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毛泽东如何逆天改命？

 

一 蒋介石

 

1935年，蒋介石感觉自己深受命运眷顾，达到了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

 

自从1924年被孙中山重点培养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后，蒋介石逐渐拿到了军权。仗着军队的支持，他PK掉了被视作孙中山接班人的汪精卫。但在党内势力群起攻之下，他被迫下野，开始蛰伏。

 

很快，他在1928年卷土重来。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他的“卧龙”：杨永泰。

 

 

被蒋介石称为“当代卧龙”的杨永泰

 

杨永泰的政治经历非常丰富。怎么样个丰富呢？就是当时有头有脸的势力，他基本上都去混过。孙中山崛起了，他投靠孙中山；感觉孙中山没有实力，他投靠西南军阀；西南军阀局面没控制住，他北上去投北洋军阀。在北洋军阀那不得志，他向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上了一份万言书。李、白收到信一看，文章写得自是极好的，但这个人嘛……妥妥的“三姓家奴”。当我们没看过三国吗？直接给拒了。

 

杨永泰也不气馁，又找上了蒋介石。老蒋一见，大喜过望。早知道李宗仁、白崇禧不是干大事的料。不就是个反骨仔嘛，玩背叛也不看看谁是祖宗？漂泊半生的杨永泰这才高山流水遇知音，开始在老蒋手下发光发热。

 

杨永泰献出的第一策是“削藩”。

 

历史上的卧龙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而杨永泰熟知天下事，是因为他哪都干过。他清楚每一派军阀的弱点：冯玉祥缺钱，阎锡山缺权，张学良缺名，李宗仁缺兵。对症下药，他提出收买冯玉祥的部将，划给阎锡山更多地盘，给张学良国民革命军的名号，军事打击李宗仁（李宗仁：怎么感觉特意针对我的意思？）。

 

蒋介石依计而行，不到三年“三藩”臣服，东北易帜。

 

而在蒋介石忙完削藩后，井冈山的红军已经发展得有声有色了。

 

于是，在1930年11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当时的红军不过2万多人，这点兵力老蒋怎么可能放在眼里，必须优势在我啊。他划给何应钦10万人，就准备听好消息。

 

但是何应钦败了，回来报告：不知委座知不知道秦国老将王翦灭楚的故事？老蒋说我也不想听你那些废话，不就是嫌兵少吗，这次给你20万。

 

1931年4月，何应钦带着20万人对战红军3万，第二次“围剿”，又败了。

 

废物！蒋介石降了何应钦的职，亲自带着30万人在同年7月第三次“围剿”，也败了。

 

何应钦正准备说话，蒋介石眼一瞪：闭嘴！把杨永泰叫来！

 

杨永泰来了，带着他的主意走来了。他指出红军与那些军阀武装完全不一样，共产党将政治理念用于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红军最大的优势是政治！

 

杨永泰献出第二策：对付红军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七分政治主要是加大力度宣传，强化保甲组织，严格实行连坐，并对苏区全面经济封锁。目的是在恶化苏区生存环境的同时，切断红军与苏区人民的联系。

 

1932年7月，他的这套先在“围剿”鄂豫皖苏区中牛刀小试。张国焘招架不住，被迫带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

 

管用啊！尝到甜头的蒋介石马上掉转枪口，于1933年1月发起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但是并未得手。蒋介石认为只是准备不足，在该年9月带着50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

 

终于如愿以偿，中央苏区被攻破。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向西突围，长征自此开始。

 

红军突围时，蒋介石正带着宋美龄在西安逛碑林。得到消息后，老蒋波澜不惊——要的就是红军突围。

 

因为杨永泰早已献出第三策：一石二鸟、驱虎吞狼！

 

虽然之前削藩把最大的四个军阀给收拾了，但是去了大的还有小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实际统治地盘只有豫、鄂、赣、皖、苏、浙、闽、沪共七省一市，其它都在各地军阀之手。而且麻烦的是，这些地方军阀名义上都接受国民政府领导，老蒋要收拾他们得找个叫得响的理由。否则，他们必将抱团反抗，那就天下大乱了。

 

杨永泰的计划是驱赶红军进入各个军阀的地盘，中央军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尾随追击。前头让军阀与红军火拼，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再放马过去一刀砍倒俩，既灭了红军又收了军阀。

 

为了把各路军阀们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杨永泰还为红军规划好了一条路线：过湖南，进云贵，穿金沙江，入川西，最后在大渡河边Game Over。蒋介石一看，忍不住吐槽，那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过的路！他们走这条死路干什么？

 

但是前方传来的军情不断验证了杨永泰的判断，红军恰恰按照这条路线前进。掌握先机的国军不断消耗着红军的实力，尤其是湘江一役，红军减员近4万人。后来除了在湘西提前布置的口袋阵红军没有跳进来，基本上可以说是算无遗策。

 

得到的最新战报表明，红军进入了贵州，正在遵义停留，下一步应该就是进入四川，奔赴最终的宿命。

 

蒋介石胸有成竹。

 

二 博古

 

1935年，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感受到一场危机正向自己袭来。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生，此时不到28岁，但是他作为党中央总负责已经快4年了。他是如何坐上这个位子？又是怎样陷入危机的？这一切取决于他遇到的三个人。

 

博古天资聪颖，而且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思想上积极进步。1925年，刚考上大学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年，他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机会，被选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在这里，他遇上了第一个人，也是他的“贵人”——王明。

 

王明比博古高一届，更是学霸一枚。他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由于成绩突出深受副校长米夫赏识。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在学生中搞起了小团体。王明看得上的人，都自认最懂原汁原味马列主义，而且互相欣赏。王明把博古拉了进来，其他还有张闻天、王稼祥、凯丰等，一共是29人，最终成团出道号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王明和他的“老”恩师米夫

