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目前中国高等学校的经济学教育体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刻意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体制，而这种教育体制在西方发达国家却遭到了“后自闭症经济学运动”（The 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和“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倡议行动”（International Student Initiative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等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的持续批判。本文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高等学校的支配性地位不仅有违多元主义科学原则，而且也不适合中国国情，不适合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要求。本文在综合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的师生们在过去22年所提出的改革建议基础上，针对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从多元化改革的总体目标、课程体系设计、教学方式、独立自主的学术评价体系、人才队伍建设和学科评估等十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目的就在于改变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支配局面，逐步形成一种以多元化课程体系、批判性教学和实际问题导向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学教育新体制。

 

 

 

一、中国目前经济学教育体制的形成过程及其反思

目前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的形成是在改革开放后第二次“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形成的，为了对其进行反思并提出改革建议，就必须了解它是如何受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教育体制影响的，而后者的形成则要追溯到冷战时期。

20世纪50年代初，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在美国产生的麦卡锡主义不仅排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且还通过动用国家机构、商业团体力量和高等教育机构中的精英阶层打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持批评见解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从而形成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界一统天下的局面。直到1970年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动用国家力量打击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做法才退居为次要行为，但在此时，西方主流经济学利用其绝对支配地位，开始通过大学科研绩效评估特别是通过期刊等级评价等职业力量进一步排挤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在美国，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学杂志和学院排名作为清除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主要机制，并达到将教学和研究限制在主流经济学设定的范围之内的目的，从而更加强化了其统治地位，以至于有西方学者认为，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多元化程度甚至还不如20世纪70年代以前，例如在英国（Dow, 2011）。

冷战结束后，西方经济理论界开始反思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危害。1993年成立的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ICAPE）指出，由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支配性影响，在美国，“很难发现不追随正统经济学的研究生教育项目。实际上，美国大学的所有经济系都已被经济学是什么、应该怎样研究经济学的单一观点所控制，通常伴随着深奥的数学技术，（自由）市场理论的论证已成为该专业绝对必需的东西，深奥的证明而不是社会目标赢得了更响亮的掌声。在美国所确立的这种专业取向，经过某种时滞，正扩散到欧洲和日本，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各种丰富的经济思想传统的生存危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部分来自于这种事实：许多经济学家在美国接受教育，然后带着他们所吸收的新古典主义精神，回到本国的大学和研究中心。追随美国模式，这些国家在专业人员的招募、提升、薪金和奖赏等方面正转向新古典主义和数学化的理论标准。虽然这并没有完全被完成，但在欧洲和亚洲，同质化和方法论的统一过程正在齐头并进和稳步地被推进。” (ICAPE, 1993)

然而，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开始遭到越来越普遍的质疑。首先揭橥经济学教育改革大旗的是法国经济学学生，2000年7月，他们在互联网上发表了《法国经济学学生请愿书——法国经济学学生致本学科教授和教学负责人的公开信》，对主流经济学在西方国家高等学校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表达了他们“对所接受的经济学教育的普遍不满”：经济学教学缺乏现实性；没有控制地使用数学，数学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目的；新古典理论（即本文所指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方法在大学经济学课表中居压倒性的支配地位；武断的教学方法，不允许批判性的和反思性的思考。法国经济学学生们宣称：我们希望脱离新古典经济学虚构的世界，反对无节制地使用数学，要求经济学方法的多元化，呼吁教师们尽早觉醒，因为“我们再也不想让这种脱离现实的所谓科学强加于我们”（爱德华·富布鲁克，2004：12-13）。

