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钢老工人吴敬堂：“我为什么反对国企私有化？”

点击：  作者：吴敬堂    来源：《国企》杂志  发布时间:2019-01-27 07:28:10

 

 

【编者按】国企老工人代表吴敬堂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月25日早晨5点57分在吉林通化第二人民医院逝世，享年82岁。本文原刊于《国企》杂志2011年第9期，现予重发，谨向已故的作者，致以我们深深的哀悼和崇高的敬意！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和彻底革命精神永世长存！

 

口述人：通钢退休工人 吴敬堂

 

2005年，当私营企业“建龙钢铁”首次开始参与通钢改制的时候，我已经退休多年。但通钢毕竟是我工作和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因此即使退休后，我对通钢的发展依旧非常在意。

 

那时候，我对私营企业既无坏的看法，也没有特别的好感，因为缺乏了解。在改制初期，我的想法很简单：“无论通钢的合作对象是私企，还是国企，只要合作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企业，有利于大多数人，我都是欢迎的。”

 

我身边的老工人、新工人也都是这样的想法。然而，事态的发展似乎总是与人们的愿望有相当的距离。

 

 

两进两退

 

合作之初，先是双方评估资产。资产评估过程中，我所不能理解的怪事开始出现了。

 

通钢的1、2、3号高炉早已到了退役年龄，但是由于多年的精心维护，一直运转良好。然而，在资产评估时，这三座尚在生产的高炉被作价为零。通钢的土地也被作价为零。通钢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等50年来积累的无形资产全部作价为零。整个厂区的全部生产设备作价仅为900万元。这导致通钢的总资产估价仅为38.81亿元。

 

与此对应的是，建龙之前7000万元购进的小高炉，则被作价10亿元入股。

 

在我们工人看来，这显然有失公平。但通钢工人的疑问，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答。

 

怪事还在不断上演。

 

合作之初，建龙承诺投入若干亿资金。但是，来自工商部门的证据表明，这笔资金始终没有到位。不仅如此，建龙参与通钢改制后，利用通钢资产作抵押，贷款建起了吉林精品钢基地，导致通钢当时负债近百亿元。

 

从2008年6月开始，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钢材价格暴跌，改制后的通钢不仅没能如期实现“新通钢两年内实现1000万吨钢”的发展目标，而且还陷入了亏损的泥潭。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到2009年2月，通钢的亏损一度高达10亿元。

 

2009年3月末，通钢宣布与建龙集团实现股权分立。作为分手费，建龙获得了吉林精品钢基地和通钢原有的矿山所有权——据我所知，在双方合作的4年中，建龙集团几乎将所有的资源都倾向了吉林基地。

 

建龙退出后的2009年4月，通钢大幅减亏；5月微亏；6月赢利6000万元。

 

到了2009年7月，建龙重返通钢。这一回，其成为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超过60%。无利可图，就抽身而退，有利可图，就卷土重来。至少在我看来，建龙的用意已经昭然若揭。而且，拿着从通钢获取的资产来回购通钢，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2009年7月23日，对此极为不满的通钢工人开始聚集，并最终导致了震惊中外的“通钢事件”，建龙派驻通钢总经理陈国君死。事后，吉林国资委宣布，建龙永不参与通钢重组。

 

建龙集团派驻通钢公司总经理陈国君

 

失落的工人

 

通钢在偏离正常发展轨道的同时，数万工人也为此次改制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2005年9月，通钢开始大幅减员，30年工龄以上的职工全部下岗，而这些，几乎全部是熟练工人和高级技工。在该轮减员中，共有7000人被内退、被下岗。事前既无通知，也没有召开职代会表决，完全被蒙在鼓里的时候，其命运已经被人改变。由于通钢多是双职工乃至几代职工，因此大规模的下岗不仅影响了家庭的收入，也对社会稳定带来了伤害。

 

对于剩下的职工，建龙采取了堪称监狱式的管理方法。原有的厂长、车间主任、段长等设置被取消，替代以一级管、二级管等设置。似乎在他们眼中，工人就是挣钱的机器和奴隶，管理人员就是看守，就是狱卒。

 

不仅如此，建龙还取消了党群部门，工会主席也被企业领导兼任。工会，这一工人情绪和意见的最重要反映渠道也开始形同虚设。原本的干群关系急转直下。同时，通钢办公楼的二楼被严密保护起来。不仅门外有岗，而且楼里有岗，经理办公室成为工人禁地，见领导成为奢求——正常的沟通渠道没有了，只能选择其他办法。

 

在地位变化的同时，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建龙给陈国君的年薪是300万元，处级干部的年薪也有30万元。而后勤工人的月工资仅为600元左右，即使是技术含量最高、最为艰苦和危险的炉前工月收入也不足2000元，一般员工的月收入则普遍在1000元左右。不仅与管理层有数十上百倍的差距，而且比改制前有了明显下滑。随着物价攀升，这么低的收入，根本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更不用说供养子女读书。

 

更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建龙一方面以减员增效的名义在通钢大举裁员，另一方面又从外面招聘大批农民工进入通钢——这些连拧螺丝都不会的新工人月工资都是四五千，比经验丰富的老工人高三四倍！

 

对于上述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通钢工人难以理解，更难以接受，直接导致了工人积极性低落。一时间，应付、敷衍成为员工的主流状态。在那些四处转悠的管理者看来，似乎工人都在忙活，等他们一走，大家都会停下来。即使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把螺丝装上去，再卸下来，手脚似乎一刻不停，但并没有创造任何效益——工人们的说法是，反正赚了钱都是个别人的，发展成果又分摊不到我们头上！

 

这样的合作能持续多久，自然也就可以预料了。

 

 

回 归

 

时代在发展，企业也需要多种形式的合作乃至改革。但私有化未必就是最佳的发展途径。国有资产流失、企业发展遇挫、工人饱受其累、社会影响恶劣。这是我总结的通钢与建龙的合作结果。虽不能因此而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说所有与国企合作的私企都不怀好意，但不能不从这一合作中吸取教训，毕竟学费过于沉重。

 

至少，我们要更好地认清改制的目的何在？改制的受益者是个别人还是大多数人？是为了搞好企业还是为了给某些人的账户上添加数字？

 

目前，首钢已经接手了通钢。对于前几年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作了调整。通钢的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工人待遇有所恢复，工人下岗现象几乎消失，收入中的两极分化现象好转。更关键的是，首钢有实力也有诚意搞好通钢。如今，首钢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对设备维护、更换，对工艺进行改进。工人的积极性也随之提高，生产效率显著上升。

 

在铁矿石成本压力不断高涨，钢铁需求趋于平稳的今天，通钢已经连续盈利，逐渐走出了昔日的阴影。

 

 

（来源：《国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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