权

2018年5月8日特朗普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伊朗的制裁。迄今为止，美国已经分别在2018年8月和11月启动对伊朗的制裁。用特朗普的话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最严厉制裁”。

美国敌视伊朗的原因有多个方面。

首先，最根本的就是遏制伊朗地区崛起。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防止地区大国崛起，同时确保以色列的绝对安全。而伊朗素有大国抱负，且对外政策追求独立自主，并将“反美反以”作为基本国策，因此其始终是美国的心腹之患。双方战略目标针锋相对，美伊矛盾是结构性矛盾，很难轻易化解。尤其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政府，一反奥巴马时期的中东政策，重新将伊朗视为重点打击对象。其屡次扬言伊核协议是“灾难性的”，并发誓将废除该协议。“伊朗发现自己已经被锁定在特朗普政府的瞄准镜中。”特朗普多次威胁伊朗，称“所有选项都在桌上”，暗示可能对伊朗发动战争，同时将伊朗称为“最大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美国智库也积极出谋划策。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在《国家利益》撰文，主张通过遏制使伊朗地区影响“最小化”。2018年5月8日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最严厉制裁”，以及5月21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伊朗提出12个苛刻条件，都表明美国已经将“遏制”和“削弱”作为对伊政策的主基调。美国鹰派期待通过加大对伊朗施压力度，引发伊朗民众对政府不满，进而导致政权崩溃。当前，对伊实施严厉制裁就是美国激化伊朗民众对政府不满情绪的最主要手段。据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一项利用伊朗平民推翻伊朗政权的新计划，其主要策略就是通过激化民众与政权矛盾，利用民众“推翻伊朗政权”。

其次是谋求美国利益最大化。特朗普是商人出身，自我标榜是交易大师，因此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必然注重“成本—收益”的实用主义，“美国第一”口号是这种理念的直接体现。废除伊核协议同样是这种“交易型现实主义”的政策体现。在特朗普看来，伊核协议对美国是个“亏本买卖”，其不满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没有永久解决伊核问题。根据伊核协议中的“日落条款”，国际社会对伊核活动的许多限制将在10～15年后过期，届时伊朗可以恢复铀浓缩活动。另外，伊朗出售浓缩铀后可以获得天然铀，这实际解决了伊朗天然铀短缺难题（伊境内铀矿正在耗尽）。二是没有限制伊朗进行导弹开发活动，伊朗虽然暂停核活动，但加快了导弹研发进程。三是没有遏制伊朗在中东的扩张政策。因此，特朗普一再声称伊核协议是“灾难性的协议”。他曾在推文中称，伊朗应该“感谢”伊核协议，如果巨额资金没有解冻，伊朗就“行将崩溃”，并暗示自己不会像前任总统奥巴马那样心慈手软。

特朗普的态度十分鲜明：要么全面修改伊核协议，加入限制伊朗进行导弹研发活动和地区扩张等新内容，要么美国退出该协议。2018年1月，特朗普将5月12日定为修改伊核协议的最后期限，届时如无满意的修改方案，美国就将退出伊核协议。最终，特朗普在5月8日（提前4天）迫不及待地宣布退出伊核协议。5月21日蓬佩奥针对伊朗提出12个苛刻条件，实际就是美国“漫天要价”，对伊朗“极限施压”的具体体现。

经济问题确实是伊朗最大的软肋。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尽管伊朗政府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卓有成效，但经济始终是最大短板。由于缺乏治理经验，加上外部制裁，伊朗经济表现始终不佳。尤其是2012年美欧制裁伊朗金融和能源出口，使伊朗经济雪上加霜，GDP甚至连续出现负增长。2012～2015年，流入伊朗的境外直接投资从46.62亿美元降至20亿美元。在后冷战时代，经济制裁的效果比历史上所有其他武器造成的人员死亡的效果都要大。鲁哈尼政府决心与西方达成核协议，缓解外部制裁压力，实现经济发展。

然而，伊核协议的实际效果远低于预期。鲁哈尼原指望通过“解除核能力换取西方解除制裁”，达成核协议后，美国表面解除了对伊涉核制裁，但仍维系乃至增加对伊其他领域（如人权、恐怖主义以及弹道导弹项目等）的制裁，其他国家企业心存顾忌，在伊投资“雷声大雨点小”。这些非核原因制裁，限制着超过两百家伊朗企业与国际企业的贸易往来。伊核协议签署后，鲁哈尼政府原计划吸引500亿美元投资，但2016年实际外部投资只有34亿美元。伊朗原计划到2017年3月吸引150亿美元直接投资、450亿美元外国资金，但实际吸引投资只有80亿美元。伊朗经济形势未根本改观：失业率从2015年3月的10.6%略升至2016年3月的11%；通胀率仍为两位数；石油出口量增加，但因国际油价低迷，石油收入不及从前。美国仍然禁止国际投资者使用美元结算对伊业务，极大妨碍了伊朗利用伊核协议带来的“和平红利”。2018年以来，伊朗出现严重货币贬值的情况。2017年4月美元与里亚尔汇率仍为1∶37500，2018年4月则达到1∶60000，据说目前黑市已为1∶80000以上。2017年底至2018年初，因食品价格上涨，伊朗爆发全国范围的严重抗议活动。

