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北上是如何被办成定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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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石：北上是如何被办成定局的？

点击：作者：双石来源：双石茶社发布时间:2019-12-14 10:39:12

北上是如何被办成定局的？

——党中央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为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进作出的努力

《非常抉择——北出陕甘的前前后后》节选

垫台阶，下台阶——张国焘向党中央讨价还价

　　党中央紧锣密鼓地在开展新局面的同时，张国焘还在跟党中央磨叽。

　　林育英在瓦窑堡会议期间发来的那份电报态度平和，语气委婉，台阶也垫得合情合理，张国焘实在没有理由跟林育英翻脸，所以不得不请出朱德总司令以为缓冲。1935年12月30日20时，自草地分裂后，朱德总司令第一次有了单独署名与党中央通信的机会。

　　虽说是“单独署名”，但这份电报是不可能绕过张国焘的，所以朱总司令很有分寸：

　　毛、彭、李、林、聂并转林育英同志：

　　A.育英同志电悉，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

　　B.薛纵队调川，胡宗南部到青，亦向川中开进，钟林[松]旅开徐州。

　　C.你处敌情近况望告。

　　朱德[1]

　　首先通报“育英同志电悉”，说明“张主席”也收到了。至于林育英的建议没有明确同意也没有明确拒绝，实际上是表示“张主席”这边还在考虑中，或有就此下台阶的余地;然后提出“万分需要”的“密切联系”。其实两边的联系一直就没有中断，张闻天、毛泽东等乃至党中央都给“张主席”递过信息发过电报，但“张主席”这边却不是直接对话党中央，而是通过林、聂、彭、李等转电，那意思就是你们那个党中央不算数，老子才是党中央!

　　朱总司令的意思显然是：最高领导人双向直接互通。

　　估计毛泽东得到朱总司令的来电一定会生出“喜出望外”的感觉来：自草地分手后，党中央就失去了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的消息。朱、刘二位首长在中央红军将士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哈达铺整编时，很多指战员都在询问他们的消息，而党中央领导人也没法作详尽解答。毛泽东也只能从宽心处安慰大家：我们都很惦念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他们是赞同北上方针的，总有一天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来与我们会合，也许就在明年的今天……

　　1936年元旦那天，毛泽东也给朱总司令回了一电。

　　这份电报张国焘不可能看不到，所以毛泽东同样也得有分寸。

　　朱德同志：

　　㈠卅号计时电悉，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份子实不放心，今按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

　　㈡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亦有发生连系，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愈[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㈢环绕我北方苏区之敌共一百七十三团，计张学良六十团，杨虎城廿五团，阎锡山五十八团，井岳秀七团，高桂兹四团，马鸿逵十团，蒋介石十一团。

　　㈣以张学良为主力对北方苏区之第三次“围剿”已为我彻底粉碎了，计消灭张学良四个步兵师，击溃三个骑兵师，活捉百○九师长牛元丰，打死百一十师长何立中，共缴步枪七千余枝，轻重机关枪百余挺，敌现在全部退守城镇。

　　㈤我们目前正猛烈扩大红军，不日即可扩大一倍，游击队亦可扩大一倍。游击战争正向陕、甘、晋、绥、宁五省发展。

　　㈥苏区有极大发展，南抵耀县，距长安仅百余里，西南抵径川、长武，西抵庆阳，西北抵靖边，北过长城已与蒙古民族取得联系，东面已过黄河，但敌尚有一部占据绥德、米脂、榆林、洛川、韩城等城市未退，民众斗争十分热烈，苏区富源广大，主要是洋油、食盐、皮毛、棉花、煤炭，对外贸易无阻，中央政府现宣布不收一切租税，以发展经济。一、三军与廿五、六、七军团结巩固，已开办大规模之红军入学为造就扩大五万之新干部而斗争。

　　㈦国际除派林育英来外，又有阎红雁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塞维克化，全苏欧、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

　　㈧日本对华北急进，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河北、河南、浙江、福建的游击战争转入反攻形势，陕南有大块苏区，苏联准备与日本作战。

　　㈨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

　　㈩兄处方针，望告。

　　毛泽东

　　一月一号[2]

　　除去情报交换外，该电最关键的信息是两个：㈠党中央已与北方局、上海局和共产国际有了联系。“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愈[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张主席”另立的中央不合法，其“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㈡共产国际派来的不止一个人，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

　　这份电报张国焘是肯定能看到的，看到后是什么反应，不得而知。但从张闻天于1月13日致张国焘电中的有关内容判定，张国焘此间一定有一个作出反应的回电，而这个反应不是下台阶而是继续拧脖子。

　　张闻天的电报是这样的：

　　国焘同志：

　　一、S同志消息，绝对不可轻信。

　　二、此等外间情报，一般是不可靠的。如徐海东同志事，纯系敌人造谣，即是一证。因此不应将S同志消息通知二、六军团，以免引起内部纠纷。

　　三、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四、兄处情况如何，甚为系念，请时电告。

　　闻天

　　一月十三日[3]

　　可见张国焘此前应有一电致“陕北同志”，内容有“S同志消息”等“外间情报”，对于林育英的建议和毛泽东“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愈[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的规劝，并没有党中央所期待的反应。除此之外，张国焘于此前或此后，还有一份致林育英电，仍然是一派咄咄逼人之态：

　　育英同志：

　　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敌，必须坚决反对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这种机会主义在于：

　　(甲)将五次“围剿”估计为决定胜负的战争，在受一挫折的条件下，必然成为失败主义的严重右倾。

　　(乙)防御路线代替进攻路线。

　　(丙)在过去福建和北方事变中，和全国抗日反蒋运动中，都因错误策略放弃无产阶级领导的争取。

　　(丁)机械的了解巩固根据地，因此不能学习四次“围剿”在鄂豫皖红军在强大敌力压迫下退出苏区的教训。

　　(戊)忽视川陕苏区和整个川、陕、甘的革命局势，因此对川陕赤区的没有帮助和指导，影响到苏、红在西北的发展，过低估计少数民族的革命作用，对革命在西北首先胜利的可能表示怀疑。

　　(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后来又将党北进攻的路线曲解成为向北逃跑，最后走到分裂党和红军。上述的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若不揭发，就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的党。最后，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4]

　　1月16日，张闻天以党中央秘书处的名义将瓦窑堡会议决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摘要电告张国焘，并望其负责转红二、六军团。[5]同日，想必已经忍无可忍的林育英也再电张国焘，亮出来“受共产国际委派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的尚方剑来：

　　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

　　林育英

　　十六日九时[6]

