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农夫：不忘初心，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马魂、中体、西用”和“创新、创造”（上）

点击：作者：潇湘农夫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18-04-17 09: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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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初心，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马魂、中体、西用”和“创新、创造”（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习总书记还曾经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我们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精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39页）

　　这大致是习总书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对待“马学”、“中学”和“西学”的基本原则和态度。

　　习总书记对待“马学”、“中学”和“西学”的基本原则和态度宣示人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赋予马克思主义之灵魂，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永葆社会主义文化的青春美妙。

　　习总书记对待“马学”、“中学”和“西学”的基本原则和态度宣示人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优秀文化”，“中华优秀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中学为体”——为根本。只有以中华优秀文化为根本，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肥壤沃土，同时反映人民心声和时代要求，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习总书记对待“马学”、“中学”和“西学”的基本原则和态度宣示人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洋为中用”“吸收外来”。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西学为用”。只有对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实行“拿来主义”，为我所用，才能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活力并使之更加熠熠生辉。

　　习总书记对待“马学”、“中学”和“西学”的基本原则和态度宣示人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对中华传统文化“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只有这样“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地继承”，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习总书记对待“马学”、“中学”和“西学”的基本原则和态度实际从根本上宣示人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马学为魂”——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中学为体”——以中华优秀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西学为用”——以国外优秀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营养。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正确处理“马学”、“中学”和“西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正确地摆正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才能使中国现代文化屹立在人类文化的潮头，也才能使中国现代文化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

　　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人间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首先在于他的科学性。

　　马克思从现实的实践着的社会的人——在阶级社会里还是阶级的人出发，即从一定社会形态里的“人”（人类社会）从事的最基本的活动——物质生产活动出发，通过对人类社会在物质生产中产生的人类社会最基本矛盾，即对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揭示和解剖，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尤其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使“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得到了科学的证明。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4页）有了马克思这两个伟大的发现，人类社会从此就不再是头足倒置的由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历史，而是顺应规律的由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就不再是“理性的”“绝对精神”的国家历史，而是物质的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形成的社会历史；就不再是纷繁芜杂、循环往复的“无序”历史，而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规律”历史。总之，自从有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两大发现，人类社会就掀开了他神秘的“柏杜莎”的头，——无论人间的道路怎样蜿蜒曲折，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类社会必然会消灭最后一个社会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走向无阶级的社会即大同社会。

　　自然，马克思并不仅仅只有这两大发现，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而且这样的领域很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4-575页）自然，马克思主义更不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两大人类社会的发现，而是一个科学精致的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和制度的思想理论体系，它包括三个方面，即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方面，既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又是相互区别、各有侧重的。

　　要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是关于人的本质即人是现实的实践着的社会阶级的人的学说，是关于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统一的学说，是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相统一的学说，是关于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又改造自身主观世界所产生的人类社会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学说，是关于物质的生产与人的解放相统一的学说，是关于人的经济解放、政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统一的学说，是关于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抽象和具体、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世界历史视野和世界历史视角相统一的学说，是关于生产力社会形态、生产关系社会形态和人的发展社会形态相统一的学说，是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存在的同一性和差异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典型性和非典型性相统一的学说，是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客观规律性和历史选择性、统一性和多样性、渐进性和跳跃性相统一的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商品生产经营和资本经营的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学说，是关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并由此形成剥削论、危机论和阶级论的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学说，是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学说，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关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类社会的解放的学说。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说，是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正像他的创始人所指出的也得经受实践的检验那样，一百多年来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伟大而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于他的开放创新性。

　　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尖锐对立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但他并不否认他承继了先辈们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承继和改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承继和改造，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对欧文、圣西门和傅里叶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思想的承继和改造，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是那样欢呼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为他们的伟大学说提供的证据和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曾经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大唱赞歌。马克思直到晚年，还十分注意搜集有关俄国农村村社制度的材料，认为由于俄国具有农村村社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制度，俄国社会可能因这一制度可能飞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正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泰山不让土壤，江河不捐细流”，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也才成就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间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他的后继者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更莫不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辞世后，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列宁辞世后，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理论体系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因而从马克思到习近平，这些主义、理论、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创新的品格：他并没有穷尽真理，他在不断地吸收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他在与时俱进、依据不断变化着的国情、世情在进行着理论的创立和文化的发展。