法国学生的请愿活动揭开了经济学教育改革运动的序幕，在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等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得到了经济学教师和一些经济学研究机构的支持，他们也发起了自己的请愿。2000年11月，英国经济学者富布鲁克创建了“后自闭症经济学运动”（The 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的网站（http://www.paecon.net），他主编的《后自闭症经济学通讯》通过这个网站为公众讨论经济学教育改革建立了一个持久的平台，并在2008年3月的第45期开始改名为《真实世界经济学评论》（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截止到2023年3月已出版到第103期。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再次风起云涌。2009年，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有感于发达国家高等学校中讲授的经济学课程已不适应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出资成立了“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改革经济学课程设置，编写新的经济学教科书。2012年，德国学生发起了新一轮的经济学教育改革请愿活动，这种活动很快就扩散到了世界各地，在许多国家涌现出了众多的“后危机经济学社团”、“重新思考经济学联盟”等学生社团组织。2014年5月5日，来自19个国家的42个学生团体发起成立了“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倡议行动”；一年之后，这一组织就已发展到了31个国家的82个学生社团。

新一轮“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再次直指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大学经济学教育中的统治地位。例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后危机经济学社团”（The Post-Crash Economics Society, PCES）在其调研报告《经济学、教育与无知——曼彻斯特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中指出，曼彻斯特大学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提升为经济学唯一的学习对象，其他经济学流派如制度主义、演化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经济学等在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几乎是完全缺乏的，这种状况压制、损害和扼杀了对于经济学的认知至关重要的创新、创造力和建设性的批判，违背了曼彻斯特大学自己的教育指导方针（The Post-Crash Economics Society, 2014）。在学生们看来，这种状况在民主社会中是不正常的，“并非仅有世界经济处在危机之中。经济学教学也同样处于危机之中，并且此危机所殃及的范围远在象牙塔之外。今日之所教塑造了明日执政者的头脑，因此也塑造了我们栖身的社会。……归根结底，经济学的多元化教育是健康的公共辩论的必需品，她是民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International Student Initiative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 2014）因此，“国际学生关于经济学多元化的倡议书”呼吁：“不同的校园，同一的心愿，我们期盼，经济学课程能有所改变。”（International Student Initiative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 2014）

但是，与上述经济学教育改革的国际潮流背道而驰，中国经济学界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却在加速推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育体制，从而导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并占据了支配地位。按照这种教条主义，经济学原理是一元的和统一的，经济学是不应该有国别差别的，这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这就是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当时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的旗号下，在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经济学现代化就是美国化，美国化就是新古典化，新古典化就是数学化”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将西方主流经济学看作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要求将这一范式的学术主张和实践上升为中国经济学界必须遵循的学科标准和学术规范，并将其贯彻到经济学课程体系、教材建设、科研评价体系、人才选拔、研究生入学考试等各个方面。

早在2003年，笔者就对上述发展潮流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将“后自闭症经济学运动”介绍给了中国学术界（贾根良，2003）。笔者认为，“后自闭症经济学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所谓“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遭遇到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场运动对西方国家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批判，它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趋势不啻当头棒喝，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需要重新反思。在笔者看来，科学的真正精神是多元主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无疑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完全被放弃，但它许多严重的缺陷和“科学性”的多少长期得不到讨论，其霸权地位也已对学术自由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是战后美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教训，中国不应重蹈覆辙，而应认真研究这场国际运动所提出的问题，放弃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新古典主流化和数学形式化取向，采取渐进的和试错的改革办法，兼收并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教育与发展之路（贾根良，2003）。

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规律，特别是中国经济学界盲目追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潮流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等诸多根源，因此，笔者从来没有奢望自己对其激烈批判的论著能够阻挡这种错误的潮流。相反，人们可以观察到，在2005年之后，这种潮流更加变本加厉，并在2016年4月中国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下发的有关学科评估的[2016]42号文件中达到了高峰。对此，笔者自然要表示一下自己长期以来的反对态度，遂于2016年4月29日晚草就一篇《第四轮经济学专业学科评估指导思想的根本性错误》的博文，对其《A类期刊名录》反映出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批判（贾根良，2016）。首先，它将已经走入死胡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上升为经济学的唯一规范，与“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的潮流背道而驰。其次，它将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高校的地位进一步被边缘化，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背道而驰。再次，用行政手段压制学术争鸣，违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精神。最后，理论经济学专业将蜕变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专业，与后者处于同等地位的理论经济学其它二级学科如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等专业将进一步衰落，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笔者建议教育部暂停经济学科的第四轮学科评估，组织相关专家对国内外经济学现状进行彻底的调查研究，制定出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经济学专业评估的实施办法。