　　这就是被后来的许多学者称之为“矫旨”的那个电报：林育英回国时，并不知道一、四方面军的草地分裂事件，失去与共产国际联系的中共中央不可能这么快就把这个信息送达共产国际，所以共产国际也不可能委托林育英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让林育英亮出的这个“钦差大臣”的地位企图压服张国焘，的确也不是什么高招：张国焘也是往返过“无产阶级祖国”的人，其中一次还是“偷渡”，现在这种情况下长途跋涉是个什么概念他不会不清楚，况且林育英回国后给张国焘的第一份电报中已然说明且证明了他回国的背景和日程，所以张国焘对林育英这个“矫旨”并不买账!几天后给林育英的回电的口气依然十分强硬：

　　育英兄：

　　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宣告?我们一切都经党中央同意，假冒党中央或政府机关名义发表重要文件，此间有公开否认之权。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外，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党内争论请国际解决。盼立复。

　　焘

　　一月廿日[7]

　　看看张国焘这是个什么态度吧：首先对林育英的身份表示怀疑，接着宣示自己所谓“党中央”权威，然后威胁说自己有公开否认“假冒”之权，最后直接要求陕北“取消中央名义”——林育英的“矫旨”，张国焘何曾放在眼里!

　　至此，张国焘是完全拒绝了林育英的规劝和中共中央对他释放的和解之意：他倒是同意应该“自动取消中央名义”，但要求取消的是陕北的这个真中央，而不是他自己另立的这个“伪中央”!而且还咄咄逼人向林育英索要“共产国际决议”。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两天后，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与会者除张闻天外，还有博古、周恩来、何凯丰、刘道生、陈时夫、刘英、赖大超、吴亮平、邓发等，讨论青年工作和张国焘另立中央问题。[8]

　　会议作出决定：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

　　中央政治局

　　一九三六年一月廿二日[9]

　　1月23日，朱德致电张闻天：“现值革命新的高涨，党内急需统一，党的争论和组织问题，应由国际解决，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要，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否则，各以中央名义发表文件，对外不一致对敌，会使革命有损失。”[10]

　　这是一个表达转寰和缓冲之意的电报，张国焘不可能看不到，甚至有可能就是张的意思。

　　24日，张闻天回复朱德：

　　朱德同志：

　　㈠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兄均党内有数同志，此间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名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事第二党组织，则他事更好商量。

　　㈡兄处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特复。

　　张闻天

　　一月二十四日[11]

　　这意思很明白，同意党中央与张国焘暂取平行关系——“兄处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但不同意党中央改称“北方局”——“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这样的处置也是有先例的，比如中共满洲省委当时就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党中央没有直接联系。

　　同日，林育英再电张国焘，又捧出了共产国际的尚方剑：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

　　二十四日[12]

　　林育英这回道出的信息不再是什么“矫旨”，而是来自《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的真实信息。这个信息虽然在1月1日毛泽东致朱德电中间接扼要地向张国焘道出过，但毕竟是来自当局中人的“间接信息”而不是“共产国际代表”之口道出的，所以张国焘当时还不以为意。这回林育英来电正式道出而且是不容商量的“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干脆而直接地就把张国焘那个“党中央”打入了冷宫。

　　这把尚方宝剑，真把张国焘给镇住了!1月27日，几天前还色厉内荏的张国焘两电林育英、张闻天，同意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反过来向林育英等抱怨“为啥早不告诉我们哩?”——这已经是要下台阶的意思并且开始寻找“急谋统一”的共识了：

　　育英、闻天同志：

　　甲、此处对兄处十二月廿三[五]日决议，详细讨论结果，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但一致认为兄等不将党的策略路线的改变预先电商我们，不将国际的决议讨论经过和育英所知告知我们，不但表示负气，而且没有以革命利益为前提。

　　乙、对目前策略路线既已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

　　丙、党六次代表大会使党受着重大创伤之后，在完全正确的基础上□向何转，究竟在六次大会后为何发生这许多事变?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能否得着更顺利的经历?为何使过去中央和鄂豫皖领导发生隔阂?反五次“围剿”为何应是这样的经历?我们会合后为何发生争执?究竟目下什么政治内容?如果我们不儿戏革命，都应当有更深刻的思索。

　　丁、国际赞扬我党和万里长征的胜利，这是鼓舞中国革命同志最艰苦卓绝的战斗，此间也不想抹煞这个，但是不能因此就不去学得教训。

　　戊、目前策略的改变，固然是殖民地危险极度紧张，与民族革命新高潮所必需，但是此与过去策略和教训有关，如果不学习过去教训还是不能正确了解新的策略，这种学习过去教训，这只应以能正确执行目前新策略为限，不应有算旧账的精神。

　　己、党内思想斗争是应当加紧的，但党内生活如果没有领导干部间民主的、互助同志间态度互相商量，机械的运用两条战线的斗争方式，妨碍自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的发展，同时不会收得思想斗争应有的成绩，反养成打官腔的习惯，发展成为似乎是有原则的无原则斗争。

　　庚、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互相把对方往外推，给罗章龙派路上推。

　　辛、此间对兄处领导同志不但未作任何组织结论，也没有将兄处原则上错误和分裂党和红军的事实告知二、六军。对兄处中央委员同样表示尊重态度，对外仍然用毛、张、项名义。

　　壬、此间一般工作均有团结进步，正在学习江西苏区原有经验，对军阀、土匪、流氓意识和饥饿情绪作健全的思想斗争。

　　癸、党中央此时最好能在白区，但不知条件允许否?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从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乘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究应如何?尚祈三思。

　　国焘[13]

　　最后还是别别扭扭地选择了林育英提出的“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方案。

　　同日的另一电内容如下：

　　育英、闻天并转各中委同志：

　　我们讨论了你们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决议，原则上一致赞同，并有下列的补充与修改：

　　(甲)在目前形势分析中，对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你们单说到陕北的胜利，把整个的胜利发展抹煞，这是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还多少保持着偏见的有害观点。我们认为主力红军在四川的胜利，红一、三军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会合;在陕北的新发展，二、六军团在大规模运动战中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发展的具体形式，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估计。只有这样的估计，才能使党在民族革命新高潮中正确的决定自己的战略与策略。

　　(乙)关于统一战线的政权与军队，我们从早于去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发出的通电中，已提出抗日救国政府与抗日救国军作号召，为着对外的一致，还是用这个名义的好。而且国防政府可以使人曲解，抗日救国则是民族革命的鲜明旗帜，所以我们还是主张用抗日救国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名义。

　　(丙)行动纲领我们增加了三条：

　　⒈给民众以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

　　⒉组织民众的抗日军、义勇军……等;

　　⒊实行民族自决，联合国内各少数民族一致抗日，反对在日本卵翼下的反动民族运动。此外最后一条文字上改为与一切表同情，和赞助中国的伟大民族运动，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丁)在吸收新党员的条件上，我们增加为党纲奋斗的一点。以上提议我们认为是必要的，请采纳，并见复。[14]