 

这个团队的核心是王明，后台就是米夫。米夫认定自己的政治出路是吃中国这碗饭，发力写了不少专著，立志成为苏共的“中国问题专家”。而他的中国学生们则是宝贵资源，因此他刻意把学生往中共的重要岗位上拱。在他看重的学生中，王明尤其是心头宝。随着米夫在共产国际内的地位上升，他给了王明很多露脸的机会，直到把王明推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位置。

 

为什么米夫有这么大的能量成为中共的“造王者”呢？这就需要讲一讲我党与共产国际相爱相杀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受到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宣布成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按照加入要求，我党必须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

 

正是依靠共产国际的全方位支持，中共才能从当时国内林林总总几百个党派中快速崛起。得益于共产国际的理论与政策高度，中共在基因上就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共产国际指导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共合作，更成了中共突飞猛进的独门法宝。

 

但是，共产国际远在莫斯科，对中国国情不了解。老爷们搞出来的研究一直是半桶水，却总是高高在上，认为苏联经验神圣不可改易一字。你说城门楼子，他说胯胯轴子，你问地来他答天，中共领导人苦不堪言，双方的架吵了无数回。

 

同样，共产国际看中共的领导人，那也是Vodka硬往墙上挂——根本就不像画（话）。从陈独秀、瞿秋白到李立三，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唱起反调来调门越来越高。得下定决心来个彻底的，给中共整出一套严格执行国际指示的好班子。

 

谁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呢？必须是中国问题专家米夫啊！

 

1930年12月，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口含天宪来到上海。做了一番准备后，于1931年1月组织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上，留苏派大批进入中央委员会。此前已经回国折腾了快两年，事没干成还挨了不少处分的王明，被直接保送进了政治局。而回国仅仅半年的小学弟博古，虽然没进党中央，也被提拔为团中央宣传部长，很快又当上团中央书记。

 

几天之后，米夫找来会上没给王明投票的二、三十人亲切交流。米夫说，四中全会是体现国际路线的，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国际，必定要处分！而在中共党内只有王明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最高，能忠实执行国际路线。因此，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产国际。

 

此话一出，举座皆惊，只有王明兴奋得偷偷搓手：这就赐了他一把“尚方宝剑”属于是！

 

这样一来，虽然当时名义上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但王明已经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

 

可惜，好景不长。王明的兴奋劲还没过去，4月，负责秘密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很快叛变了。随后，6月，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

 

由于这两人卖得是相当彻底，上海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央在上海日渐无法立足，决定分批转移去中央苏区。

 

作为实际掌权人，王明当然该去苏区，但他不愿过苏区的艰苦生活。王明可从来都是小机灵鬼，他给已经回国的米夫打了报告，居然要润到莫斯科去当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他自己要走，可是中央的权力不能丢，必须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接手。

 

环视党内，谁最可靠呢？王明看中了博古。

 

在王明给共产国际的建议下，他离开中国期间，成立中共临时中央，不设总书记，由博古任“总负责”：学弟啊，哥去去就回，替我好生盯着吧。

 

时年24岁，之前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一跃而成当家人。

 

这个过程现在看来过于魔幻。如果换作我们在博古那个年纪，天降如此大任砸在自己头上，肯定只能来一句：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博古会怎么想呢？

 

可别忘了，王明仅仅比博古大3岁，不过27。而他们这一派的国际总后台米夫，也就30而已。那个时代就是年轻人的天下！

 

做个总负责肿摸啦？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所以，博古最多有些紧张，更应该是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

 

博古是相当有把握。有在苏联4年的学习工作打底，他自信已经把苏联经验学好吃透，接下来要做的不过是把求来的真经用好用足。

 

王明走后，博古负责的中央正式开张。

 

共产国际已经定下了大政方针，临时中央拼的就是干劲足、胆子大。

 

为了掀起“新的革命的浪潮”，下了大力气组织工人暴动，搞宣传办刊物，还创造出了“飞行集会”——挑大街上热闹的地方，花三五分钟做个演讲宣传，讲完以后撒把传单就跑。现在的“快闪”，就是当年他们玩剩下的，还要刺激得多。刺激是真刺激，就是比较费同志，被抓了不少人。

 

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充满了激情与热血，革命豪情冲云霄。在他们看来，党内那些对执行国际指示拖拖拉拉的，是革命工作中的保守分子，必须毫不留情地斗争，为此发起多次运动进行打击。

 

但是，临时中央期盼的革命浪潮没有按时到来，他们在大城市彻底呆不下去，不得已在1933年1月迁到了中央苏区。

 

到这之后，博古暴露出自己的短板：他不懂军事。

 

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红军应该主动发起进攻，占领一两个中心城市，取得中国革命在湘鄂赣皖等省份的首先胜利，把分离的苏区连成一片，扩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疆域，争取尽早向反动派发起总攻。但是根据地掌握红军的领导人显然不这么想，总是强调各种困难。

 

甚至连从上海过来的同志也在向他们妥协。作为临时中央领导成员的周恩来，他与朱德共同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依然是大开国门放敌人长驱直入，这明明是被中央多次批判的战法——你们不能让苏区的土地和人民被敌人蹂躏，得打出去占领南昌、包围武汉！

 

更气人的是，留过苏进过军事学院的刘伯承，居然都开始研究游击战，说是要写几本教材。他还是中央寄予厚望要带领红军正规化的人吗？

 

你们这都是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啊！

 

可是，每当博古与他们争论时，这些人总是笑嘻嘻：博古同志，请你具体说说这仗该怎么打？

 

