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摘登如下：

6月12日香港立法会大楼附近发生了“反《逃犯条例》修正案”示威游行。当时我也来到了香港，那是出于其他目的（观察中国的野生动物），本想经由香港赴中国内地。恰好在当天，我得知香港游行队伍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后来又得知6月16日香港将再次爆发大规模游行，我索性推迟去中国内地观察野生动物的日期，打算在香港停留几天，深入采访这场游行活动。

我自1988年在中国重庆的一所大学留学以来，大约30余年经由香港往返于中国内地和日本。粗略算来，我穿过香港—深圳罗湖的口岸已有560多次，对我来说这不过是我前往中国内陆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行程中的一小段而已，没有任何特殊意义。但是，如此频繁地往返中国内地和香港，即便像我这样对于人类社会毫无兴趣也一无所知的人来说，也能够感受到香港和内地在多种意义上的“差异”。

我曾经很喜欢香港（我正在纠结于是否要用“曾经”一词）。每每结束在四川、云南大山深处艰苦的调查，在广州站办理出境手续，乘上直达香港的列车时，我经常感叹“终于活过来了”。

去年来不断有报道称“内地直达香港的火车延伸到了香港中心城区，将严重影响香港‘主权’”，国外媒体也大肆宣扬香港的“反火车直达运动”（去年7月就发生了类似的游行）。然而，广州直达香港的火车在30年前就有了，现在只是更换了售票处、站台、路线和使用的火车。

我通过香港往返于中国内地和日本已不下数百次，原本非常喜欢香港，但不知何时这一想法发生了变化。最近一段时间，我待在香港的话会感觉异常烦躁，而到了深圳反倒轻松很多。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从面积上来看，香港同内地的比例是1:10000，人民的文化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举个例子，在香港乘地铁，人人都很守规矩排成一列，然而在深圳或广州，地铁礼仪和香港有着巨大差别，乘客在停车前就已经在乘车口争先恐后、挤成一团（但即便是这样抢到的座位，内地人看到老人后都会毫不犹豫地让座，这也是中国人有趣的地方。相反，这类情况在香港几乎没有）。

但最近几次去香港的时候都会感受到一种“厌恶感”，而这种“厌恶感”通过此次在香港的采访变得更加明显。

6月12日至7月2日我都在香港，在港期间搜集到了抗议香港政府的学生、声援抗议的市民、以及警察、伊斯兰教信徒和中国内地市民的动向和想法。

这几次抗议活动都定时定点、有规律似的重复进行，除去必须上班无法参加的人群，这些市民怀着“守护香港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多次参加游行，我对这种整齐划一的行动感到不寒而栗。比如，最近比较热门的示威者口罩，我在抗议现场的时候，游行的年轻人多次向我发放口罩，问道“为什么要戴口罩”，答“如果遭到催泪弹袭击，口罩可以最大程度降低伤害”。实际上游行开始时，戴口罩的只是极少数人（大多是冲在前线的人群）。然而，外国媒体和社交软件上不断有消息称“示威人群都需戴上口罩，如被认出，将遭到报复”，就这样“口罩人”越来越多，而这在世界媒体眼中成为了“遭威权打压的民众”的象征。

抗议团体的据点位于通往立法会大楼的大桥、大楼西侧的广场等。狂欢（刻意使用这一说法）结束后，大多数参与者都回归日常生活，神奇地消失了。我当时在怀疑：这真的是香港吗？

中国内地来港的移民可以被视为处于“香港正义”边缘的人群。我的前未婚妻M和我的助手S都来自中国内地，都出身于内地农村，他们都表示“讨厌香港”，为何讨厌香港？因为香港人对于内地人，尤其是出身农村的内地人极为蔑视。我自己以前也有过类似经验，在香港高级住宅区的一家咖啡店里，我向一名为我斟水的服务员说“谢谢”，旁边一名住在香港的日本女性提醒我道：“你是日本人吧？我奉劝你不要用中文说‘谢谢’，被错当成内地人的话下场很惨的”。

