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青：“大变局”演化下的中国产业经济安全建设

点击：作者：王建青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19-10-09 10: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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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产业经济的发展，在中美等各大主要经济体的相互竞进中，共同演化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在这个 “大变局”的演进过程中，美国先发制人挑起了贸易战，对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处于上升势头的中国产业进行精确制导性压制，这给中国产业安全提出了生死攸关的重大课题，也我国产业界与战略规划层敲响了警钟，我们一定要从战略战术上都要高度重视。

一、中国产业安全问题面临的国际大背景

进入2018年以来，基于对10年一个周期的经济危机魔咒的内心恐惧指数加大，对自身产业经济结构进一步去实化的战略性忧虑，对中国产业经济不断向高质量、制造业不断向战略新兴产业转移的被追赶性恐慌，在这些综合焦虑心理作用下，美国认为再不能失去最后一线机会、再不能向后推拖延扼制，试图通过抓住美国人认为的中国产业弱点，毅然憾然地发动了以贸易战、科技战为 “支点”的 “霸权万岁保卫战”，不断变换手法并升级烈度，旨在彻底击碎中国向更高层次跃升发展的骨骼，强力窒息中国产业迭代升级发展的动能，以达到一劳永逸地固化中国产业发展的层级。

一直以来，在美欧支配管理的全球产业价值链这个链条体系中，西方是由以美国为链主进行分工的。中国部分加入后，逐渐在链条上稳步向上爬升，干扰了链条霸主的舒适度，致使链霸恼羞成怒执意剔除中国，这使得大国竞争向科技领域收敛，并逐渐扩展到制度、规则、金融、货币、服务等更高层级领域。

二、中国产业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

实践证明，现行全球产业价值链经济模式存在 “一环断裂危及系统 ”安全的重大体制漏洞，其整体上抵抗非市场性外部冲击能力很弱，链之一环出现问题，整个链条安全问题就凸显出来了。特别是，虽然主流市场经济理论是自由贸易的，但国家形态的存在，是国界保护的，这也是国家存在客观、天然意义。国界之间是靠规则调节的，是规则下的博弈贸易。

我国改革开放后，民用经济在造不如买、快套利、迎接外部产业转移、自由贸易、资本全球流动的综合作用下，逐渐收紧地挂在了被美国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全球产业链上。这样的发展模式，好处是发展快、市场稳定，不利之处是受制于发达国家对产业链的控制，在关键零部件、关键技术、品牌上受到发达国家 “密不示人”的排他性筛选，这使得中国企业在不掌握核心技术，同时在外来技术冲击下其技术研发被替代性压制。这样以来，中国产业深度挂在了西方产业链架构上，以致在许多领域受到西方的要挟。

那些纯依靠欧美架构、纯服务于欧美产业链的企业，其产业安全度则是更低的。有几个明显脆弱点：资本为寻求更低人力成本，而将生产转移到更低成本的国家；国际政治的变化，而被转移到远离政治博弈的国家；国际贸易战，资本为了规避惩罚性关税或双反调查，而将生产转移到第三方国家；不掌握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和底层基础技术，而易于受到居于产业链支配地位企业的过度盘剥，在产业升级中突然受到害怕产业竞争的技术、专利支配国的非自由竞争性挤出，甚至地基性动摇。

三、提前到来产业安全警报带给我国的启示

美国对我国通讯产业的重点企业，实施了有计划的压制，这一系列事件给了我国深刻的教训。在全球进行产业布局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到风险，除了投资风险、市场风险外，也不能忽视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更为重要的是，核心零部件有必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否则，一旦出现美国这种极端做法，我们会受到非常大的损失。

现代产业链的紧密度，反过来又易于产生负面连锁反应，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影响的就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群企业，是处于链条上的所有企业。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切断产业链，就等于切断了市场、切断了与全球的经济联系。

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产业实证，启示中国经济的发展，既要看到在自由贸易中融入全球产业链而易于迅速发挥自身优势的好处，又要看到在不同国家贸易竞争中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太深而易于受到居于支配地位国家的政治打压及其企业的贸易挤压，这要求我们必须有稳固的产业布局和供给备份，时刻不忘产业安全问题，防范受到外部对内部产业的颠覆性破坏，加强国内产业架构建设，推进教育和人才体制建设，在核心技术研发、基础科研积累上，舍得投入更大资源和战略谋划。

美国依仗其技术、专利、市场优势四面出击，试图各个击破，全方位发动了贸易战，对世界经济秩序造成了重大冲击。这使得国际产业界不得不思考，转变以不受约制的美国为龙头产业链模式，进而去寻找更稳定的多中心网络化的产业经济发展模式。世界产业呈"群落态、网络化分布"较好，群落有生态调节性，是多中心的，各中心间互通互联，可自我调适修复。分布式生态群落网络产业发展样式，其安全性、自主性、关联性、适应性、抗逆性好的特点，是能够保障世界产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可循环性的。

四、中国产业安全度提升的发展案例实证

在军工领域，由于中国一直被美欧 “禁运”，中国反而被迫从基础研发、关键技术、基本架构、标准制式上做起，构建了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的军工产业体系，在长期的投入和积淀下，现在，中国军工的产业的安全度，要远高于民用经济领域。这个发展实证，也对民用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对其发展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性指导。