《第四轮经济学专业学科评估指导思想的根本性错误》一文说出了许多经济学者的心声，因此在经济学界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支持下，这些质疑之声很快就对政策决策产生了影响，中国教育部最终决定在第四轮高等学校学科评估中“仍沿用上轮的评估方式，暂不增列‘A类期刊’指标”。然而，虽然A类期刊名录被取消，但从中反映出来的指导思想以及相关重大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解决，这里仅以经济学为例对其中的两个主要问题加以说明。

首先，《A类期刊名录》反映出中国教育管理部门缺乏学术评价体系的自主意识。虽然《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邀请函》附件《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及有关说明》宣称,A类期刊指标体系设置的目标是“建立更科学的‘中国版ESI高被引论文’和人文社会学科中国自主的‘A类期刊’评价体系，树立中国论文评价的国际地位”，但在经济学的A类期刊中，国内期刊只有8种，占40%；国外期刊12种，占60%，而且全部都是英美期刊，外文期刊比中文期刊多出50%。在外文期刊占多数的情况下，所谓“建立……人文社会学科中国自主的‘A类期刊’评价体系，树立中国论文评价的国际地位”将如何做到？恐怕“树立中国论文被英美学术界评价的国际地位”更有可能。更有评论者指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样具有鲜明政治和价值倾向性的领域，大规模采用英美学术标准，不仅是学术领域的自我殖民化，而且严重违背党中央、教育部近年来不断强调的学术价值取向——以中国方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研究中国问题，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主导思想”（吴文新，2016）。

其次，《A类期刊名录》只是揭开了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所存在严重问题的冰山一角。按照《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及有关说明》，这个《A类期刊名录》是由“学位中心请汤森路透、爱思维尔、CNKI、CSSCI、CSCD根据文献计量学等方法遴选产生初步名单，并请全国博士生导师进行网络投票，再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推荐确定以上名单”。这个说明揭示出，虽然在此前的“学科评估指标体系调研会”上，一些学者对《A类期刊名录》提出了质疑和反对，但它实际上获得了大多数博士生导师和学科评议组成员的赞同，这真实地反映出了“崇洋媚外”在中国高等学校中的学术评价体系占支配地位的现状，反映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高等学校的统治地位，反映出了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教育体制的复制品，尽管两者仍存在较大不同。

针对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高等学校的支配性影响，美籍华裔著名学者黄宗智教授曾满怀忧虑地写道：“在‘国际接轨’的大潮流下，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制度上深入教科书、核心刊物等，而由此也在研究生的遴选、教员的聘任与评审中占据霸权地位。一个具体的例子是，我自己这几年所在的国内单位，虽然是在一位认同于‘另类’学术的非常能干的院长的领导之下，并且附带有新左派的倾向，但事实上，在关键性的招生、招聘以及评审方面，实际上几乎完全由占据霸权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所左右——依据它们的标准而选定必读书目，设计考卷问题，规定要在哪些刊物发表论文等，几乎完全臣服于新自由主义知识体系之下。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学科的未来其实完全被新自由主义所掌控。” （黄宗智，2012：63）

不少学者将目前中国经济学教育所存在的问题称作“西化”问题，如邱海平教授发表的相关论文曾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和争论（邱海平，2014）。邱海平教授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的。但与之不同，笔者自2003年以来发表的相关论著都是从经济思想史、多元主义科学原则、经济学的科学哲学基础及其未来发展方向、学术生态系统等角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霸权地位提出批评的。实际上，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的成员，还是参与“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的学者们，绝大多数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流派，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因此，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并非像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一个所谓的“意识形态”问题。笔者的研究领域并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者在这里也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意识形态”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的，而是秉持笔者长期以来的研究视角，提出如下改革建议。

二、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具体建议

 