　　这也是以进为退，找台阶下了。

　　“张主席”能转弯找台阶下，也有来自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压力。

《康道炉战役计划》与“灵关共识”

　　“张主席”在红四方面军虽然说一不二，但这段日子也并不好过。

　　“南下”是胜利还是失败，事实在那儿摆着哩!口号喊得再响，那也是改变不了的：这个时期，红军的防线不断被敌人突破，红军踞有的区域越来越小，而且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年前南下前全部人马还有65个团和一个骑兵师，约8万余人，这才不到半年时间，已经锐减到28个团，4万多人了……

　　现在是谁都明白，要再这么着拖下去，这队伍非被拖垮不可。

　　关于这段日子张国焘的状况，徐向前留下了回忆文字：

　　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为了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有同志提出，这边可组成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个过渡性的办法，大家认为比较合适，张国焘能够接受。经与中央协商，中央表示同意。

　　一九三六年一月下旬，张国焘在任家坝召集会议，讨论党中央发来的“十二月决议”要点。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昌浩、我、周纯全、傅钟等人。

　　“决议”要点明确指出，在民族革命新高潮中，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与小地主、小军阀，有同情和参加革命的可能。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与组织全民族的一切革命力量，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反对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反动头子蒋介石。为此，党的具体政策上，必须实行若干转变，如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团结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优待反日反卖国贼的白军官兵，不再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用比较宽大的政策对待工商业资本家等。为坚持党对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倾向，同时也不放弃反右倾的斗争。

　　党的策略路线的重要转变，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大家在发言中均表示，应在新的策略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张国焘除表示同意中央的新策略外，还百般为自己的错误辩解。过后，他曾致书四川军阀，要搞统一战线，但未取得任何进展。

　　确定我军的战略行动方针，亦迫在眉睫。[15]

　　任家坝会议正式的称谓是“各机关活动分子会议”，张国焘在会上所作报告名为《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报告开头就说：“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中央政治局已有一个决议。……我们这一策略路线的改变，是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央政治局深刻的讨论。我今天的报告就是要向大家解释这一新策略路线的内容。”[16]

　　张国焘在这个报告中对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进行了传达和诠释，表明他已在原则上接受了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虽然仍然别扭，但其间仍然延续了过去对党中央的攻击以及对南下错误的辩白。而且很不地道的是，他在“中央政治局”称谓之外，又把瓦窑堡决议的真正著作权人称为“陕北的同志”，不动声色轻而易举地就把版权划到了自己那个“中央政治局”名下：

　　国际指示的这一策略路线，现在二、六军团和陕北的同志大家都是同意的。

　　关于以前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意见的分歧，可以提交党的第七次大会来解决，我们不能如陕北的同志们采取各干各的，互不相管的态度，现在执行新的策略路线中，过去的分歧固然可以提到七次大会上来解决，是党在政治上的团结，组织上的统一，这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们正在具体提议，解决办法目前应在适当地区建立中央，陕北方面成立西北局，我们成立西南局。这并不是对倾向斗争的让步，而是目前执行党的历史伟大任务中所必需的。[17]

　　张国焘的小聪明，的确玩儿到了极致，但这终究不是大智慧，掩了耳，也盗不了铃!

　　2月上旬，磨磨叽叽的张国焘终于和党中央达成了暂时的妥协。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红四方面军何去何从的问题了?

　　这是个现实的压力，也是南下失败已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多年后，徐向前回忆道：

　　川康边无法建立革命根据地，已为事实所证明。二月上旬，敌人集中了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及川军的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我军粮弹缺乏，打得十分艰苦。经一周激战，被迫撤出天全、芦山。面对敌人的重兵压迫，我们准备陆续撤离宝兴、丹巴、懋功地区，向康定、炉霍、道孚转移。[18]

　　徐向前所说的“转移”，源自2月上旬就拟定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这个计划是红军总部在任家坝拟定的，但开始酝酿的时间却是在1月间芦山县大板桥村召开的四川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那时候，屯在天芦宝地区的部队已经非常窘迫，“两干一稀”都已经难以为继，且因这个地区人口稀少，群众参军虽然积极踊跃，但“扩红”成绩却仍然难以填充战斗和疾病造成的大量减员……

　　于是，原来作为“万一之选”的康北，就不得不被提上日程了。

　　因张国焘对康北的情有独钟，所以这个计划的“战役纲领”有着极其明显的“国焘特色”：

　　⒈我军为继续扩大南下胜利，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更有力的策应二、六军团行动，并求得在广大地区在运动战中粉碎蒋介石卖国军，决以一部位邓生、硗碛、达维、抚边钳制南东两方之敌，主力迅速向西增进，取得道孚、炉霍、康定一带地区，以便尔后之发展。

　　⒉兵团区分：277R、二十七师为一个纵队，分位斗井坪、硗碛、邓生、达维、抚边，以一部向牛头山佯动，钳制东南两方敌。三十军、四军、廿五师、五军经丹巴以大部分出泰宁、毛牛，消灭毛牛李抱冰残部两团后，部分经大炮山、东谷、俄日，向康定进击，以首先消灭李抱冰匪部，取得康定，并迎击薛岳匪部为目的，同时以一部北进取得道孚，向炉霍地区进展。

　　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归王树声指挥，为右纵队。以三十二军、九十三师先取得金[汤]、鱼通地区，设法由金[汤]、鱼通渡河截断毛牛敌退路，配合主力取得康定。对天全、泸定方向严行警戒，以九一师巩固羊村、龙洞地区，掩护医院之搬运。[19]

　　看见没有?“继续扩大南下胜利”，“首先消灭李抱冰部，取得康定”!

　　《康道炉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为：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和九军二十七师，分别位于盐井坪、硗碛、邓生、达维、抚边一线，并以一部向牛头山佯动，钳制东南两方之敌，掩护后方机关向西转移。四方面军主力三十军、四军、九军二十五师与驻丹巴之五军配合，大部出泰宁、毛牛村，消灭敌李抱冰在毛牛村、大炮山一线的两个团，然后进击康定，以消灭国民党军在康定的部队，占领康定，控制康区东部门户。同时，主力部队还应以一部向西攻占道孚，然后向炉霍发展，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三十二军，进取康定的金汤、鱼通，然后设法南越大渡河，截断毛牛村、大炮山李抱冰两个团的退路，配合主力进攻康定，并警戒天全、泸定之敌。[20]

　　但要实现这个部署，“以大部分出泰宁、毛牛，消灭毛牛李抱冰残部两团后，部分经大炮山、东谷、俄日，向康定进击”，那就必须首先恢复月前已失守的铜炉房、牦牛、大炮山一线阵地。如此一来，在高寒缺氧地带仰攻已取得地势之利且以逸待劳的敌人，激烈战斗和伤亡那都是不可避免也是可以想象的。