经济形势不佳引发伊朗民众强烈不满。2016年6月，IranPoll.com网站与马里兰大学对1007名伊朗人的民调显示，认为对伊朗的制裁会在达成核协议后解除的比例，从2015年8月的62.2%降至2016年6月的23.4%；认为经济形势好转的比重从2015年8月的57.4%降至2016年6月的42.2%；认为经济形势越来越糟糕的比重从2015年8月的43.7%升至2016年6月的59%。同年12月再次进行的民调显示，72.6%的人认为制裁解除并未使伊朗经济改善，82.2%的人认为美国仍妨碍其他国家与伊朗建立正常关系，赞成核协议的比重从最初的75.5%降至33.6%～55.4%。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伊制裁，使本就风雨飘摇的伊朗经济雪上加霜。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之前，外国在伊朗的企业风声鹤唳，普遍持观望和悲观态度。2018年5月7日，德黑兰举办国际石油展，因担心美国恢复制裁，参展商只有2017年的1/3。目前，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Maersk）、德国保险公司安联（Allianz）和意大利钢铁制造商丹尼利（Danieli）都宣布暂停或完全停止在伊运营的计划。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雪铁龙等宣布暂停在伊朗的相关业务。

然而，美国指望通过制裁颠覆伊朗政权根本是不可能的。美国对古巴、朝鲜、伊拉克、利比亚都长期进行制裁和禁运，但这些国家的政权并未因此倒台。同样地，此前美国长期制裁伊朗，也同样未能动摇伊朗现政权，因此，现在特朗普指望通过重启制裁迫使伊朗屈服是根本不可能的。

事实上，这次美国制裁伊朗能源出口已经很难达到2012年时的制裁效果。当年美国制裁伊朗石油出口打着“防止核扩散”的名义，因此将国际社会裹挟进来，得到欧洲和亚洲石油买家配合，但这次美国奉行的是“美国第一”，在伊朗遵守核协议情况下非法退出核协议，对此，欧盟和中俄不会配合美国，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

同样地，美国指望通过战争手段摧毁伊朗核设施，并激发伊朗民众起来推翻政府，这种想法同样不切实际。事实上，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只会激发伊朗的民族主义情绪，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效忠意识。而且，战争只能暂时延缓而不可能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相反，战争只会让伊朗人警醒，认识到维护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像朝鲜那样发展自己的战略威慑武器，因此，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很像小布什政府时期的中东政策，是一种幼稚、简单、单边和穷兵黩武的政策。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伊制裁，不会摧垮伊朗，相反，它只会使伊朗朝野放弃对美幻想，同仇敌忾。我们知道，伊朗国内一直有很强的亲西方势力，总统鲁哈尼、外长扎里夫等就是这股力量的典型代表。他们一直对美国抱有幻想，指望通过达成核协议缓解经济困境，乃至与西方实现关系正常化。但这次美国单方面退出核协议，使鲁哈尼政府的外交努力严重受挫，权力根基和民意基础严重受损。2018年5月13日，伊朗强硬派教士、专家委员会主席艾哈迈德·贾纳提给鲁哈尼总统写信，要求其向伊朗人民公开道歉，原因是伊朗在与西方核谈判中没有守住底线，结果给伊朗人民造成损害。有分析称，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使伊朗国内的“第五纵队”严重受挫。这些人显然已经被西方抛弃，促使伊朗“向东看”，谋求成为“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的一员。还有分析称，特朗普的举动只会削弱伊朗市民社会，使其朝着军事独裁的方向发展。

2018年3月18日，一位强硬派议员就已表示，伊朗应该选举军人当总统。如果伊朗选出一位军人总统，那么他肯定能解决人民关心的问题。长远来看，美国背信弃义还给伊朗民族心理留下巨大伤痕。伊朗人一贯“记仇”。对于1953年中情局政变推翻摩萨台政府，伊朗人至今耿耿于怀。现在，在伊朗认真履行伊核协议情况下，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使美国更难获得伊朗人的信任。伊朗革命卫队领导人穆罕默德·贾法里公开表示：

“我个人祝贺美国这个恶魔退出核协议，这个国家此前就不值得信任。”

还有媒体称，伊朗人应该感谢特朗普，因为他让伊朗人明白：美国从来就不是伊朗的朋友。伊朗不再对美国抱有任何幻想。在伊朗朝野对美国同仇敌忾的背景下，美国指望在伊朗策动“颜色革命”的可能性近乎归零。