（一）多元化改革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学教育体制上存在着一个不同，这就是许多大学一般都开设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的多元化程度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但在这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师一般都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学院，而在财经类专业学院任教的屈指可数。与西方国家一些所谓二、三流大学开设有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或“西方政治经济学”（贾根良，2017）课程不同，中国几乎没有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开设有此类课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的多元化又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体制在多元化程度上尽管略微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在中国高校课程体系的设置上占主导地位，而且在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人才队伍建设、科研奖励、研究生入学考试课程和学科评估中都具支配地位，因此，同样需要多元化改革。

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界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涌现出了大量的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的文献，但中国国内几乎没有人去研究。笔者在2004-2005年前后曾对之进行过深入研究，但发现文献太多，如果陷到里面，一个人终其一生，就很有可能像剑桥大学的托尼·劳森等人一样，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家，再没有时间研究具体的经济问题了，所以在2007年后，笔者就很少阅读这方面文献了。这些文献的一个主要发现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在哲学基础、研究方法和其理论的现实相关性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个别经济学者如格瑞恩甚至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与现实无关的，因此，他曾经提出了在经济学教育改革中是否还应当保留西方主流经济学课程的疑问。

但是，“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的绝大多数参与者都认为，分析、理解充满复杂性、不确定性的世界需要多元化的方法，因此，经济学多元主义就成了“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的核心纲领。所谓经济学多元主义，用尤斯凯利·梅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世界与多个理论”：虽然客观世界是唯一的，但它却是由无数个事物、复杂的演化过程以及不确定的未来所构成，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世界就会呈现出千姿百态，观察者对它的解释也就呈现出多样性、可错性和不完备性（尤斯凯利·梅基，2005）。按照这种理论，经济学的各种范式都不可能对现实问题提供完备的和最终的答案，但这些范式为认识经济现实提供了不同的窗口，从各个不同侧面提供了关于经济现象的知识，它们都是理解现实的可供选择的手段，保留西方主流经济学课程是完全有必要的。

从学术竞争的生态环境角度来看，保持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一支重要力量也是避免其他经济学范式走向教条主义的必要条件。因此，无论是从哲学基础来看，还是出于学术竞争的考虑，“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都反对以一种新的教条取代旧的主流经济学教条，倡导在经济学教育中形成一种多元主义的竞争格局，使多元主义成为经济学家基础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实现各种经济学范式之间的相互宽容并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竞争。多元主义经济学教育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出版的《多元主义与经济学教育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luralism and Economics Education）在2011年开始已经变成季刊。但与经济学多元主义这种科学精神相悖，在中国曾流行一时的“只有一种经济学”的思潮目前仍有很大影响，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模仿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来的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导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支配性影响，因此有必要进行多元化改革，包括理论、方法和学科这三方面的多元化改革，我们下面首先讨论这些问题。

（二）多元化课程体系

开设概论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课程，在基本经济理论的教学上，形成由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学”（即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共同构成的多元化课程体系。

笔者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方面最大的失误就是盲目追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潮流声势浩大，而研究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的学者却屈指可数。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当“西方经济学”通过打压和排挤将“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从西方国家的名牌大学中清除掉之后，除了极少数学者外，中国在大规模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之时，人们注意到的就只能是“西方经济学”了；另一方面，福山式的“历史终结论”对中国引进西方经济理论的支配性影响：在冷战时期，由于东西方对抗，苏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走向了极端和教条，冷战的结束导致了前者的终结，并使后者似是而非地成为了胜利者，在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视而不见或者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中国几乎所有经济学者就将西方主流经济学看作是西方发达国家“唯一”的西方经济理论了（贾根良，2017）。

但在笔者看来，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不仅在经济思想史中源远流长，学派众多，而且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规律的研究比“西方经济学”（即西方主流经济学）提供了更真实和更深刻的描述和分析。正如雅各布和马祖卡托在《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一书的导言中指出的，“主流经济学不能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在最近十年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疲软的增长、金融不稳定、下降的投资、金融化、生活水平的停滞、日益上升的不平等和危险的环境风险。……幸运的是，在经济学中有大量的资源对此类问题进行过研究。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特征几乎不是自我揭示的，因此，它们在过去一百多年的经济学中得到了研究。这些研究构成了一些伟大经济学家著作的基础，这些经济学家是卡尔·波拉尼、约瑟夫·熊彼特和梅纳德·凯恩斯以及最近的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像本书各章所表明的，以这种经济学为基础的分析可以对目前的经济政策进行彻底的批判，并提出强有力的替代性观点。”（Jacobs and Mazzucato, 2016: 17-18）