　　恰好在部队开始行动后的2月14日，已随准备东征红一方面军主力行动的林育英、张闻天给朱德、张国焘发来了一个电报，就红四方面军下一步行动方针提出三个方案供他们选择：

　　①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但须由兄弟等估计敌情、地形等具体条件的可能性。

　　②二、四方[面]军现在地巩固的向前发展，粉碎“围剿”，第一步把苏区迫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涪两江之间，这是夺取四川计划。便需估计堡垒主义对我们的限制，需不失时机以主力跃入堡垒线外，在外消灭敌人，发展苏区。二、六军则靠近川南苏区，在云、贵、川三省之交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互相呼应。

　　③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与金沙江，与二、六军取得近距离会合，甚至转向云贵发展，寻求机会的前进。以上三种方针，请兄等考虑选择之。[21]

　　红军总部得悉此电后，朱德、张国焘即召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宝兴县灵关镇(当时属天全)集会，讨论这三个方案——实际上也是讨论《康道炉战役计划》是否继续执行。如果要继续执行，是否有必要明确战役目的?究竟是要“扩大南下胜利”，还是按党中央三个方案中的“上策”而作准备?……

　　有关情况，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傅钟老人回忆道：

　　四方面军东渡岷江，二、六军团北渡长江，在川北会合后北进陕甘。这是上策。但东渡已不可能。大家估计，二、六军团由原区北渡也难实现。第二方案是：四方面军进入岷江、沱江之间即宜宾、泸州山区(朱德、刘伯承同志当年曾在那里作过战，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与二、六军团占领的毕、大地区靠近，毕、大以北还有支中央红军留下的川南游击队在活动，可以起到相互配合的作用。但进军宜、泸的通路，以红军现有的兵力是难以打开的;而且宜、泸与毕、大两区有长江相隔，江北的区域狭小，主力红军不可能在那里立足。第三方案是：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金沙江，与二、六军团取得近距离的会合，在云贵川边转战、发展，但面临的敌我态势是：薛岳的6个师((20多个团)正向北猛攻我军阵地;红三十军的八十八师已撤出天全、始阳，国民党五十三师李韫珩部正由康定向丹巴进攻;我军无论向西、向南都无法再过大渡河，同二、六军团在云贵川边会合也难实现。经过反复讨论，一致认为:只有按原拟的《康、道、炉战役计划》行动，在道、炉地区迎候二、六军团，两军会合后共同北上陕甘。这就是说，按照具体情况，坚持党中央提出的上策，贯彻要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协同行动，共同北上的指导思想，采取不走东路走西路的方针，完成党中央的战略计划。这次会议开得顺利，朱德、刘伯承同志发言最多，分析、说理十分透彻。张国焘迫于形势没有节外生枝，顺从了大家的意见。[22]

　　另一位与会者徐向前的回忆可以与之相互印证：

　　我们讨论的结果，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案。因为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和我，过去就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只是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张国焘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准备与苏联红军联合抗日，自然顺水推舟，同意北上的方案。至于夺取四川或南下云贵川的方案，大家认为，根据敌情、我力及地形条件，难以实现。关于策应红二、六军团北进的任务，自然应由四方面军承担，视发展情况再作决定。[23]

　　这次会议的讨论结果是：继续执行《康道炉战役计划》，但目的已不再是什么“继续扩大南下胜利”，而是要准备“会合红二、六军团继续北上”。这也就是傅钟所说的：“按照具体情况，坚持党中央提出的上策，贯彻要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协同行动，共同北上的指导思想，采取不走东路走西路的方针，完成党中央的战略计划!”

　　这是自南下以来，红四方面军领导层第一次违拗了张国焘的意志。而有了这次会议所达成的共识，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等在执行《康道炉战役计划》时，也就有了“便宜行事”将“北上”之议办成定局之依据。然而后来的事实同样也证明：张国焘虽然在会上“迫于形势没有节外生枝”，但并没有“顺从大家的意见”[24]。比如迟迟不将党中央提出的“三个方案”和灵关会议达成的共识传达给红二、六军团首长，比如仍然不断地“节外生枝”，固执地想回到南下或西进的轨道上……

　　总而言之，“张主席”图的是偏安，而不是进取!

　　灵关会议后，朱德、徐向前马上找来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交代任务。程世才因“对前一段的领导很有意见”，见着朱总司令也是牢骚满腹：“这么着拖来拖去，还要不要部队?!”宽厚的朱总司令宽慰他说现在有喜事了，张主席也决定要北上了。程世才还是语带讥讽：“北上不是‘机会主义’么?早点‘机会主义’了，何至伤亡这么大，减员这么多。”朱德、徐向前对他说明了北上的部署：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为全军先头部队，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任先遣队司令员，马上翻越夹金山，执行《康道炉战役计划》……[25]

　　1936年2月下旬，南下红军兵分三路，陆续撤退天、芦、宝地区，向康北前进。

　　2月19日，刘伯承、程世才率领先遣队红三十军红八十九师翻越夹金山王母寨垭口，进至达维。这是红军第三次翻越夹金山——也是红四方面军第二次翻越这座雪山，而且是隆冬季节翻越，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而且他们还不一定知道，他们前头还有漫长的征程，还有两位数以上的雪山在等着他们去翻越。这一次，他们被赋予的使命是到丹巴去与红五军会合，“先取毛牛、道、霍、康、甘等县，消灭李抱冰部”，而红五军要“准备好一个团，待八十九师到懋功后，立即出发，先取太宁或登宝[26]”[27]。

　　这个任务，在先遣队与红五军在丹巴会合的当天，就被刘伯承更换了。

民国时期的西康省区域

“开通主力北进之路”

　　多年后，刘伯承回顾了那次“更换任务”：

　　再说过大雪山，我到前面调查情况，遇到董振堂(在丹巴)，他说：“过来过去，乱整一气”。我说：“这次该你们两位(董和黄超)爬大雪山了，你们侦查的怎么样哪?”他们都说不能过去，现在就没有粮食。于是我趁机说：“这是你们这样说哪，那就只有北上，我就打电报了，将来有乱子我们大家担。”我便给张国焘打了一个电报：大雪山过不去，我们只有北上，如果不同意，五点钟前回电。否则我们就北上了。电报发走后，我就按着黄超看表，到五点的时候，我问黄：你看时间到了没有?他说五点半了，我说：“好，走!”[28]