博古心里直抓狂：这道题我不会啊！太难了！

 

不过，即便如此，博古也没破防。因为这种情况他早有准备，只等着一个人的到来。

 

那人就是影响他人生的第二个人：李德。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他是由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至于派来具体做什么，说法比较多。有说他是来做情报工作的，还有说他就是专门来送一笔经费。但不管来做什么，到了上海后他与博古经常见面交流。

 

博古对李德是相见恨晚。得知此人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还在苏俄内战和德国巴伐利亚起义中担任过指挥员，更是觉得挖到了宝：这位妥妥的军事专家，而且是正红旗的！

 

从上海出发之前，博古就请求李德一起过来。而李德在得到上级批准后来到中央苏区，则到了1933年9月中旬。

 

真是望眼欲穿。

 

当着苏区高级干部的面，博古宣布了李德的身份：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这里他搞了个文字游戏，确实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但做军事顾问却是他安排的。把两句话搁一块说，这位年轻领导人的心眼也是相当活泛了。

 

从此以后，李德就对红军的军事行动进行指导了。

 

一个坚决执行国际的政治路线，另一个保证纯正的苏联战法，简直是就着红菜汤吃大列巴，没有比这味更正的了。

 

李德就位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蒋介石按照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对苏区进行了严密封锁，苏区处境日益艰难。

 

另外，蒋介石也有位德国顾问，名叫汉斯·冯·塞克特（名字中间带个“冯”，一看就是老容克贵族）。在他的指导下，国军广泛采用碉堡战术。这对装备很差，攻坚能力几乎没有的红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实话实说，李德并非军事上的外行。针对敌人的铁桶阵，他提出用短促突击的方式，先将国军引出碉堡，再包围歼灭。但这种战术让敌人吃了几次亏以后，人家就不上当了，不能根本改变红军的劣势。

 

敌人引不出来，李德没别的招，只能命令红军硬上。他还执迷于图上作业，在误差很大的地图上排兵布阵，经常把前线部队给带到沟里去。

 

他的指挥导致红军连吃败仗，损兵折将。虽然明显感受到周围中国军人眼神的异样，但李德认为是那些零敲碎打的堡垒战限制了自己的发挥。他迫切需要有个机会来证明自己正规战专家的能力。

 

很快，机会就来了。

 

1934年4月，国军11个师加上1个炮兵旅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扑来。李德不顾红军只能调动9个师而且装备差得多的现实，执意以阵地战来打一场堂堂正正的决战。

 

广昌战役打了18天，红军战士伤亡5093人，损失了参战人数的五分之一，而毙伤俘敌只有2626人，是一场毫无疑问的败仗。

 

广昌战败，瑞金门户洞开，敌人打过来只是迟早的事。

 

已经熟悉李德作风的人们，以为他会不顾一切地梭哈。他反倒很清醒，做出判断：在苏区取得根本胜利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唯有突围一条路。

 

在获得共产国际批准后，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而除了那一次高光的判断，长征途中李德的指挥迅速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红军艰难突破了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在湘江之役遭到惨败，主力由出发时的8.6万锐减至3万。

 

目睹湘江上漂浮着的大批红军战士尸体，一直信心爆棚元气满满的博古，心态崩了。

 

有人看到博古拿着佩枪，对着自己比划，赶忙阻止他做这种傻事。

 

博古心理崩溃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寄予厚望甚至崇拜的李德，看出来是真不行。但是谁把红军交给这个水货指挥的？还不就是他博古吗？这个历史责任他逃不掉。

 

另一个则是他失去了最后的依靠，因为他已经联系不上共产国际。

 

当时中央与共产国际进行无线电联系，需要通过中共上海局进行中转。但是在共产国际回复批准大转移的决定以后，从9月开始就再也接收不到上海方面的信号。这个原因多年以后才弄清，上海局连同电台被国民党给一锅端了。上海那边的几个秘密警察根本没想到，一次为完成KPI搞的行动，就这么轻易地改变了历史。

 

联系不上共产国际，也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党中央做出的决定不再代表共产国际的意志。

 

既然不是国际的意志，那就得大家商量着来了。

 

已经有人站出来，要求改变既定的行军路线。他的意见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博古打量着那个人的支持者们。朱德、周恩来支持他，博古不感到意外。军队对于不断的失败早已不满。但是张闻天、王稼祥也支持他，这可是留苏同学，二十八个半成员，他们什么时候站过去的？

 

面对群情汹汹，也出于不再坚信李德判断的正确，博古同意了对方的意见。

 

现在的局面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原定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已被否定。部队到达了贵州遵义，即将召开一场新的会议。

 

这个会博古根本不愿意开，因为他已经感觉到面前的危机了。所以他提出一个条件：议题只集中在总结湘江战役的教训，切口小范围窄，这样好控制。

 

他预感这场会议将决定红军的命运，更会决定自己的命运。

 

他实在是害怕去面对那个人。

 

那个一直发表不同意见，逼得博古不得不低头的人，就是影响他人生的第三个人，名字叫做：毛泽东。

 

三 毛泽东

 

1935年，42岁的毛泽东刚好走到生命的中点。

 

这个时间点往往是人生的转折。历史上有许多风云人物，前半生辉煌壮丽，但是在接近中点时却不断遭遇打击。其中大多数人会被完全摧毁，从此颓丧不堪。似乎存在着一种宿命的妖怪，就埋伏在人生的中途，张开大口要将每一个心怀大志的人通通吞噬。

 

毛泽东在此时同样被命运重点照顾，一个比一个更凶险的劫难向他袭来。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渡过天劫，最终成就伟大不凡的人生。

 

