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制度是佛法清净传承的社会基础，佛法的清净传承有利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佛教健康发展的政治保障，佛教的健康发展有利夯实党的领导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是充分发挥佛法利生价值的时代契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迫切需要佛教正确发挥社会功能。

　　然而，这些年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新变化，宗教学科和宗教工作西化现象严重，脱离甚至抵制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这直接导致佛教在资本的驱动下过度膨胀发展，并在资本-宗教-学术-文化领域被歪曲传播，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歪教”现象。近年来，佛教的“歪教现象”取代了佛教真实教义对信众的影响、破坏了佛教的健康发展，并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从理论和国家治理上消除佛教的这一“歪教乱世”现象即是国家解决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更是佛教广大僧俗信众对党和政府的热切期盼。

　　这一现实需要迫切召唤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宗教治理模式的本位回归。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研究佛教信仰现象，准确认识把握佛教的信仰教育规律，运用这些规律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佛教精准治理体系，对佛教进行科学、统一、集中的管理，在制度、管理层面帮助佛教办好佛教信仰教育，清理佛教发展传播中的不良现象和不良影响，彻底消除佛教“歪教乱世”的现象，这是佛教信仰者与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同心同力，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办好佛教信仰教育，促进佛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融合，携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做出贡献的必由之路。

　　一、私有制是佛教“歪教乱世”现象的病根，社会主义制度为佛教“正法利生”提供了政治保障和努力空间

　　真实的佛法利益苍生，歪曲的佛法祸国乱世。佛教本是单纯的宗教信仰教育，可在现实社会中传承发展，一直存在着被歪曲利用、为统治阶级服务，毒害信众、破坏佛教、危害社会的佛教社会现象。在佛教三千多年的传承发展过程中，这一“歪教乱世”现象从未得到有效控制。

　　虽然造成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在每个时代和社会都有不同的表现，但最本质的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私有制”。这是佛教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里无法清净传承、健康发展，甚至整体上沦为“歪教”，产生“害大于利”的社会影响的本质原因。

　　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为佛教的公有制管理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地对“歪教乱世”现象的批判揭露为佛教健康发展提供了监督保护。这为佛教摆脱被名利捆绑利用的现实困境，从根源上回归“办好佛教信仰教育，救护天下苍生”的本位功能提供了努力空间。

　　二、消除佛教“歪教乱世”的不良历史现象，发挥佛教“正法利生”的时代价值要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佛教治理思路

　　然而佛教所积垢弊太深，单靠佛教内部努力很难实现佛教“正本清源、清理门户，正确发挥社会功能”的历史使命，这需要依靠中国共产党对佛教事务的坚强领导。60年前，习仲勋、李维汉、赵朴初同志和十世班禅委员长在社会主义中国佛教政策上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对不良宗教势力采取了强硬态度，对佛教财产和制度进行了公有制改造，从根源上消除了“社会上各种势力和部分佛教僧人歪曲佛法，毒害信众和社会，绑架佛教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丑恶现象。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任何国家、任何朝代、任何政府从未做过、无法去做，也不可能办成的大好事。

　　在佛教治理思路方面，习仲勋、李维汉同志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积极探索社会主义佛教治理思路，一方面由党和政府直接出手，帮助佛教清理千年垢弊；另一方面邀请高僧办中国佛学院，用帮助佛教办好佛教信仰教育的方式，提高僧人要求，减小宗教教职人员的总体数量。这对佛法的清净传承、佛教的健康发展，促使佛教在社会的适当位置、适当范围、以适当的方式正确发挥社会功能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广大佛教僧俗信众的真心敬重。

　　这一“对佛教不良势力绝对强硬，以绝对真诚的心帮助佛教办好佛教信仰教育”的社会主义佛教治理思路一方面挽救了佛教，另一方面更缔造强化了中共产党在佛教僧俗信众中的领导权威、夯实了党的领导基础，并特别增进了藏族各界群众认同社会主义、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主动维护祖国统一的正性爱国情感。

　　改革开放初期，习仲勋、赵朴初同志、十世班禅委员长在革命熔炉教育中涅槃重生，继续在严格贯彻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严格执行社会主义宗教制度的基础上，帮助佛教复建寺院、发展佛教信仰教育，为社会主义佛教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在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重大历史问题上做出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三、近些年，我国宗教学科发展的过度西化误导了国家佛教治理思路和佛教信众的思想认识，对国家、佛教、社会都造成了严重危害