　　刘伯承这里所言的“大雪山”指的是大炮山，这座雪山如今已是鲜为人知，但在当年却是从丹巴到康定的一条最便捷的要道。年前南下时，红五军曾经夺占过这座雪山垭口，尔后又与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来回拉锯。这是《康道炉战役计划》的预定进军路线。此间的刘伯承在实际是站在三岔路口作选择：要么按《康道炉战役计划》的原案和徐、陈首长2月18日致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电中“你们即准备好一个团，待八十九师到懋功后，立即出发，先取太宁或登宝”[29]的指示，沿东谷河而下行去夺取牦牛、大炮山一线阵地去完成“夺取康定”的任务，要么翻越党岭雪山先夺道孚，因为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已控制大炮山、奎拥、牦牛、铜炉房一线阵地，封锁了红军经牦牛、奎拥、疙瘩梁子，经泰宁而取道孚的道路![30]所以，要“先取道孚”，就必须改变原进军路线。

　　刘伯承选择了后者，董振堂支持，黄超也没有反对，而且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还明确表示了对刘伯承的支持。2月23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董振堂、黄超并刘伯承等：“我军因粮道及完成战略计划，应先取道孚，然后再转取太宁，截毛牛后路，开展新方向的发展。”[31]这很可能是徐向前、陈昌浩对刘伯承的选择作出的“追认”，也是对《康道炉战役计划》的第一个重要修正!

　　而且……而且，而且根本不再提及“夺取康定”，而是“开展新方向的发展”。

　　于是刘伯承、程世才等率先遣队没有沿东谷河下行，而是从丹巴去了边耳的党岭。

　　然而去康定也好去道孚也好，都得翻雪山，不是这座雪山就是那座雪山，而且都是大雪山：去康定要沿东谷河去铜炉房，再由大牦牛经奎拥去翻越大炮山;去道孚就得从丹巴经革什扎沟进至边耳，去翻越党岭雪山，这些雪山在隆冬季节那是连当地老百姓也不会去翻的，在这个季节要去冒险犯难的大队人马也就只有红军了!

　　党岭也是一座大雪山，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城西北约60公里的边耳乡党岭村西南部，为丹巴、道孚的界山，属于横断山系大雪山脉北段，主峰海拔高度为5470米。“党岭”之名，据传得名于唐初，当时党项地区迁来大批人马栖居来此，于是将现党岭村西南的雪山命名为党岭山。

　　先遣队到了党岭东麓下的党岭村，在经过准备几天准备后，刘伯承、程世才率先遣队翻越了海拔4810米的夏羌涅阿垭口——夏羌涅阿是嘉绒藏语“美女神山”之意，当日进至道孚境内的觉洛寺。道孚这边没有国民党党军的正规军，但先遣队经龙普沟下山后还是发生了战斗：道孚灵雀寺奉“西康宣慰史”诺那活佛之命，派了几十个喇嘛荷枪实弹来到觉洛寺村，准备赶到龙普沟凭险阻挡“红匪”。然而喇嘛们赶到觉洛寺时，看到的却是“大队红军浩浩荡荡而来”，自衬不是对手的喇嘛们扭头就跑回灵雀寺的的高墙大院，企图依托后山坡碉堡和寺院高墙上的交叉火力与红军对峙。而红军则由找来当地群众连夜带路摸上后山，将后山碉堡逐一拿下，居高临下瞰制了灵雀寺庙大院……

　　噢，这里要多说几句，这“敢死队”是灵雀寺喇嘛们的传统特色：作为格鲁教派寺庙的灵雀寺，在康区众多教派寺庙中属最好勇斗狠的那一档，不太象慈悲为怀的出家人。而灵雀寺之所以能成就当时那般气象，一半以上的家业都是靠“敢死队”东征西讨吞并其他寺庙得来的!比如红军下山见到的第一个寺庙觉洛寺原本是黑教寺庙，楞就是被灵雀寺的“敢死队喇嘛”们给盘了下来，吓得剩下的一干红、黑教寺庙乖乖地俯首依附……

　　当然，灵雀寺僧众虽然以好勇斗狠著称，那是因为没有遇上真正厉害的。

　　那时候的康北从军事上而言几乎可以称为一片空白，除了龟缩在甘孜、康定、巴塘几处的刘文辉部少数川军，以及新来乍到的中央军第五十三军李韫珩部外，大部分地区都只有诺那活佛的反共别动队煽动的寺院和土司武装。这位诺那活佛是原昌都地区类乌齐昌齐喇嘛寺的活佛，1918年曾因帮助昌都统领反叛西藏而被噶厦政府关押，后又寻机逃走，经尼泊尔、印度回国。1927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年前红军进入川康地区时，蒋介石在成都召见过他，这就让原本就很有野心的活佛有些飘飘然了，当着“委座”的面儿就自荐能组织地方武装帮助国军“剿灭赤祸”。蒋公一听当然求之不得。这片地域高寒荒僻，国军调大军进剿在交通及后勤方面的问题也是多多，有这么一位活佛送上门来为“党国分忧”，这个“人情”那可一定得笑纳……

　　于是诺那头上多了一顶“西康宣慰使”的官帽。

　　1935年9月初，红一、四方面军准备北上那会儿，诺那也在康定开了一个宣慰大会，与各大寺庙和土司头人们一起，对康区“剿赤”事宜作了一番蹉商。下旬，诺那一行离开康定到各县“宣慰”，头一站就是道孚。那会儿正好是红四方面军绥崇丹懋战役进行之时，刘文辉部3个营溃兵逃到了道孚噶卡，诺那毫不客气将这3个营全部缴械，家伙什全部补充了自己的别动队和被他忽悠来“剿赤”的僧俗武装……

　　刘伯承、程世才率先遣队到了党岭东麓的革什扎河谷那会儿，消息就已经传到了诺那活佛耳中。诺那一看“赤匪”这是真的要来也马上着了慌，赶紧召集道孚最大的喇嘛寺灵雀寺的头头脑脑开会计议。计议的结果是诺那送了一批枪支弹药给灵雀寺，自己则带上别动队和“宣慰使公署”一干等奔炉霍而而去。道孚县县太爷熊起实际上是个空头县长，手下一个兵也没有，诺那一走他当然也抬脚撒了丫子。

　　于是这“剿赤”重任就理所当然地被委给了一群原本不该是红尘中人的出家人。

　　灵雀寺的住持名叫堪布麻顷翁，此公不光是个高僧活佛，而且还是个正儿八经的“国民党员”，反共情结根深蒂固。一看红军占去了后山碉堡他也急了眼，即令庙里几十个铁棒喇嘛组成一支“敢死队”，操着家伙念着避死咒语从寺庙侧门冲出，企图夺回碉堡……

　　然而这回他们却是遇上了对头，红军居高临下的机关枪大张着口，那些操家伙的汉兵更是他们所见过的不怕死中的最不怕死的：喇嘛们在有节奏找着人的机枪声中死的死伤的伤不得不溃回寺中。如此这般反复几次，喇嘛们总是劳而无功。就这么着硬扛到3月1日，堪布麻顷翁也自觉回天无力，遂率众弃寺逃跑。红军也不追赶，且对俘获的喇嘛们十分优待，经堂等也是严加保护……