最近我询问了M和S对香港游行的看法，他们纷纷表示“香港也是中国的一部分，适用中国法律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消极一点来说，香港人守护中国内地所没有的“自由”实际上是在守护曾经殖民时期所拥有的“既得利益”。

香港人在回归中国前被视为英国人的“仆人”，他们曾经也是被欧美“主人”蔑视的弱者。然而，回归后他们又以和欧美人相同的“主人”身份，蔑视内地人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我在香港所感受到的“厌恶感”有些许源自于这里。

香港回归后，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往来变得更加便捷，但就我亲身经历来看，来往于内港边界的大多数都是香港人，普通民众认为“回归后，共产党的政策不断侵蚀香港”，但实际上倒不如说是香港社会“侵入”中国内地。

从多数内地人看来，香港市民都是“精英”和“富人”，香港回归后得到如此优厚的福利待遇的正是香港。

现在的游行人群中许多人叫嚣“警察不要杀学生”，但是警察究竟干了些什么？在日本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相信日本政府、警察、法律是绝对的正义，极端厌恶人权运动和示威游行，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就高唱“参加游行的人都是叛徒，警察千万不要手软”“日本司法太过温和，应当严厉惩罚罪犯”等，然而对于香港游行，他们却高歌“无法原谅警察”“要守护人权”“送中法是恶法”（我在现场想要拍摄示威人群却被恶意遮住）。

从我所了解的情况看来，警察正式出动的仅有6月12日暴乱发生之时和7月1日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大楼的时候。我当时并没在现场，但看到视频，警察的确朝游行发射了催泪弹，另有数人受伤。

警察的第一要务是守护市民安全。6月12日的冲突发生后，交通设施还在正常运行，学生们却肆意横穿马路煽动游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香港还是中国、日本，警察采取相应措施是理所当然的，发射催泪弹已是最轻的方式。7月1日示威人群闯入立法会可以看作是一种恐怖行为。

游行的组织者从一开始就没想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只是想将所谓的“正义”施加给“恶者”，然后获得世界舆论的同情。在现场可以看到，香港人普遍将日本人视为同一阵营，遇到日本人态度都异常温和，他们逢人便说“感谢您来采访，昨天我的朋友在这里被警察杀害了，请一定要向日本民众转达”。但是截至目前还尚无任何消息称示威者被警察杀害，我很好奇他们到底有多少朋友被“杀害”？

7月1日晚示威人群再次闯入立法会大楼，当时我在现场拍摄示威者照片，亲身体会到了人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天有媒体报道：原本“没有组织任何骚乱和抗议，一直进行和平示威”的学生强行闯入立法会大楼并制造破坏活动。但另一方面，此前香港警察一直被认为“对示威群众大开杀戒”，但实际上并无相关消息和素材，外界无法进行报道。这让许多外媒感到非常不解和困惑。

或许是出于对这些外国媒体的恐惧，学生、市民开始采取了“限制采访”的行动，而并非政府。曾经的香港可以包容各类自由拍摄采访，但事件发生后，示威者拒绝了我们的拍摄，称“我们分明是在进行和平的示威游行，如果被外媒曲解为暴动的话，我们会很困扰”“不允许拍摄对学生不利的照片”“只有经过我们许可的媒体才可拍摄”。

就这样，我多次试图在现场拍摄，但多次遭到民众（普通的香港市民）要求，强迫我删除拍摄到的照片，甚至还被他们集体围堵，摄像机被他们抢走，镜头也遭到损坏。他们意图向世界展示自己是“被害者”的形象。但坦率地说，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

最后救我出来的是一位美国的自由记者。据说他原本也打算自由拍摄，（因我们的拍摄活动并不合香港市民的想法）被要求停止采访，不过由于是欧美人，香港市民并未作出过激行为。我对他深表感谢：“自由记者理应站在中立的角度进行报道”，随后离开了现场。

我在日本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即便有三长两短，也无甚大碍。但这样真的可以吗？

7月下旬以后，不明人群“白衣队”和示威人群发生冲突，香港的局势愈发混乱。香港市民所高歌的“正义”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认为应当深入并慎重地看待当前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