即便这次，在美国举全国之力重点打压的中国通讯业头部企业华为，其产业安全度还是不低的。这家由在西方禁运中培养的掌舵人创办的企业，很自然地不得不有了产业安全性战略意识，在这一意识的影响下，华为一方面在上下游产业链上做安全性布局，另一方面，在研发上超强度投入，获得了大量专利储备，在华为的发展突破了美国产业链布局的情况下，必然地受到了美国动用政府、政治、法律、军事联盟的力量的强力政治打击，但其抗击打能力反而要强于民用经济的其他企业。

另外，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基础，也为中国开放后融入欧美产业链时，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和安全支持，在市场化发展中，得到了相对健康的发展，也为中国产业提供了一定的产业安全度。

五、中国在产业安全构建上应有的可落地性对策

1，切实增强产业经济安全意识。

在中美贸易战的情势下，确保中国的产业经济安全至关重要，要树立“治本经济安全观”，构筑经济安全体系，从国际贸易收支平衡、贸易区域布局均衡、多边双边高质量自贸区商谈建设、贸易规则谈判输出、多层次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体系建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才建设、科技投入、创投机制建设、产业核心竞争力培育、产业升级、经济协调发展、国内消费市场开拓、市场机制建设、营商环境建设、税赋优化、经济制度优化供给、国内涉外贸易制度建设、合理性商品标准贸易壁垒设置等多个维度，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防范金融风险、经济系统风险，夯实经济基础，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维护中国国际贸易合法权益提供强大的经济安全战略纵深。

2，举全国之力有层次突破关键技术。

突破关键技术，要着力推动 “三个体系”建设，激活 “三个体系”的动力:教育与基础科学体系建设(大学科学技术教育下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国家级基础科学研究机构建设、科学大工程推出)；以项目、工程为推动技术突破载体，基于市场中产业价值链科学分工下的关键技术成果分配产权清晰的协作协同体系建设(产业链中的民用军工企业、央地军专业专门科研机构、国家科技工程实体机构、各大学科研机构等科创链间协作)；科创资本体系建设(国家科技财政投入与科创基金、银行金融机构、风投、资本市场的分工体系建设)。

鉴于中国整体上仍是应用型技术创新国家，而不是基础、原创、架构性技术创新国家，因此，中国与后者竞争中天然处于弱势地位。在这种不利境遇中，中国的积极性做法是:加强基础性研究全要素投入，增强原创核心竞争力；充分利用市场容量大的自身优势，与原创国家尽量展开自由贸易，使中国的市场成为原创国家价值实现的依赖性终端出口；在基础性架构之上的应用创新，应提高技术含量，取得二级关键创新，对原始创新、一级创新形成价值实现的关键通道作用。

3，构建适应全球新型产业生态的中国产业体制机制。

中国要站在理性的高度，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全球产业价值链(GVC)的作用，不断进化产业模式的思维，变链式思维为网络式、群落式思维，积极推进全球多中心分布式产业群落 “既具有应激性自我调节又在网络中相互协同”的新型产业经济生态网络建设，使全球产业生态的各个产业中心力量分布均衡，促进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的产业群落的形成，使中国成为这一产业生态网络中一个有较强自我调节能力的产业中心。

在当前情势下，较为迫切的是，我国应该召开科技产业价值链工作会议，推进数字产业重大科技工程，协调调度关键零部件的供给安全。要在全球产业链中合理布局，要加快在产业链中的升级，尽快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在迈向中高端的进程中，要把关键零部件多渠道备份化供给这个最短的短板补上。

要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大局下，从产业规划、政策扶持、企业主导下的多元主体联合研发、产权保护、产业孵化、产融互动、市场运营、企业家精神、税收优惠、激发企业活力、政府的国际贸易空间拓展、对外多渠道技术交流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构建，用市场机制去发现、遴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友好的制度为其营造良好的发展秩序，以开放式、柔性的产业政策为其助力，以多层次资本市场为提供便利的融资保障，形成开放、循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体系，让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良好经济生态中快速迭代升级。

调整产业融入世界的次序，既要有韧性地挂在这个链条中，创造价值并获取信息、利益，但这要逐渐成为中国科技产业的辅助链；又要更加积极地在某些科技领域主动构建链条，做链主并治理链条，充分整合中国的科研、产业体系，既在国内各省市间进行分配，又同时吸纳一些能够影响到了友好国家加入，还要拉西方链条的中小独立自主国家入链，并与仍有科技底蕴的俄国战略合作，继续向东南亚、一带一路国家分配，扩大为中国的主要技术创新价值链。

推进产业资源的内部统一大市场协同，整合大学教育、人才培养、科研机构、企业、产业服务等资源，形成高效协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着力做好产业链条中的上下游企业协作，充分挖掘我国市场需求大的优势，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积极吸取国际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变国际产业压力为动力，形成内部产业发展合力。

4，用好中国发展中累积形成的自身优势。

发达国家，在全球制造 “五大赤字”，实行技术贸易非自由化，加码底层专利垄断性收费，给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发展造成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市场启动后，市场是给中国企业，还是给外国企业，是给中国人就业，还是给外国人就业，这极为关键，必须得到清醒的考量。中国必须继续扩大本国的市场容量，我们还需增加自己在全球生产及供应链上的不可替代性。

总之，我国要增强产业安全思维，力争与同样寻求产业安全发展的世界其他主要产业群落一道，积极构建更为可持续性的全球新型产业形态，把中国发展为全球产业生态网络中一个有极强自我调节能力的产业经济中心，从而在全球形成 “产业群落内部自主调节能力较强、群落间多通道网络化相互协同性较强”的全球产业经济大生态，确保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可循环发展。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自“绅士gentlewong12768”，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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