　　3月1日，先遣队占领灵雀寺，控制了道孚。

　　“西进康北”乃至此后，红四方面军首长实际上已经基本接受并贯彻了瓦窑堡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相应的民族、宗教和统战策略都有了较大的调整，已不似初入汶、茂、理那般动不动就给土司官寨点一把火的过火做法，统战政策也运作得十分到位。而这样的政策调整在“西进康北”的进军中得到了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回报：红军“纪律严明、善待寺院和宗教人士”的口碑站站相传，众多的上层和宗教人士也从从最初的疑惑、敌对，逐渐转向了与红军合作的态度……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李干辉：“我主力一部今可抵道孚，再向康定方向进”，并指示：“你们仍以佯取康定的姿势向敌威胁，尽力集结小部猛力活动，牵制敌人。”[32]

　　3月初，《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补充计划》下达，战役目标正式修订如下：

　　我主力进出于道、炉、甘一带，相机取康定。准备消灭由康定方面进攻之敌，并肃清西北一带之藏反。争取这一广大地区中部队之补充、整理、休息，待机行动。派一部出观音河地区活动，以开通将来主力北进之道路。对夹金山、巴郎山、虹桥山、大炮山、木壳之[口]梁子应尽力牵制，并积极采取佯动姿势。

　　(丙)兵力部署：

　　⒈九军取泰宁对康定。

　　⒉卅军出炉霍、甘孜。

　　⒊四军到相当时期即抽集道孚。

　　⒋五军以一个团驻绥靖、党坝、卓斯甲一带，三个团位观音菩萨河一带地区。

　　⒌三十一军以一个师位置于懋、抚、丹(不含)线，以一个师位丹巴、汉牛地区。[33]

　　“决取康定”，变成了“相机取康定”;“首先消灭李抱冰匪部，取得康定”，变成了“准备消灭由康定方面进攻之敌”——敌不来，我不往;而“开展新方向的发展”进一步被明确：北进!主力北进。灵关会议达成的共识，终于出现在红四方面军领导层的计划文字之中!

　　——这是南下失败以来，红四方面军战役部署中第一次出现“主力北进”之声!

　　这个时候，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行进轨迹，也在彼此靠拢。

红四方面军西进康北示意图

叫板“张主席”——把“北上”办成定局！

　　这段日子，在明确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的的问题上，张国焘又一次感到了压力。

　　红二、六军团拿定主意准备北渡金沙江前来会合后，张国焘又一次转开了小九九。

　　4月1日，张国焘以他那个“第二中央”的名义，下达了一个《对于目前红四方面军行动任务的指示》，又一次对已达成“北上”共识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和朱德、刘伯承等人玩儿开了小算计小心眼儿。笔者虽然因为本书篇幅所囿无法引出这个“指示”的全文，但与2月上旬的那个《康道炉战役计划》一样极具鲜明“国焘特色”的要点，那还是有必要列出的。

　　“指示”中的“国焘特色”如下：

　　一、“北上”的目的地的置换：虽然不再忌言“北上”，但“指示”中借“我军自转移兵力至西康地区，敌必估计我有两种企图”的“之一”道出并暗示了“北上”的目的地：“北进甘、青以西与陕北红军相呼应”。

　　有朋友可能会认为这样推理过于牵强，“张主席”这不是在分析敌方对我方之判断么?而且蒋介石不是一直对红军——包括年前北出陕甘的中央红军，都有过这样的判断么?但笔者提出的这个判断，是有着“张主席”此前此后的言论和行动作为依据的：张国焘就是孜孜于这个方向!孜孜于这个方向的本质涵义就是：寻求偏安于一隅，逃避民族革命斗争大方向。

　　“张主席”后来还真把他借敌人之口道出的“北上目的”变成了自己的策划：

　　主力红军如果比较长久停留在现在的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一方面停留川、康将不得不以英帝国主义为主要斗争对象，这就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局势;另方面粮食的缺乏，使我们在现有地区少数民族中工作增加困难。

　　……

　　中国西北部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地区，地大物博，我们可进退自如，发挥我们运动战的特长，以西北为根据，向中国东南地带发展;其次，西北地区远离敌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敌人要进攻我们，增加更大的困难;中国西北少数民族解放运动掀起更是我们的助力;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有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中国的西北部毗连苏联与外蒙人民共和国，夺取西北，可直接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这些有利的条件，便利于我们开辟一个新的更大胜利的局面。[34]

　　看见没有?“张主席”不得不表示同意“北上”了，但要给“北上”塞进自己的“私货”：北上，不是与党中央会合，而要在比党中央更西的“西北”自创局面!可钻进了牛角尖的“张主席”为什么就不想想：这边厢的康北都撑不下去了，那边厢至少跟康北一样荒凉甚至更荒凉，又该怎么解决生存问题?遑论“发展前景”?

　　二、“指示”中关于红四方面军当前任务的文字如下：

　　我们的行动计划与当前任务。为实现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报据地的战略方针，我们最近的行动计划：

　　⑴首先消灭李抱冰，配合二、六军。

　　⑵首先赤化西康道、炉、甘、瞻等县，完成准备工作，以便将来向北开展。

　　三、目前的具体任务

　　目前是我战斗准备时期，除随时准备作战外，必须执行下列工作：

　　⒈为完成上述任务，必须振作全体指战员的精神，号召艰苦斗争，发奋图强，在日常生活中与一切散漫松懈消极投降困难等现象作斗争，严整纪律。

　　⒉各军在此时期应分别进行战斗计划的准备工作。卅军应即侦察康、甘、青一带情形，准备北进的计划;九军应即准备搜集材料，消灭李抱冰取康定的计划，并在部队中立即完成战斗准备;四军、卅二军应即准备取雅江、理化的计划;卅一军应即准备巩固现阵及东渡岷江的各种计划;五军应即定出由观音菩萨河北进阿坝、班佑的计划，以及观音区与炉、甘区打通的计划。[35]

　　看见没有，张国焘仍然孜孜于《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中那个“相机取康定”，仍然孜孜于把“相机取康定”再度变为“决取康定”，仍然要“首先消灭李抱冰”;虽然也说到“向北”及其相关准备，但仍然孜孜于“消灭李抱冰取康定的计划”，仍然是“扩大南下胜利”的路子!