　　再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于他的实践性。

　　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于他们学说的实际运用，应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并且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毛泽东也曾经指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实际内涵这样一个命题：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一个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但不能对他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将他作为包治百病的良药；而是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刻运用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联系实际地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现真理、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毛泽东更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就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6页）并将这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同上第296-297页）

　　毛泽东乃至将人们的社会实践提高到人们认识过程第一位的高度，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这样，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就把人们的认识这个看起来是纯主观的东西变成了“客观-主观-客观”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认识的客观过程，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每时每刻都生活于鲜活的现实生活之中，给亿万人民的社会实践以指导，并在亿万人民的社会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于他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是他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公然申明：他们的学说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这个显著特点看起来确实不像那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超阶级”“无阶级”学说那么“高大上”、那么“伟光正”、那么“普世”，但他揭示的倒是人间真理。因为，人类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

　　因而无产阶级要想解放全人类并且最后解放自己，就必须“组织成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己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

　　就必须“一身二任”：“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乃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共产党人……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就必须实现“两个组织”：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

　　就必须实现“三个联合”：“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就必须实行“两个决裂”：“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行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就必须实行“两个步骤”：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0-286页）

就必须实现“一个过渡”：“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99页）

　　就必须体现“两个绝大多数和最终实现一个联合体”：“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划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2-273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阶级、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是危险的，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同样是危险的并且是有亡党亡国之虞的。在当前，中国社会已存在一个有可能演化为自由资产阶级的“分利集团联盟”的情况下，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显然，一百多年以来的国际共运史、俄共苏共兴衰灭亡史、新中国近七十年的发展史，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是“理性之光”照亮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社会发展的现实，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人间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于他阐明了文化的本质。

　　据说世界上对文化的定义，林林总总竟有160多种，很有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味道。但是，绝大多数的所谓对文化的定义，不过是抓住了“文化”的皮毛而根本没有涉及到“文化”的实质。只有马克思主义从一定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出发，阐明：一定社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精神化了的物质财富的总和，是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反过来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并且，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首先决定一定形态的文化，其次一定形态的文化又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由于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民族特性，以及历史积累性和历史传承性，因而“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35页）由于文化“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因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习近平：十九大政治报告）因此，阐明了文化本质的只有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观点，说明了历史文化的人民性、民族性、相对独立性、历史传承性和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两重性，因而，我们应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给予总结，承继这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观点，说明了一定社会的文化虽然是一定社会第二性的东西，但却是一定社会的“头脑”，是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文化结构，是对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甚至是指引一定社会前进的向导，因而，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观点，说明了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文化必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而绝不是封建主义的文化，更不是资本主义的文化。既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就必然要求无产阶级的政党正确处理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与无产阶级政治、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处理这种关系的标准，就是当年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判断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个标准。

　　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观点，说明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习近平：十九大政治报告）

　　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观点，说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占领文化阵地。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文化，必然不以这种就会以那种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因而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会去占领，“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28页）

　　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观点，指导中国革命文化、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了辉煌。

　　正像我们前面已经说明的那样，第一，中国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站在了世界文化的制高点，这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指引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引领着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

　　第二，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在长期的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创造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当代精神文化。这些当代精神文化，已经作为人类最大气、最美好的文化融进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血液，成为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并且必然会成为人类的终极价值而永葆青春和永放光芒。文化因有灵魂而不朽，因有精神而葆其青春，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中国当代精神文化，不仅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源泉和动力。

　　第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作了一大批的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形成了一批在世界文坛上有一定影响的文艺作品。（参见拙作《不忘初心，党必须掌握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

　　总之，马克思主义因他的科学性、开放创新性、实践性和阶级性，还因他对文化的科学阐释和对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因他的真理性，获得了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地位，从而成为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这是天道所归——历史的必然。

　　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中学为体”

　　“中学为体”，就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本体，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浩如烟海。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体、根本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固有其人民性、民族性、革命性和精神性，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守的就是中华文化的这些特质，这种立场。

　　中华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人民性。

　　鲁迅先生似乎说过：先民发出的第一声“哇”的哭声，喊出的第一声“哟嗬”，就是文化的发源。这大概是“文学即人学”的铁证。可是，当我们的先民喊出“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时，中华传统文化就有了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统治阶级文化与劳动人民文化的分野。