他遭受了什么样的劫难？又是如何渡过的？这一切需要从头说起。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大肆屠杀。但共产党不是地里的庄稼，不会待在原地等着他来砍瓜切菜。换了当家人以后，中共迅速决定拿起武器跟他拼了！

 

这时问题来了，搞军事斗争一直都不是共产党的强项。以前他们把国民党的毛病看得很明白，是只搞军事不发动群众，现在猛然发现自己走入另一个极端：只发动群众，没人搞军事。

 

没有搞过也得搞了，而且为了提高成功率，先后发起了多次武装起义。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就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应该是党内经历最完整的人。他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唯一没做过的就是军事工作。多年以后，他回忆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

 

历史的进程改变了个人的命运，恰恰是军事工作为他开辟了新的天地：

 

打长沙失利，放弃原定的占领中心城市计划，他把队伍拉上井冈山，闯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带领红军展开游击战、运动战，找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法宝；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避免红军成为流寇，越战越强越打越大……

 

很难想象一个从没打过仗的人，不光在极短的时间内学会了打仗，还建立如此之多的开创之功。这时的毛泽东，终于找到了投身革命以来最佳的状态，进入了前半生最高光的时期。

 

但是，劫难随之开始。总共有三劫。

 

第一劫，刘安恭的挑战。

 

1929年，留学苏联红军高级射击学校的刘安恭结业回国，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来到了苏区。

 

对这样一位急需的军事人才，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都非常欢迎。在毛泽东建议下，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军委，由刘安恭任书记，同时毛泽东将自己担任的军政治部主任也让给了他。

 

可是刘安恭一开始工作，立马让毛泽东明白：来者不善！

 

刘安恭在会上亮出了自己的主张：“红四军的规章制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上都没有记载，一个字都对不上号。都是你们自己搞的，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应该废除。”

 

毛泽东忍不住和他争论：苏联红军的经验要学习，但不是盲目学，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刘安恭直接回怼：“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信仰，马克思列宁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

 

很明显，刘安恭是打定照搬苏联教条的主意来的，他根本看不上毛泽东从实践中得出的治军成果。

 

而且他是个实干派，既然看不上就要动手推翻。他不浪费时间斗嘴，开始不断地在军内串连，要把碍事的毛泽东赶走。

 

我们作为后人看这段历史，是开了上帝视角，知道最终谁对谁错。但是在当时的干部们看来，刘安恭身上带着苏联光环，而且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又与大家打成一片，很有个人魅力。通过一段时间相处，不少人接受了他的观点。

 

而毛泽东一直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有的军队领导原来就认为他管得太多、手伸得太长，心里憋着气，但大家都还保持着水面的平静。而当放进来一条鲶鱼到处乱钻以后，积累的矛盾被挨个引爆，这个池子就开始热闹了。

 

爆发的顶点就在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改选了党的前敌委员会，由中央指定的毛泽东落选书记，陈毅成为接替者。在红四军七大《决议案》中，还列举了毛泽东七条错误，并给他严重警告处分。

 

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在这期间，一直身体强健的他染上了疟疾。

 

一时之间，毛泽东在精神与身体上遭受双重打击，一度病得非常严重。消息传出以后，国民党趁机造谣说他已经病死。而实际上毛泽东一直休养到11月下旬，才总算从鬼门关转了回来。

 

而在此时，事情出现了转机。

 

8月底，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如实地汇报了双方的观点冲突，并表达了对刘安恭做法的反对。

 

当时中央是由周恩来实际负责，他认真地分析了双方的观点，做出了支持毛泽东的决定。在9月底，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写了一封指示信，由陈毅带回，称为“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促成了12月红四军九大的召开。大会重新选举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确立了毛泽东主张的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

 

这一劫，因为有陈毅与周恩来关键性的支持，毛泽东还是比较轻松地渡过了。但是，稍加分析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的凶险。

 

刘安恭是5月来的，6月下旬毛泽东在投票中落选。短短一个多月就让作为红军创建者的毛泽东败下阵来。这并不是刘安恭本人能力有多强，而是他所代表的苏联经验号召力强大。毛泽东坚持走自己道路，必然会不断面对苏联经验的挑战。

 

之前毛泽东因为坚持自己观点，受过中央多次批评，甚至因误传而被开除过党籍。但那时的批评主要是在具体的作战目标层面，刘安恭带来的挑战，则是对他的思想方法的彻底否定。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了。

 

刘安恭在10月的一场战斗中牺牲。客观而言，如果他继续在红四军，毛泽东的工作很难顺利开展。

 

渡过这次危机之后，毛泽东领导红军进入一段快速发展期，根据地不断扩大，并接连打败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

 

似乎，刘安恭的影响已经消失。其实，这才刚刚开始。

 

第二劫，从赣南会议到宁都会议。

 

1931年年初，米夫开了一次大会和一次小会就将王明送上了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中央由留苏派完全主导，开始在各项工作中推行其“左”倾路线。

 

而在当时的中央看来，中央苏区是最难啃的骨头，因为毛泽东一直顶着不执行中央指示。为了加强对苏区的领导，中央分批派出许多核心干部进入苏区。分别是：

 

1月，项英到达，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

 

4月，任弼时、王稼祥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

 

12月，周恩来到达，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这些中央来的同志有一个相同点：当他们在上海时，都认为前面派去苏区的同志意志不坚定，没有按中央要求把老毛搞定。而等到自己来了苏区，与毛泽东一碰面，却都是频频点头：有道理，索得斯内，不，很哈拉少，看来真的只能这么办。

 

说到底，这些中央来的领导，不管各自的经历与背景如何，都是务实做事的人。真正到了苏区，无论是打仗还是搞土改，毛泽东的办法就是管用！

 