　　此前的3月26日，随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的林育英曾经发来过一个电报，在通报了东征的战况及相关统战情况后，表达了希望红四方面军“向川陕甘三省之间及陕南行动为宜”[36]的意见：

　　甲、国内国际形时局急变，张学良同意我们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主张谈判。已谈判两次，与王以哲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蒋系分化为两派，左派同意我们的主张，右派反之。我们正与蒋之代表谈判全国红军集中抗日……。

　　乙、我军策略联奉抗阎，肃清抗日道路。连日大胜消灭晋军三个旅，占领石楼、中阳、汾阳、孝义、灵石、汾西、濕县、永和广大地区。侵犯陕北晋军五旅、全部溃退出境，我军京复吴(堡)张井岳秀程、高桂滋在我包围中，而胡宗南主力仍在甘南、松泾仅一旅。王均在天水、汉中之间;毛炳文在庆阳;于学忠在兰州;奉以主力在陕甘宁边及渭北。

　　……

　　丁、……四方面军第一步以向川陕甘三省之间及陕南行动为宜。闻你们通过马塘，现达何处？盼告。[37]

　　——这里的“马塘”，位于鹧鸪山北麓下，年前红一、四方面军北上时经过的地方。

　　然而，几天后的3月31日，林育英所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回应：

　　育英并转晋西同志：

　　㈠二、六军团到盘县、亦资，在长期作战中极疲劳，拟北进与我汇合。

　　㈡我现取道金川、甘、丹、绥地区准备取康定，策应二、六军团。康定地区粮食充足、物质较好。据情报你们占汾河东之霍县、赵城、洪洞一带，我们认为如有可能，你们仍以移到晋西北，设法过河，仍应回到陕北为好。此时陕北仍应为我们活动地区，孤军突出，目前实不合宜。

　　朱、陈、徐、张

　　卅一日[38]

　　这个回应非但没有林育英所期待的“北进”意图，而且把“相机取康定”变成了明确的要夺“取康定”的决心——而且还声称“康定地区粮食充足、物质较好”。这也就是说，张国焘要求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合的目的，并不是日前他们刚告知“贺任关”的“共同北上”，而是打主意要和红二、六军团一起在康定把屁股坐下来!这个意图，张国焘本人次日在道孚召开的红四方面军和川康省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说得更为直白：

　　这一带地区是农业与畜牧的社会，而畜牧地区也比较固定，在粮食的给养上是无问题的。光就我们已到道孚的队伍来算，每日有八万斤粮食就够了。

　　单拿炉霍每年出产二十五万石粮食来推算，那么，我们整个部队在那里住三个月才吃去五万石粮食，再加上牛羊的出产，那么，粮食是极其充足的了。

　　当然，如果说我们有吃，百姓没有吃，或者百姓有吃，我们便无吃，那当然是不行的。可是事实并不如此，此地粮食的充足也决不会发生如此这般的事实。

　　……

　　总括说来，就是我们在这里不是过路，而是要巩固这一地区，作为我们根据地的一部分。[39]

　　这番话大部分内容是信口开河的忽悠，完全无视红四方面军西进康北以来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当时的西康地区是指现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属区域和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13个县——实际有效行政区域仅为金沙江以东地区(即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域)，[40]人口仅25万余人[41]。红四方面军当时所取得的甘孜、炉霍、瞻化、道孚四县地处高寒，人口不过10万，年产青稞仅3500万斤(人均350斤)，自给尚且不足，一支数万人的大军挤进来“与民分食”，情况能有张国焘忽悠的那么美妙么?[42]

　　据民国34年(1945年)9月西康田粮通讯载，西康省(这基中还包括了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雅安地区所属的天全、芦山、宝兴、雅安、荥经、汉源等6县)粮食生产状况为：“康属总计为43.75万石，田赋征收3.1万石，民用为40.65万石，仅是当地人口之食用，而旅居、戍军、公务人员及牲畜之食用尚无所出”。[43]

　　林育英于4月1日回电，理所当然地对张国焘等表示了反对的意见：

　　甲、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

　　乙、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

　　丙、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勿使敌在打箭炉以南造成困难局面，失去南下机会，务乞考虑。

　　丁、一方面军已组织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目前阶段在山西造成根据地，正胜利前进。民众拥护如潮涌，近日扩红近万。[44]

　　这个电报是林育英在晋西会议后随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返回瓦窑堡的途中发出的。

　　甭怪怪林育英有脾气，对张国焘“前腿迈出后腿哆嗦”的脾性，连徐向前也有了脾气。

　　“张主席”偷天换日不断蚕食灵关会议上红四方面军领导层达成的“会师北上”的共识，不可能不在已经痛定思痛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中生出反感来。如果说他们对张国焘以认同“北上”为前提来偷换的“西北”还没有生出太多敏感的话，那么继续再纠结于“扩大南下胜利”或相类似的作为，他们照样也会“忍无可忍”。

　　毕竟天天都要面对的“吃饭”问题实在是太突出，也太现实了!

　　4月中下旬，红二、六军团抵近金沙江畔前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曾迭电朱德、张国焘，请求红四方面军派部队前来接应。而这个时候红军总部已令红四军十一师[45]、独立师和红三十二军从道孚南下雅江。19日，红三十二军扎筏强渡雅砻江，当夜占领雅江县城(现名河口，当时的县治，与今县治所在地本达宗隔江相望)。红四军十一师、独立师随后赶到，一夜之间造出了三条木船渡过雅砻江。随即派出一部翻越高尔寺山向东俄洛侦察，并消灭驻康定的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派出的别动队百余人。[46]

　　4月27日，奉红军总部令，红三十二军从雅江西出理化(今理塘)、南下稻城。红四军十一师、独立师则留守雅江一线，准备阻击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三部李韫珩的西进。迄至5月6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等经红四军政治委员王建安转令红三十二军“勿再前进，速筹粮欢迎”[47]止，红三十二军连续翻越了剪子湾山(海拔4455米)、依比嘎(海拔4722米)、喜麦拉卡(海拔4585米)等3座雪山，多次击破当地土司、头人的武装拦截，已进至理塘的木拉-甲洼一线。

　　这段时间，已率红军总部进至甘孜的张国焘仍然放不下“消灭李抱冰部”的纠结，再次以“接应二、六军”为由，于4月20日10时以“朱张”名义致电尚在道孚一线的徐向前、王树声：“会合二、六军为目前主要任务。必须确阻止敌人的截断，相机消灭雅江李敌，并伸到乡城以及金沙江边去迎接二、六军”，“我们主张树声先率九十三师两团经扎坝去雅，向前续带九十三师一团跟进，该方由向统一指挥”，“必要时可将九十一师全部亦开雅江”，“我们应以足够兵力扼住雅江要点，确实保障瞻、理、乡交通”。[48]

　　张国焘的意思是“南出西会”：南出康南，向西会合红二、六军团。

　　果如此，“灵关共识”又有可能生出诸多变故来，而且“吃饭”问题会更加突出。

　　深知张国焘为人的徐向前这回真的有些“忍无可忍”了：康南的情况还不如康北，雪山纵横，道路崎岖，江河险恶，人烟稀少，敌我双方都摆不了大部队，张贤约、胡奇才率几千人的红十一师南下雅江还得从扎坝馈粮，能够把李韫珩挡在高尔寺山以东就不错了，现在还要调那么多部队南下雅江，饿着肚子还要再打“相机消灭”人家的主意，这是要死还是要活呀?