　　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民性首推劳动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古代文化。在漫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创造和发展过程中，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成果是全方位的，从精神化了的物质财富文化到精神财富文化，无不体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巨大的文化创造力。从精神化了的物质财富方面来说，从饮食文化到服饰文化，从工艺文化到建筑文化，从农耕文化到手工业文化，无不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巧思妙想、勤劳智慧。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大概是最能反映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精神化的物质财富文化能力的。人们参观故宫、孔府时，在被这些威风凛凛、气象森严、雕梁画栋、富丽堂皇的建筑所震慑的同时，不由会感叹中国劳动人民的物质创造力、科技创造力和文化艺术创造力竟是如此之强！从精神财富文化方面来说，从雕塑艺术到文学创作，都展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杰出的文化创造力。就雕塑艺术来说，且不说遍布全国城乡各地建筑上的雕塑，单就秦始皇兵马俑里的雕塑，就直叫当今那些“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雕塑家自叹不如，而创造秦始皇兵马俑的那些成千上万的人确是连“大字也不识几个”的地地道道的“耍泥巴”的劳动者！就文学艺术来说，且不说已经载入经典的《诗经》“十五国风”，单就流传至今的中华各民族民歌，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而且还是中华文化的“无冕之王”。这些民歌，基本是历朝历代劳动人民的创作，反映的是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所思所感、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因而正如明朝小说编著家冯梦龙先生所说：“世上但有假诗文，没有假的山（民）歌”，从而成为口口相传的经典，成为至诚至真的中华文学。

　　中华文化的人民性还在于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中华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大抵为统治阶级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人所作，其中还有“独立知识分子”的作品。然而，不论是统治阶级之作，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人所作，还是“独立知识分子”的作品，也大抵或多或少有人民性一面，反映着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从《尚书》《周易》到《论语》《孟子》，从《离骚》《九歌》到“唐诗”“宋词”，从《春秋》“三传”到《史记》《汉书》，以至到《明史》《清史稿》，基本都延续了这一优良文化传统。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的开篇《尧典》、《皋陶谟》，就将唐尧、皋陶等历史传说人物描绘成天下为公、揖让盛德、大公无私、为民服务的理性圣人，这既多少反映了远古华夏当时社会的质朴而美妙，也基本反映了远古人民的愿望和诉求。而到了孔夫子那里，则为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描绘了一幅“乌托邦式”的前景：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这虽然是孔圣人的愿望，但不能不说，这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意愿。虽然孔夫子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太平盛世，但他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却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规范。“天下为公”，既是个人修养之要，也是社会公德的原则。它所要求的关心他人、扶危济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追求平等、公正，视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道德规范，成为了孔夫子身后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道德文化的主线。

　　这当然只是属于“举例说明”。事实上，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上的名篇佳作，“一切风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这样的文化作品多如恒河沙数。习近平总书记的举例说明就说明了这个的问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16页）总之，中华传统主流文化中骨子里是有着天下胸怀、家国情怀、人文关怀的人民性的一面的，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成为人类优秀文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华传统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其民族性。

　　中华传统文化是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首先表现为民族多元的文化。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导民族，有55个少数民族共同参加的多民族大家庭。每一个民族都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在他们的相交相融的过程中激发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力，使得中华传统文化璀璨夺目、熠熠生辉。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这种融合，也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舞台上光彩夺目、格外耀眼。

　　其次，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主要表现为“人”的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以及承继这些文化的欧美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等，无一例外地表现为“神”的文化，神是人的主宰，人不过是神的奴仆。而中华民族文化，很早以前就是“人”的文化，人就是人的世界，人就是人的主宰，人就是国家和社会。即使中华民族文化有“神”的文化即宗教文化的一席之地，人也并没有成为“神”的奴仆，人与“神”即宗教大多不过是“和平共处”。中华民族文化的这种“人”的文化，既是自己的特点，又是自己的特点，他使得中国人民具有瓜瓞绵绵、生生不息的自强能力，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奋斗精神。这大概就是中华民族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民族的根本原因。