但是，当博古在9月成为临时中央总负责以后，这个年轻人不讲武德，很快啊，就给苏区中央局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10月20日前后，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严厉批评，要求在即将召开的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切实转变为国际路线，责成“党大会应根据这一指示原则进行工作，成立决议案，交中央批准，并告讨论经过”。

 

整个局面急转直下，就不是苏区中央局能够Hold住的了。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苏区一大（即赣南会议）在11月1日召开。这次大会把毛泽东在思想、土改、军事等方面的主张全面进行否定，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游击主义的传统"。

 

会议通过的决议最后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其实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而在组织上，会议按照临时中央的指示，将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外，转而担任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

 

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的火力还不算太猛，留有余地，但是定了调开了头，撕开了口子中午就得补上，否则早晚要越扯越大。

 

会后，虽然毛泽东转做政府工作，但是很快又不得不把他召回参与军事行动。

 

这是因为，临时中央要求占领中心城市，苏区中央局为红一方面军定下的目标是打赣州，并且要把赣州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这计划太美好了，让大家普遍心动，只有毛泽东表示了反对。但是，有临时中央的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被抛到了一边。

 

果然，打赣州失利。苏区中央局不得不听从毛泽东的建议，由他带领一路分兵（称为东路军）转头就去打下了漳州。

 

像之前的无数次事实证明的一样，苏区的同志们觉得：还是毛泽东正确。

 

但是，临时中央不要你们觉得，而要我觉得。

 

1932年4月，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汇报工作，受到了中央领导的热烈招待。

 

指责排山倒海而来。他们对赣南会议的结果非常不满，认为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远远不够，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路线的高度。他们发文严厉斥责苏区中央局，强令进行改正。项英顶着满头包返回了中央苏区。

 

之后，虽然毛泽东带回了攻打漳州的重大战果，周恩来也努力进行维护，但是苏区中央局依然加大了对毛泽东的批判，同时与他在讨论红军指挥权以及下一步作战目标上爆发了激烈的争执。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了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会上，中央局领导突然亮出了一封临时中央的指示信。

 

这封信是中央在7月21日发出的《中央给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全文约一万三千多字，针对性很强，火药味非常浓。

 

会议主题由此急转，成了对毛泽东的批判会。

 

面对中央的直接批评，毛泽东彻底失去反击可能。虽然周恩来试图找出妥协的办法，甚至留苏派的王稼祥也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但最终的结果是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并被批准脱离军队前往后方养病。

 

毛泽东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离开军队，竟然会有整整两年之久！

 

其实，毛泽东这次的失败，在上一次斗争中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上一次是因为有陈毅挺身相助，而在中央也有周恩来做公正的裁判。而这一次，他真正的对手，实际就是临时中央。

 

临时中央的思路与刘安恭一脉相承，他们要的是原原本本的苏联模式，对毛泽东在山沟里手搓的马克思主义不屑一顾。当对手是这种观点时，即使只有一个刘安恭就已经让毛泽东非常被动，而这次换成代表中央的博古等人，当他们使出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时，毛泽东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他认输了。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

 

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更大的劫难还在后头。

 

第三劫，罗明路线剑锋所指

 

无论是赣南会议还是宁都会议，毛泽东始终认为对自己的批判是错误的。为此，他不仅在会上坚持自己的观点，会后也向中央写信申诉。但是得到的只有对他更严厉的批评。

 

医院休养期间，在与病友进行交流时，毛泽东毫不隐讳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表达了对教条主义的反感。

 

其中的一位病友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在罗明即将出院之前，毛泽东与他做了一次长谈，对其今后的工作进行指导，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

 

罗明非常认同毛泽东的意见，回到工作岗位后就积极进行部署，并亲自前往那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恰恰在那里，他遇到一个无理之人，引来了一场无妄之灾。

 

那个人就是中央总负责博古。因为环境过于恶劣，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博古一行路过上杭。罗明得知以后立即前往迎接。

 

博古见到罗明很奇怪：“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博古没有再说什么，只在心里记下了名字。

 

而等博古到了瑞金，一场反“罗明路线”的狂风平地而起。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闽粤赣省委即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被这场风暴席卷，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曾在赣南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同志被打倒批判。萧劲光被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的典型，一度要判处死刑，最后是开除党籍和军籍坐了牢。毛泽东的亲属贺子珍、贺敏学、贺怡一个不落都受到打压。

 

贺怡想不通，到姐姐贺子珍家里诉苦。毛泽东无能为力：“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

 

明白了。毛泽东从此闭上了嘴，他不再与别人接触、谈话，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那时候他的家“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

 

但是，人不上门，疟疾又上了门。最严重的时候，连续几天高烧不退，毛泽东实在扛不住，不禁咬牙垂泪道：“天亡我也！”而身边日夜守护的贺子珍只能淌着眼泪安慰、鼓励他。

 

毛泽东陷入人生中最灰暗的时期。

 

与历史上的许多突遭厄运的人物一样，毛泽东此时完全被孤立，他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愤怒。早在2000多年前，韩非子就对这种状态进行了归纳，他称之为：孤愤！

 

“孤愤”就是那头紧跟人生劫难之后出现的妖怪。它的可怕在于：被孤立的感觉会让人否定人生已经走过的道路。或是完全自我怀疑，从此迷失前进的方向；或是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别人，丧失支持反而更加孤立。

 

而愤怒则让人失去理智，迫切寻找情绪的出口。有人依赖酒精，借此麻醉自己。而许多有文才的人则将满腔愤懑诉诸笔端，翻翻中国文学名篇，随处可见作者在倾倒失意与不满。其中还有不少文豪是既好酒又好文，双管齐下双倍发泄。在这个时候，文学才华反而成了他们人生的诅咒，不断宣泄情绪的同时也在丧失心气，在失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再也走不出来。