　　21日，徐向前以空前不客气的口吻给朱德、张国焘回了一电：

　　焘、朱：

　　(甲)我军是否想在雅江附近与敌决胜负?

　　(乙)大小金川反动大活动，若以五军两团巩固绥、崇，兵力太不足，不然只有与反动补充枪。

　　(丙)与二、六军会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大军往返减员必大，且天候亦不允许，我们迟迟而行。

　　(丁)与二、六军会合，一面要我们配合，一面仍须他们巧于运动，并不在我们要出很大兵力怎样与敌打，因敌人亦无法用大兵。

　　向前[49]

　　徐向前的这个电报除了口吻“空前”外，道理也讲得空前的理直气壮：一、明确重申“与二、六军会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二、明确道出不能再在南北之间搞“大军往返”;三、明确以反问的口吻告诉“张主席”，甭再打“相机消灭李抱冰夺取康定”的主意了。

　　徐向前的这些道理句句都讲得很在理：接应红二、六军团的确不需要太多兵力。这一来是这边厢没有敌人正规军;二来是粮食这个瓶颈制约了派出兵力的规模，“大军往返减员必大”绝不是危言耸听;三来这个时候实在没有必要跟李抱冰死磕，维持现在这个“谁也吃不了谁”的局面对红军实现会师准备北上的工作并无不利。

　　23日，朱德、张国焘得到了红二、六军团已占领鹤庆的信息，也松了一口气：“目前主要是会合二、六军与准备北上，必要时才取夹击李敌，南出西会之一着”[50];27日，得悉红二、六军团已在渡江，朱德、张国焘再电徐向前作了一番安抚：“二、六军今明可全渡江，会合已无大障碍，全军雀跃。九十三师亦可暂停扎坝;十一师住雅州;三十二军到雅、稻道上去迎接”，“此后重心为北进及对康定和懋、丹两方。兄可不去雅。拟约昌浩“五一”后来炉霍。请兄亦于‘五一’前后来炉共商大什。”[51]

　　自灵关会议达成初步共识后，经过两个多月的磨叽，“北上”终于被办成了定局!

　　20世纪60年代，陈昌浩谈到过这段时间他们为把“北上”办成定局的努力：

　　……中央已到达陕北，对中国革命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给大家打了一支清醒针。当然张国焘是不会变的，我自己的脑子也开始清醒了一些，证明我们过去的估计是错了，这时是36年春天。以后听说二方面军快来了，又做了迎接二方面军的准备。中央的到达陕北和二方面军的到来，对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从这时起我们的思想就发生了变动，想到我们过去反党反中央是大错特错，那时与张国焘在思想上开始有距离。这时张国焘路线已开始动摇，我们想去与中央会合的思想逐渐增多了，象不孝的儿子回心转意后想回到父母的怀抱一样。向前和军的干部的思想也是这样。以后在那里也呆不下去了，心向着陕北。……实际上北上的意见以前已经占优势，四、五、六月份就已经开始准备，三次过草地的准备是很充分的。[52]

　　“北上”成了定局，首先还是缘自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痛定思痛后的觉醒!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进示意图

注释

　　[1]《朱德关于与红一、三军密切联系互通情报致毛泽东等并转林育英电(1935年12月30日20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4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毛泽东关于目前的形势致朱德电(1936年1月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48～第8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张闻天关于别立“中央”妨碍统一望自动取消致张国焘电(1935年1月13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张国焘以“第二中央”名义致国际代表林育英电(1936年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该电原文日期为1936年1月6日，被书书编者判读为1月16日，但未说明理由，笔者只好存疑待考。

　　[5]《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9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6]《林育英关于国际委派解决红一、四方面军关系问题致张国焘电(1935年1月16日9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5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张国焘坚持要中共中央取消中央名义致林育英电(1935年1月2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估计是在全力筹划东征部署或者已在去延长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路上——几天后张闻天也出发去了延长，于2月初与毛泽东、彭德怀等会合。

　　[9]《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1936年1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5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94～29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0]《张闻天选集㈡》第6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11]《为谋党内统一复朱德电(1936年1月24日)》，《张闻天选集㈡》第6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12]《林育英关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致张国焘、朱德电(1936年1月24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3]《张国焘关于原则上同意中央政治决议，主张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致林育英、张闻天电(1936年1月27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56～第85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4]《张国焘对中央十二月二十五日决议的补充与修改致林育英、张闻天电(1936年1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5]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19～第32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16]张国焘：《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47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

　　[17]张国焘：《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5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

　　[18]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2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19]《康道炉战役计划(1936年2月上旬)》，《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24～第8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0]《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第257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21]《林育英、张闻天关于国际指示要点、战略方针等问题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2月14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62～第8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2]傅钟：《党中央的召唤》，《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第23～第24页。

　　[2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24]灵关会议结束后的1936年2月17日，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对红二、六军团的指示是：“你们可取独立行动，暂不易渡河，即黔滇川湘鄂广大地作运动战，争取你们的新根据地。”(《朱张致贺任关电(1936年2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㈣》第2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25]傅钟：《党中央的召唤》，《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第24～第25页。

　　[26]登宝：即“龙灯坝”之藏语音译，意为“预言”，今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龙灯乡。

　　[27]《陈昌浩、徐向前关于部队转移等问题致董振堂、黄超电(1936年2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77～第37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8]《刘伯承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同志的谈话(从张国焘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9]《陈昌浩、徐向前关于部队转移等问题致董振堂、黄超电(1936年2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77～第37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0]当时从丹巴到道孚除了翻党岭这条路线外，另一条路线是经牦牛、小奎拥再沿疙瘩梁子山麓出八美去道孚。

　　[31]《陈昌浩、徐向前关于取道孚和坚守铜炉房阵地致董振堂等电(1936年2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2]《陈昌浩、徐向前关于三十二军继续向康定佯动致罗炳辉等电(1936年3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3]《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1936年3月)》，《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30～第83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4]《张国焘“第二中央”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1936年5月21日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21～第52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5]《张国焘第二“中央”对于目前红四方面军行动任务的指示(1936年4月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34～第8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6]《林育英关于当前形势致朱德、张国焘电(节录)(1936年3月26日)》，《粉碎张国焘分裂活动胜利实现红军大会师 (资料编辑)(1961年11月18日军事科学院油印资料)》第18～第19页。林育英发了此电时正在参加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四江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史称“晋西会议”)，所以可以认为这个电报代表了党中央领导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