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包括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包括现代货币理论学派）、新熊彼特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社会政治经济学、替代性教规经济学乃至生态经济学等诸多经济学流派，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名噪一时的海曼·明斯基就属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由于在中国大学中讲授的“西方经济学”是清一色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因此，笔者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对中国财经类专业的西方经济理论本科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压缩“西方经济学”课时，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以“西方政治经济学”为名增列为与“西方经济学”具有同等地位的核心课程（贾根良，2017）。

由于目前经济学本科生教学的教学时数已经不能再增加了，因此，只能通过减少过分膨胀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来加以调整。在中国许多大学的经济学院，本科课程中开设了中级甚至高级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这些课程的设置没有考虑到服务于学生的实际需要，因为大量的财经类本科学生毕业后并不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没有必要学习这些更高深的课程。因此，这些中、高级的本科课程都应该取消，取消的这些课程的1/3课时分配给“西方政治经济学”，2/3用于经济学方法论并加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以及其他课程的教学。这样，在基本经济理论的教学上，西方经济学（即西方主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学（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就构成了一种多元化的课程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就是要反对固步自封，倡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的相互容忍和宽容，鼓励创建新的学派并编写具有不同风格的教科书，这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高等学校地位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并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基础上的创新，因此，在笔者看来，所谓“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应用，但调节学派和社会积累学派则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吸收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基础上的创新，导致这种差别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前者没有、但却与后者具有共同的哲学和方法论基础。例如，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构成了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所有流派的共同基础，它是在马克思的先驱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三十年来，西方学界对这种发展是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一直存在着争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很少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更遑论像调节学派和社会积累学派那样作出创新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模型青睐有加，而对历史方法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却视而不见，甚至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一样将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视作“旁门左道”，只要一谈西方经济学，就言必称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失去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这个非常重要的同盟军，而且也拒绝了对其理论创新最能提供借鉴的西方经济理论，这反映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固步自封的缺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高等学校被边缘化也是有其自身重要原因的。

笔者在本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造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高等学校要巩固其地位，就不能局限在政治经济学学科中，也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师基本上都集中到马克思主义学院，而应在理论经济学其他学科和应用经济学中扩大其影响。在这方面，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借鉴和批判性吸收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以编写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经济学教材为例，目前中国高等学校这三门课程的教材基本上都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基础编写的。但据笔者所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在这三个领域都有很多重要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完全可以在批判、借鉴和吸收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出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更令学生们喜闻乐见的教材。

（四）以争论为核心和批判性的教学

多元主义经济学教育要求培育争论和批判性思维，无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都不能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正确，都应该在同等程度上接受批判性的争论，从而明确其优势和劣势。多元化教学并不是简单地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罗列在一起，而是要赋予每种理论平等的竞争机会，围绕着重要的经济问题，对各种经济理论（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理论）展开争论，显示它们彼此冲突的观点，在比较中实现对理论批判性的学习、理解和选择。这种教学方式颠覆了传统的科学观，根本上不同于教授一种一致赞同的思想的传统教学方式，这也意味着要改变学生在学习时非此即彼的二元认知模式（不是真理，即是谬误），使他们认识到科学存在着持久的争论，科学知识是可错的，科学结论具有暂时性，即使搜集再多的经验数据，进行再多的计量分析也依然如此。

以争论为核心和批判性的教学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挑战。在理论经济学中，西方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构成了经济学的三种基本的研究范式或理论研究传统，但目前在中国高等学校工作的绝大多数海归学者在海外所接受的几乎是清一色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育，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系统训练；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培养的教师，绝大多数都不了解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这就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出了一个“补课”的问题，因为如果教师只知道这三种经济学基本研究范式的一种或两种，怎能胜任以争论为核心和批判性教学的任务呢？例如，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有大量批判，但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教材并没有对其理论的局限性、缺陷做出评论，批判性教学更是无从谈起，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教师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文献的存在。