 

此时的毛泽东已落入孤愤之中，虽然他不嗜酒却极有文才，如果他与前人一样沉浸于创造失意文字，他的人生辉煌也就到此为止。孤愤的妖怪将满意地合拢巨口，将他完全吞噬。

 

但毛泽东的伟大首要就在于精神的强大！他即使遭受了身心的双重煎熬，却迅速消除负面的情绪，恢复了头脑的清醒。他猛然认识到：自己并没有完全败！

 

回顾三次劫难，其实可以看出端倪。

 

首先，为什么是“罗明路线”？罗明不正是执行的毛泽东的意见吗？为什么不直接叫“毛泽东路线”？既然希望他靠边站，甚至要将他的影响力完全抹去，为什么不撤掉他的苏维埃主席职务？博古到了苏区后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为什么仍将他选为政治局委员？

 

这一连串的问题后面的答案呼之欲出，因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曾向中共中央来电，严禁对毛泽东采取任何组织措施，只能运用“同志式的影响”。自从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工农武装割据”就让国际眼前一亮。毛泽东的名字和事迹，被国际反复提及。国际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共中央，“中国需要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才”。而在1929年传出毛泽东的死讯后，深感痛惜的国际发出了一千多字的讣告，评价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对中国同志评价如此之高，让临时中央很感动，却不敢动。

 

当时的毛泽东不可能知道背后如此多的信息，但他肯定能感觉到其中的不寻常。

 

其次，支持他的人结构在发生变化。毛泽东一路走来，所取得的胜利依靠的是他超越时代的眼光与思考能力。别人的思考在第一层，他已经在第五层，距离拉得太远说服别人不易。但是他的想法对不对，很快就能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依靠事实说服人，是毛泽东赢得越来越多同志拥护的根本。

 

根据地起步时期，支持毛泽东的往往是身边的红军战友，他在上面没人，因此老挨中央批。但是随着苏区越搞越大，中央派一批批干部进入苏区。这些干部中，只要想务实干事的，都不可能对毛泽东意见的正确性视而不见。许多中央领导，包括留苏派也逐渐接受了他的主张。这其中尤以王稼祥、张闻天最为突出。

 

 

王稼祥（左）张闻天（右）

 

张闻天1933年才来到苏区，此前他站在上海的干岸上，和博古一样看不起毛泽东在苏区搞的土狗刨水。但是一旦进了苏区，亲自下去扑腾了几下，他就明白了：还是老毛厉害！尤其广昌战役的失败，更让他顿悟：此路走不通，要找毛泽东！

 

事实胜于雄辩，只要大家认事实，毛泽东就能逆袭。他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

 

收拾好心情，身体初步恢复之后，毛泽东在这段时期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认真做好政府的每一项工作。正是由于这段时间的积累，不管是后来延安的边区政府还是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他对政务的处理已经驾轻就熟。

 

另一件事是读书。他在打下漳州后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其中就有不少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他一直被攻击不懂理论，利用这段时间认真地补了课。留苏派此时还不知道，他们成功地逼出了一位马列主义理论家。

 

两年的实践，两年的沉潜，毛泽东想通了许多东西。这些成就将在长征途中逐渐显露出威力。

 

红军长征开始之后，毛泽东争取与王稼祥、张闻天编在一个队伍。他们走了一路，谈了一路。王张二人惊讶于毛泽东理论知识的渊博与认识的深刻，与他们原来印象中只会土办法的毛泽东完全不同，由此刮目相看。他们对党和红军的出路也达成高度一致。

 

这是毛泽东达成的第一项成就：团结盟友。

 

之后，毛泽东开始主动出击。在红军进入湘南地区时，他打破了公开场合的长期沉默，两次提出要求停止继续往西，改为向北。按照他的想法此时向北，可以沿着罗霄山脉去往井冈山，甚至进一步可以返回中央苏区。历史将完全是另一个走向，但肯定可以挽回无数牺牲在湘江边的红军将士生命。

 

中央无视了他的意见，紧接着就是湘江惨败。

 

这场惨败使得博古、李德再也无法独断专行。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与李德进行了激烈争论，王稼祥、张闻天给了他有力支持。这次会议改变了原定的向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贵州进军。

 

到达贵州黎平，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向。

 

轮到毛泽东发言了，他说：斯大林早在1930年就建议中国红军向四川发展，现在看来这个建议很英明。

 

什么？老毛刚才说的什么？他说斯大林很英明！

 

这还是那个一贯冷着脸对待苏联经验的毛泽东吗？历经三劫站在人们面前的毛泽东已经变了，政治上变得成熟。过去的他偏重于琢磨事，而现在他同时注意琢磨人，会以更灵活的方法团结更多的同志。

 

这是毛泽东达成的第二项成就：用魔法打败魔法。

 

毛泽东的发言大获成功，不仅王稼祥、张闻天继续支持，周恩来等其他同志也热烈响应。大受震撼的博古竟哑口无言。

 

会议做出决议：进军遵义。

 

会后，深受鼓舞的张闻天与王稼祥提出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目的就是要把李德、博古轰下来。他们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成为中央的领路人，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毛泽东并不是政治野心家，他一直没有愿望去占据中央的位子。

 

早在1923年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被选为中央局5名成员之一，同时是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工作。但是他的兴趣转向了下去搞农民运动。

 

1927年，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找他谈话，希望他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这么多年过去，他在地方在军队，从实践中得出了真理，而中央的领导能给予的正确指导反而越来越少，最终导致严重错误。只有他站出来，成为新的领路人，才能给这个党这支军队找到出路。

 