　　然而，随着我们国家近些年经济、社会情况和政治形势的新变化，我国宗教学科发展及社会治理过度强调遵从西方国家的宗教学科范式与社会治理模式，大量直接引用资本主义政治语境下的宗教话语，这使西方政治体制及其宗教治理思想对我国佛教工作、信教群众的认知和情感产生了误导和迷惑，使佛教“歪教乱世”现象再度死灰复燃，并以更加迅猛的势态发展，破坏了佛教的健康发展，并在政治、社会层面产生了严重危害。

　　在国家宗教治理方面，宗教学科和佛教治理过度西化使我们掉入了资本主义宗教治理及话语体系的“思维陷阱”。马克思主义对佛教不良现象不敢批判、不敢监督，党对佛教不敢统一领导、政府对佛教事务不敢直接管理。这使得佛教内的一切事务实际上都脱离了国家的监督管理，佛教内的不良势力、不良风气迅猛发展，违背佛教信仰教育规律的“歪教文化”被各种不良势力鼓吹，误导佛教发展，并成为进一步抵抗政府监管的说辞，这使中国佛教整体上再度出现了混乱的状态，佛教对信众和社会产生的危害大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无法充分保障信教公民在社会主义宗教活动场所接受正确宗教信仰教育的权利。

　　在佛教僧俗信众方面，宗教学科和佛教治理过度西化扭曲了僧俗信众对“爱国”内涵的正确认识，使佛教僧俗信众错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利佛法的传承发展，也不利祖国和人类，中国只有通过“（西化的）政治改革”搞了资本主义，佛教和祖国才会好起来。这直接导致佛教僧俗信众在情感上不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不信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真心跟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种的疏离关系进一步带歪了我国佛教工作的治理思路，在一定程度上离间了共产党人和佛教信仰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仅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也在社会上造成了“歪教”滋长并过度蔓延传播，迷惑群众、误导社会、坑害信徒的恶劣影响，更对佛教自身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使僧俗信众无法在寺院接受正规的佛教信仰教育。

　　四、紧迫的现实需要召唤着社会主义佛教治理思路和管理体系的本位回归，马克思主义佛教信仰规律研究应运而生

　　近十年来，这种些危害愈加严重。现在，一方面党中央对广大佛教信众从心底里真诚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真诚热爱支持中国共产党、真心为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做出贡献提出了迫切要求。国家迫切希望佛教能按自身规律健康发展，减小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并保障公民正确接受信仰教育的权力，减少宗教对个人思想、生活和社会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佛教高僧大德和信仰佛教的佛教学者、佛教文化热爱者迫切希望佛法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里清净传承，佛教能以新的形态和社会定位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健康发展。佛教广大僧俗弟子迫切渴望能在寺院接收正规的佛教信仰教育，不被这种混乱状态干扰、捆绑、误导、危害。这些宗教危机、现实困境及各界的实际需要迫切召唤着马克思主义在佛教研究、佛教工作中的本位回归。

　　从战略层面思考，中国共产党要在宗教工作中大胆突破西方政治语境和社会治理话语体系的思维羁绊、制度羁绊、道路羁绊，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学科在佛教研究、政策咨询中的科学作用，据此设计创新一套统一、协调、科学化、专业化的“佛教精准治理体系”，形成我们社会主义自己的佛教治理模式。并以此为“基点”，探索社会主义宗教治理模式，进一步丰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及政治社会治理话语体系。

　　在具体实施层面，这项事业要从在国家高端智库和政策研究单位搭建“佛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深度对话平台”开始。通过这一平台，在扎根调查、多元研讨、深度对话、精准分析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佛教信仰规律、分析佛教社会现象，进一步通过“智库”工作，推进完善国家佛教事务的“顶层设计”，在我国建成一套“由党对佛教进行直接领导、集中管理，帮助僧人自我约束，办好佛教信仰教育事业，切实保护佛教僧俗信众在寺院接受正规佛教信仰教育的信仰权利，消除“歪教乱世”现象对社会和信众的不良影响，正确发挥佛教社会功能”的佛教精准治理体系，为全球宗教治理做出“成功典范”。

　　（作者单位：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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