多元化经济学教育和批判性教学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各学科中都应该得到贯彻。对于从事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未来可能开设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等基础性课程的教师来说，他们都应该能够胜任这三门课的教学。为了保证批判性教学的方式得到切实的落实和提高,每位教师在长期从事这三门课任一门课程教学之前，至少应该有其他两门课程中一门课程的三年教学经历。经济学研究的三种基本范式或理论传统不仅存在于理论经济学的各学科之中，而且也大量存在于应用经济学的各学科之中，在这些学科中，多元化经济学教育和批判性教学得到根本性保证的措施是编写并使用经济学的三种基本范式都能得到反映并进行比较分析的教材。

（五）以现实问题为导向

以现实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工具为核心，在教学法上是以争论为核心和批判性教学方式的根本性要求，因为在对不同的理论范式进行批判性教学时，所针对的目标只能是不同的理论在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上所存在的优缺点，所谓以争论为核心的教学也只能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就不同理论范式的解释及其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的优缺点展开的争论。

但在国内外的经济学教育中，经济学教学是以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模型等研究工具为中心的，这被称作是“数学形式主义”，即根据研究工具选择所要考虑的经济现实类型，其结果是大量的经济现实被从教学和科研中被排除掉了，而许多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教学和运用与现实问题并不相关，这种经济学教学和分析的对象是一个虚构的世界（Syll, 2023）。针对这种现状，法国经济学学生在“后自闭症经济学运动”的请愿书中大声疾呼：要摆脱虚构的世界，反对滥用数学。

“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的师生们认为，真正的科学方法应该首先保持模型与现实之间恰当的抽象关系，而与使用数学没有必然联系。只有摆脱科学主义立场，树立新的科学观，采取真正科学的态度，将经济学的科学地位、研究方法和研究纲领与观点的一致性脱钩，与数学形式化脱钩，才能为经济学重新定向于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开辟道路，才能为多元主义智力格局的形成开辟道路，才能为数学形式化方法之外的多种研究方法留有空间。

“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主张要彻底颠倒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关分析工具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关系，主张以问题为中心，即不顾教条的束缚，根据研究的经济现实问题来选择或发展分析工具，工具运用本身不是目的，与分析的问题相关的工具才有存在价值。这种问题中心论，就是要求经济学的教育与科研要以当前重大的、紧要的经济问题（如核心技术创新、收入分配、贫困、失业、老龄化、社会排斥、生态危机、能源危机、国际金融体系等）为导向，以现实相关性为中心，使理论实质重于技巧、内容重于形式、真实压倒虚构，从而恢复和加强经济学的经验基础，将经济学带回现实。由于数学形式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中已经制度化，成为其难以根除的痼疾，中国经济学教育应该吸取其教训，纠正目前已经过火的以工具为核心的教学方法，改革经济学教育体制，从根本上根除数学形式主义对经济学教育和科研体制的支配。

（六）方法和学科交叉的多元化

开设经济学方法论必修课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选修课，实现方法和学科交叉的多元化。针对数学（包括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教育和科研活动中的泛滥，加奎·萨皮尔曾经指出：“我仍然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把数学课程的时间砍掉一半，将之用于方法论和认识论，那么每个人都将从中获益。”（爱德华·富布鲁克，2004：62）如何认识数学（包括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适用范围，这涉及到经济学方法论或更一般地说涉及到科学哲学的问题，但在国内外经济学教育中，很少有经济学院开设经济学方法论或科学哲学课程，这就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数学形式主义的支配地位提供了制度条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科学本身不是一种制度，但是，只要它受制于持久的管制、合法性及其优秀的标准以及评价程序，它就被制度化了。……如果我们认为方法论管束并设定了科学，那么由于它是由怎样进行科学研究以及使科学合法化的一套规则所构成的，所以方法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Nooteboom, 2001: 46）。

