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杨帆教授旧作《全球化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的第二部分，现经作者修订编发，以供参考。其他部分，也将陆续编发。

居于经济学主流地位的“自由贸易”思想，是以静态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但比较优势从来就是动态的，不存在什么“静态比较利益”。

亚当·斯密把绝对比较优势分为自然优势和“获得性优势”，后者指工业发展需要的资本和技术因素，这些因素是后天形成的，因此比较优势是动态的。李加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具体国际贸易的开展意义重大，但偏重于现实比较利益，后人容易作静态的理解。

以后的贸易理论越来越明确地承认比较优势的动态性。比如资源禀赋理论指出，一个国家应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可使“要素价格均等化”，并影响产业布局，这当然是动态变化的过程。

里昂惕夫发现美国进口资本密集产品而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与美国资本充裕而劳动稀缺的现实不符。对里昂惕夫悖论的解释是：美国熟练劳动比较充裕，所以出口大量熟练劳动型的产品，这可能是最初的“人力资本”概念，这就使比较优势更加显示其动态性——熟练劳动和人力资本，都是后天培养并可较快形成的。

在微观理论方面体现比较优势动态性的，是产品寿命周期理论。处于创新期的新产品，实际上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进入发展期即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型；进入成熟期变成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进入衰退期基本成为成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地也随着寿命周期变化而从技术创新的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决定了国际贸易的走向。

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假设各国外贸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生产要素积累状况而迅速改变，比较优势可以逐级替代。“雁形发展模式”强调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和某种生产要素快速积累之间的动态联系。实证分析证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难以升级。

比较优势理论的应用，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自由贸易论者主张以现存比较利益进行国际分工，代表的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处于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们有意识地淡化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保护主义者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特别是那些具有发展潜力和欲望的，处于赶超发达国家时期的，发展中大国的利益，所以强调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主张国家保护幼稚工业。

历史的进程和逻辑基本一致。

历史上4个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工业化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以死刑禁止丝绸和纺织品的进口，美国在20 世纪20-40 年代，关税平均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达60%。日本战后的迅速复兴，是由于美国的优惠关税政策，美国允许日本的关税率在15%以上，而美国对日本的关税只有5%。日本筱原三代平运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提出“产业结构论”，主张国家扶植需求弹性高，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率提高的产业，即重化工业，获得成功。旧中国工业发展不起来，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把关税降低到5%，无法保护民族产业。

中国加入全球化，应从自身实际出发，按照动态比较优势规划产业发展。

第一，以劳动换取资源和技术，为中国现实比较优势所决定。进口粮食等于进口外国的土地，石油和水。每进口1吨粮食，可节省1000吨水。但必须加速农村城镇化，为数亿农民安排出路，而水资源和农民权利保障，则是最大的制约。

 

第二，劳动密集产业向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劳动力竞争优势不仅是低工资，而且是与资本，技术和知识产权结合的程度。中国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关键生产环节技术落后，装备水平低。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力、煤炭、建材、建筑业、公路水运、交通、铁道、船舶、机械、电子信息、轻工、纺织、医药等15个行业，普遍技术水平比国际落后5-10年，有的落后20-30年。在产业组织方面，企业小，形不成规模效益；自主研究开发能力差，技术水平低，需要兼并和集中。

 

第三，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有先进技术创新，有独立知识产权，主导行业技术标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中国企业势所必争，绝不能够满足于为外国公司加工装配。

国际资本对中国进行技术和品牌垄断。在程控交换机、数控机床、芯片、软件、钢铁、轿车的技术创新战略研究中，我们发现合资外方给中国的技术，是成熟期开始衰退的技术。与外商合资，不可能培养自主开发能力。必须破除对外资的依赖和对市场的迷信，鼓励民族产业的独立品牌。

有人以投资太大反对自主开发。实际上中国在开发方面很有优势。蜂窝式移动电话，国外开发用8亿美元，中国只用7000万人民币。国外开发程控交换机用1亿美元，中国1000万人民币。长3 甲火箭开发费用为国外几十分之一。做雪莲牌羊绒衫需要的羊绒分梳机，中国开发费用是意大利的1/10。西方的研发费是多少美元，中国就是多少人民币，只有西方的1/8。

阻碍民族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地方保护主义割裂全国市场，中央政府如果不能以中央权威打破地方政权的阻碍，允许先进企业跨地区兼并落后企业，那么，在“全球化，市场化”过程中就会出现外国公司和国内企业联合，打垮国内的著名品牌的事件。中国不应该反对国家保护，而应该反对地方保护，促进有规模效益企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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