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只有他才有能力逆转党和军队即将覆亡的命运。

 

毛泽东已经准备好。

 

而在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将使用达成的第三项成就，一击命中，完成对党和军队的终极拯救。

 

四 遵义会议

 

1935年，成立快14年的中国共产党将迎来一次根本性的转折。

 

而在同年，一位18岁就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天才科学家，应邀到中国的清华大学进行访问讲学。在这里，他开始将自己长期的思考成果往创建一门新理论进行努力，最终在1948年这门新理论问世。这位科学家就是诺伯特·维纳，他创建的理论叫做“控制论”（Cybernetics，又叫赛博学，赛博朋克Cyberpunk与此有关）。

 

如果你对这门理论没有概念，陶叔请几位科学家出来做一下现身说法。

 

首先请出的一位大家都很熟悉，伟大的哲学家与数学家笛卡尔。他有一句名言：“人类与动物、人类与机器之间有截然分明的界限！”

 

但是我们另一位老熟人达尔文出现了，他过去冲着笛卡尔的左脸狠狠扇了一耳光：告诉你，人类与动物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从低级的生物进化而来。我这套理论叫进化论。

 

笛卡尔的左脸肿了起来。

 

维纳过意不去，觉得不对称不好看，就冲着他的右脸也扇了一耳光：告诉你，人类与机器也没有什么不同，本质上用的是一样的反馈机制。我这套理论叫控制论。

 

 

笛卡尔（左）达尔文（中）维纳（右）

 

上图贴错了，应该是这张

 

通过这个小节目，就可以大致了解控制论的伟大意义了。如果还是不行，只要记住这个理论相当牛逼格拉斯就够了。

 

控制论揭示了普遍的科学规律，是现代社会三种基本科学方法之一（其他两种是系统论与信息论）。将它运用在任何领域，都能得到科学的指引。

 

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控制论告诉我们，需要有一套反馈机制来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相应地做出调整，这样才能保证组织的稳定发展。

 

为什么要花这些篇幅介绍维纳的控制论呢？因为控制论给了我们一个观察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科学角度。

 

遵义会议之前的14年里，中共右倾左倾老是在犯错，左倾右倾错误又重播，像是在被命运有意捉弄。追根溯源是存在结构性缺陷，党的组织系统缺少一套有效的反馈机制，不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调整政策方针。共产国际只把中共当成自己的执行部门，对中共领导层的多次调整只是为了更加僵化地执行其指令，完全忽视对执行时出现问题的反馈。

 

正是因为这个缺陷造成的错误积累，共产党与红军到了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必须把这个Bug补上。

 

但是，此时离维纳的控制论出现还差13年，不能拿来作为理论依据。而且，党内高层普遍迷信苏联经验，毛泽东如果硬要调整共产国际制定的政策，往大了说是捅马蜂窝，往小里说是捅小马蜂窝，反正很危险。

 

他该怎么办？

 

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里的一座公馆召开。

 

首先讨论的是会议的议题。博古希望将范围锁定在湘江战役得失上的期望落空，最终的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

 

博古无奈之下，首先自我检讨，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他有责任。但他强调主要原因是敌人力量太强大。

 

周恩来接着作报告，认为军事领导存在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虽然周恩来是将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但是他与博古明显不同调。通过翻译，李德也明白，周恩来已经不再维护他和博古的领导权威了。

 

之后，张闻天发言，开口就表明立场：“我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敌人一直都很强大，前四次反‘围剿’为什么胜利了呢？”

 

如此直接的质问让博古脸色相当难看。但是这位留苏同学，完全没有给党内“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留情面。张闻天大量引用斯大林的语录，逻辑严密地批驳了把红军的损失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结论”。

 

一顿输出猛如虎，博古只能原地杵，会场的情绪到达了一个高点。博古、李德承担失败责任，已经不可避免。

 

但是，接下来该如何走？

 

毛泽东在众人的注目中开始了发言。

 

毛泽东非常清楚红军的重大失败，虽然扛责得是博古与李德，但根子出在莫斯科。虽然失利在军事，但错误源自政治。

 

要是在以前，他会毫不犹豫地直指要害。就像在面对刘安恭时，他直接否定照搬苏联经验；而在赣南会议之后，他也有一句名言“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痛快是挺痛快，就是亏吃得有点大，回想一下都觉得脑阔疼。

 

这次，他不再这么做。

 

毛泽东回避了政治路线，而是花近两个小时给参会人员讲了一堂军事启蒙课。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详细地分析了面对强敌时红军该采取的军事策略及其背后的原理。

 

因为这次会议的记录在过草地时丢失，毛泽东这篇讲话没有原始资料。但根据参加会议的陈云的说法，他讲的内容大致与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相同。

 

然后，毛泽东将话锋转向当前的军事失利。他的结论是问题出在指挥上“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而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的急性病”。这个定性让博古与李德无法辩驳——难道失败的军事路线还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错了还是你错了？

 

斗争的方向明确，目标集中了。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军团指挥员的共鸣，他们还在毛泽东诙谐幽默的语言中开怀大笑起来。

 

显而易见，毛泽东的策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解决政治问题的时机未到，霸王硬上弓只会吵成一团。先拿到调整军事路线的机会，以军事的胜利让党内同志产生足够的自信，这样才能为日后纠正政治路线创造出可能。

 

会开到这个时候，已经把最核心的问题解决了。长久时间郁积在大家头脑中的浓雾逐渐消散，脚下的路开始清晰起来。

 

但在此时，有人突然跳了出来。这个人就是凯丰，也是“二十八个半”成员之一。他感受到博古、李德的危机，抢着发言：“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毛泽东的指挥不见得有多高明，他就是照着两本书去打仗，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