　　再次，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是辩证思维的文化。当世界上其他民族开始匍匐在神的脚下乞求神的宽恕时，我们的祖先就已开始探求宇宙的规律、自然的规律和人类社会的规律。如果说中华民族的文化典籍《易经》开了辩证思维的先河，那么老子的《道德经》则达到了远古人类辩证思维的一个高峰。老子的《道德经》虽然只有短短五千言，但上天入地，中及人事，充满了自然辩证法。老子的自然辩证法，可以看作是素朴的天之道即宇宙规律，地之道即自然规律，人之道即人类社会规律。无论是天之道、地之道，还是人之道，老子的“道”都充满辩证法即规律。老子从天之道、地之道入手，引出人之道，重点在于阐释人之道即人类社会规律。老子的人之道，旨在阐明圣人、君主、统治者、管理者，事天、治人，处事、为人，都要合乎天之道、地之道和人之道。因而无论老子的思想倾向性如何，老子的方法论都是革命性的，他使得中国人很早看问题，就懂得“一分为二”。这是了不起的思想成就，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傲视群雄的重要原因。

　　又次，中华民族文化有着极强的融合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民族文化正是体现了这样的气度。佛教文化是外来文化，可是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成为了中国佛教文化。拜火教文化是外来文化，可是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后成为了中国明教文化。正是中华民族文化这样强大的融合力，才有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

　　最后，中华民族文化独具自己的风格和气派。拿中国的汉语言文字来说，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具有韵脚的汉字，中国的汉语言是世界上唯一相通的语言，中国的汉语言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文言文、白话文曾经并行不悖的语言，中国的语法修辞是世界上最一词多义、丰富多彩的语法修辞，中国的诗词和韵文是世界上唯一押韵和能吟唱的文学。中华文化由于有了这些独具的风格，自然就生出中华文化独具的气派来。读《庄子》自然觉得汪洋恣肆、神龙不见首尾；读《孟子》自然觉得浩然之气充满天地之间；读屈原，仿佛见到诗人的故国神思、去复还来。因此，我们不能不说，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敢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中华传统文化的又一特点是他的革命性。

　　中华传统文化是革命的文化。他的革命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思想传播上是革命的。我国最早的文化典籍《尚书》中，就有“汤武革命”“革故鼎新”的记载。孟子更有“武王伐纣，只见诛暴，未见弑君”的说法。中华文化这一传播革命思想的传统一直在延续，成为人民反抗暴政、追求平等等革命思想的主要来源。

　　二是中华文化的思想精神是革命的。中华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文以载道”，主张“诗歌合为时而歌，文章合为事而著”。中华文化虽然有风花雪月、浅斟低唱，但更多的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身在草野、心忧天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为时代发声、为人民呐喊的人文精神，不仅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人民性，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革命性。

　　三是中华文化的文学艺术形式是革命的。在漫长的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几乎每个时代都发展出了与自己时代需要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形式。春秋战国，诸侯奋起，诸子百家，各逞其辞，形成了散文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个高峰；大汉一统、天下太平，汉赋渐领风骚；汉末乱离、一分而三，建安风骨、高标于世；唐诗宋词，千古绝唱；元代戏曲、明清小说，敢称各得其时。正是这种文学形式的不断革命，保持了中华文化的多姿多彩、清新活泼。

　　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特点是他固有的精神性。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既是中华文化表现出来的，这些人也是中华文化的表现。中国文化表现出来的精神，自古以来就有大象无形、至柔至刚的浩然精神，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有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己任的天下精神；有舍生取义，杀身以成仁的舍身精神；有道之所存、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毅勇精神；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自强精神；有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担当精神；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精神；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的决死精神；有一诺千金，重诺轻利的诚信精神，等等，这些精神成就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是这些精神在传承中华民族不老的传说，激励着中国人民谱写出中华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民性、民族性、革命性和精神性，足以让中华文化傲娇天下，也足以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源头和根本。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也应该以中学为体，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根本。但中学为体就是中学为体，根本就是根本，绝对不能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灵魂。这是因为，其一，中华文化，有主流文化，也有非主流文化；其二，中华文化有健康文化，也有非健康文化；其三，中华文化，有优秀文化，也有非优秀的文化；其四，中华优秀文化中，有些也因“时过境迁、世事变异”逐渐也变得不优秀了；其五，即使是中华优秀文化，也要“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进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

　　当然，最重要的是，文化是对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是反映时代心声和人民要求的东西，因而在一个已经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代中国，在一个已由农耕社会完全转变到了工业社会的现代中国，在一个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早就跨入到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一个由劳动人民任人宰割、任人欺凌的社会早就进入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灵魂，而绝不能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指导思想和灵魂。

　　这大概是马克思主义者与那些“新儒家主义”倡导者，在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问题上最根本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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