伊朗素有反抗强权的传统，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制裁势必会进行报复。波斯民族是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保持文明延续性的民族，其历史上虽屡遭外族欺凌，但仍然保留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文化自豪感和独立世界观。同时，伊朗的宗教文化强化了伊朗不畏强敌的特征。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主张善恶二元对立、光明与黑暗相互制衡，认为经过长期斗争，善良最终会战胜邪恶。什叶派教义也主张，在“伊玛目隐遁”情况下，没有哪位君主的统治完全合法，因而带有强烈的反暴政、反强权、反传统意识。与此同时，伊朗还具有强烈的大国抱负。早在巴列维时期，伊朗就以“海湾宪兵”自居，并试图建立“第三波斯帝国”。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转而“输出伊斯兰革命”，借以重塑地区秩序，实现大国目标。近年来，伊朗影响力已扩至中东大部分地区。伊朗发展核计划，同样将掌握核能力视为提升自豪感、挤入大国行列的“通行证”。尤其在当前，美国单方面废除核协议，并加大对伊朗围堵的力度，这只会刺激伊朗奋起反抗，

对美国进行反击和报复。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称，伊核协议“符合美国利益”，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将削弱美国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

未来，美国面临的最大梦魇就是伊朗重启核计划，这会使美国再次面临“打还是不打”的两难选择境地。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后，鲁哈尼政府选择留在伊核协议框架内只是暂时现象，长远来看，伊朗重启核计划的可能性甚大。这主要有几方面原因。一则，从主观意愿看，伊朗一直将掌握核能力视为崛起的“标配”。哈梅内伊认为，伊核计划是伊朗革命的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美国反对伊朗核计划就是因为伊朗将获得政治和经济独立的杠杆和筹码。二则，从国际经验看，2003年利比亚主动放弃核计划，最终却被西方摧毁；朝鲜顶风研发核武器，特朗普却主动与金正恩会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只会坚定伊朗发展自己核能力的决心。有学者指出，在中东地区，连黑夜中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以色列空袭摧毁了伊拉克（包括叙利亚）核反应堆，卡扎菲主动放弃了核野心，这些政权一旦放弃核计划，就会遭遇政权垮台。而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却避免了政权更替。因此伊朗不可能完全放弃核计划。三则，从伊朗自身经历看，伊朗屡屡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戏弄，这只会使其强化“安全自助”意识。

2003～2005年伊朗曾暂停核研发2年，但未换得西方任何回报，美国反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2015年7月以来，伊朗认真遵守与国际社会达成的核协议，但美国单方面退出核协议。这种耻辱经历只会激发伊朗更加强烈的反抗意识。

2016年12月进行的民调显示，48.4%的人认为，如果美国违反协议，那么伊朗应重启核协议限定的核活动。总统鲁哈尼也公开表示，为保护伊朗国家安全，伊朗在必要时会毫不犹豫地制造任何武器，暗示伊朗可能制造核武器。2018年5月29日，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迈勒万迪称，如果伊核协议被抛弃，伊朗就有能力于三天内在福尔道核设施恢复生产纯度为20%的浓缩铀活动。6月4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公开要求伊朗原子能组织立即进行提升浓缩铀产能的准备工作，并将核能力恢复到19万分离功单位。次日，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表示，将从6日开始，在纳坦兹核设施启动制造新型离心机的工作。这意味着，伊朗已经开始重启核活动。

需要指出的是，伊朗这次重启核活动后绝不会再与国际社会谈判，并很有可能逐渐走上研发核武器的不归路。有分析称，当前美国在伊朗面临的局面类似当年美国废除1994年与朝鲜达成的《框架协议》后面临的局面。1994年10月，克林顿政府与朝鲜达成协议，朝鲜同意停止建造核反应堆，但小布什上台后退出《框架协议》，最终促使朝鲜走上制造核武器的道路。当前，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不排除伊朗会像当年的朝鲜一样，重启核活动，走上研发核武器的不归路。

伊朗重启核活动，尤其是进行核武器研发，使中东爆发战争的风险空前增大。对美国和以色列来说，为确保自身绝对安全，其绝不会允许伊朗发展核能力。但在伊核协议谈判已经破裂，伊朗拒绝重新谈判的背景下，美以要阻止伊朗拥核，只能使用军事手段。然而，对伊朗动武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在伊朗具有相当大军事威慑力的情况下，美国和以色列若选择动武，势必将付出难以承受的沉重代价。

余论

国家间博弈是个全方位竞争的“总体战”，也是战略水平竞争的“博傻游戏”。弱势国家一旦出现防护短板，或犯下颠覆性错误，便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伊朗只是中等强国，自身战略筹码有限，且一直被美国视为死敌，伊朗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能安然无恙，乃至逆势崛起，其经验做法委实值得称道。对中国来说，当前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心，同时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空前增大，如何应付这些艰巨挑战，尤其是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明确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已成为中国的主要任务。伊朗与美国博弈的经验可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这也是中国从中所能获得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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