 

毛泽东听了，反将一军：“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

 

凯丰眨着眼睛却答不上来，好尴尬呀。

 

毛泽东毫不客气：“你没读过《孙子兵法》，怎么知道我的战术是从那里来的？李德同志受过专门的军事教育，但他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一位军团指挥员接过毛泽东的话说：“李德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李德坐着一个劲地抽烟，一言不发。

 

毛泽东没有主动挑起政治路线辩论，凯丰想给博古、李德帮帮场子，也只能从军事方面入手。但是在明显的军事失败面前，再响亮的苏联军校名头，已经不起任何作用。而他攻击毛泽东不会打仗，简直在说孙红雷不会跳霹雳舞，刘国梁不会打乒乓球，谁信呢？

 

 “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凯丰在发言之前，真是应该先翻一下《孙子兵法》。

 

博古有点感动，毕竟还是有同学挺他，虽然这不能改变什么。

 

一场完胜！

 

最后一天的会议，由周恩来作报告，内容还是做检讨。他诚恳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由能够以正确的军事原则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

 

周恩来的话开启了更换中央领导人的程序，除李德、博古等人外，其他的与会者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王稼祥第一个表态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投下关键一票。

 

经过热烈讨论，会议最终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

 

1. 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

2. 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

3. 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 取消原来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帮助周恩来进行军事指挥。

 

按照决议，周恩来有军事指挥的最终拍板权，但这个权力他并未使用过。毛泽东实际从此时接手红军的指挥，不久就创造出四渡赤水这样的军事奇迹，彻底让党与红军摆脱失败的命运。

 

毛泽东在经历人生的三劫之后，长时间经受了孤愤的磨炼，最终他挺过这段痛苦的时期，并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

 

贺子珍回忆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任何人的一生都难免遭遇厄运。厄运来临以后，就需要尊重事实，承认自己的行为对于厄运的到来负有责任，并主动进行调整，这样才能最终摆脱厄运的纠缠。

 

所谓逆天改命，其背后的科学原理就是控制论所揭示的，人的行为需要根据环境的反馈进行调整，这样才能提升认知层次，进入人生的新阶段。

 

毛泽东首先完成了自我认识的提升，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获得机会，完成对党和军队的拯救。

 

在遵义会议上还有一位参与者。他在苏区时因为“罗明路线”被打倒，但此时被重新起用为中央秘书长并负责现场记录。他就是邓小平。当时他只是列席人员，并没有发言。在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曾多次提到遵义会议伟大的意义和历史作用。

 

他说：“从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开始，中国共产党才形成了一个成形的领导，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开始，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成熟的······我们党的历史，真正形成一个成形的领导，就是从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这一代开始的。”

 

正如小平同志所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从这里开始，中国共产党终于安装了反馈机制，能够自主地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革命路线与政策，最终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我党的党魂：毛泽东思想！

 

 

五 尾声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的前进路线开始变幻莫测，围追堵截的国军被远远甩开。最终，红军飞夺泸定桥避免了重蹈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覆辙。跨越这道天险之后，红军的前进已不可能被国民党军队所阻挡。杨永泰的“驱虎吞狼”计策最终成了放虎归山。

 

但是这并不影响杨永泰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的他开始与其他党国大佬一样热衷于权力游戏，带领自家的“政学系”与其他派系争抢位子。

 

而因为他太受蒋介石重用，感到严重威胁的其他人不得不考虑用国民党的传统艺能来应对。

 

1935年底，老蒋安排杨永泰做湖北省主席，有意历练他。到任不满一年，杨永泰被刺杀于江汉关轮渡码头。

 

从组织系统角度来看，国民党始终极为僵化，没有任何人能对其进行根本改造。蒋介石、杨永泰的个人能力不可说不强，但是组织系统上存在的缺陷使其无法有效应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失败的命运也已经注定。

 

博古在遵义会议之后有一段时间想不通，拒绝将中央的印信和文件移交给张闻天。凯丰也一直给他鼓劲，强调他是共产国际认定的总负责，不能就这么下台。

 

周恩来与博古进行了长谈：

 

我们的革命对象是国民党，具体就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跟他共事两年，知道他非常强，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更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

 

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我们这些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我认识到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来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革命搞成。

 

周恩来的话打动了博古。虽然博古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本质上是一个愿意为革命献出一切的人。共同的理想，是革命者团结的基础。

 

此后十年，博古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

 

在决定博古一生的三个人中，王明让他直上青云，李德让他跌落尘埃，毛泽东则是让他回到应有的位置。

 

而博古和凯丰最终都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真理，心悦诚服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1946年博古与叶挺同机遭遇空难，很遗憾没有看到国民党最终覆灭的结局。

 

李德在失去军事指挥权以后，有一段时间跑到林彪的红一军团。在林彪指挥作战时，他喜欢插嘴发表意见，但是没人理他。他自觉没趣，只好回到中央纵队。

 

后来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李德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表达了坚决的反对态度。从那以后同志们重新接纳了他。

 

到达陕北之后，李德在红军大学担任军事课教员，直到1939年被共产国际召回述职。此后他没有再回中国。

 

毛泽东似乎对此人有些念念不忘。国民党发动内战进攻延安后，他在带领党中央转战陕北时起的化名就叫“李德胜”。

 

遵义会议召开时，除了是毛泽东生命的中间点，也恰好处于建党与建国历程的中间点，中国革命在这里走出了“V”字反转。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得到机会将自己的思想推广为全党的意志，开始是军事路线，之后是政治路线。但是迷信苏联的教条主义风气并不容易清除，想要知道他是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的，那是另外的价钱，不，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作者：跟陶叔学编程；来源： 跟陶叔一起学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