开设作为必修课的经济学方法论的目的就是要解放思想，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世界观和科学观对经济学教育和科研的支配局面，为经济学在理论、方法和学科交叉发展的多元主义提供理论基础。就其科学观而言，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学类比于数学和物理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都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而非数学和工程学之类的自然科学。这两种不同的科学观在经济学教育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理念和行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导致了经济学远离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只承认数学形式主义是经济学唯一科学的方法，正如剑桥大学著名科学哲学家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托尼·劳森指出的，在西方经济学界，“一份稿件要想在主流圈子内被算作经济学（或拥有读者），作者就必须采用数学方法并最终建立一个形式化模型”（Lawson, 2003: 4），甚至经济理论已成为“数学建模”的同义语。

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来说，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模型只是众多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它们并不反对使用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模型，但却认为它只是经济学的一种辅助研究方法，经济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的、比较的、利益分析的、统计学的和解释学的研究方法。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和历史的科学，因此，它们将经济现象看作是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和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社会整体中的一部分，因而更注重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发展中吸收营养；相比于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研究方法，它们更看重理论分析、案例研究和调研报告的价值，注重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发展中吸收新思想和借鉴新的研究方法。

按照上述科学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多元主义的，经济学教育应该开设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一些选修课程，从而实现研究方法和学科交叉发展的多元化。这种科学观应该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除了开设作为必修课程的经济学方法论以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部分选修课外,目前最值得注意是从社会学中引进质性研究方法，如扎根理论（Grounded Thoery）。

（七）重视经济史（或经济社会史）和经济思想史的教学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体制中，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曾长期作为必修课在经济学系（经济学院）所讲授。但是，在目前国内外的经济学院中，经济思想史学科正面临着生存危机。在过去十几年中发生的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突显出了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在经济学教育中所面临的生存危机：2007年，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拟将这两个学科划归到“历史、考古学、宗教和哲学”分类中，由于遭到经济思想史学家的激烈反对，这种从经济学分类中试图移除掉这两个学科的动议才未落到实处。但欧盟研究委员会已经将这两个学科归类到“人类过去的历史研究：考古学、历史和记忆”之中；2011年，经过经济思想史家的努力，它们才重新被划归经济学科的分类之中（Kates, 2013）。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支配性影响，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发展状况远不如西方国家，特别是作为一种学科建制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正在从中国高校中趋于消失。例如，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前三批获得博士点授权的五所高校中，除了马上要退休的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仍在招收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外，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辽宁大学在2021-2023年都已陆续停止招生（贾根良，2023），北京大学在2024年也将停止招生。

在中国，重视经济史（或经济社会史）和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同样存在着如何贯彻多元主义经济学教育原则的问题。以经济史学科为例，在过去十多年中，一些海归经济学人在国内高校大力推行“量化史学”（计量史学），许多年轻人对此趋之若鹜，以为这是唯一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殊不知它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近年来在西方史学界遭到了批判。计量史学实际上是非历史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应用，用非历史的方法研究历史，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在20世纪50年代末发生“计量史学”革命之前，强调技术、制度和经济结构的重要性和历史特定性的研究传统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史研究中一直就占据着主流地位，这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研究，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英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史研究，韦伯、杜克海姆、美国老制度主义和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史研究，以及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波拉尼经济史研究等。但这些经济史研究的传统在中国高校的经济学院中目前已经近乎失传了。笔者曾连续三年在博士研究生招生面试时向（每年2-3名）经济史考生提出同一个问题：除了计量史学，您还知道哪些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即使是在笔者的提示下，竟然仍无一人能回答得上来。计量史学在中国经济史学界排他性的支配性影响无疑大大巩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八）海外发文和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土学术规范问题

本文在前述讨论中对2016年中国高等学校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暂时被取消的（经济学专业）《A类期刊名录》提出了批评，笔者现在继续讨论它反映出来的问题。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中国经济学界掀起的“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的大潮之下，海外发文就逐渐成为中国高等学校学术评价和职称晋升的基本标准。目前，中国绝大多数高校仍把SSCI视作评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最高标准。但在中国高等学校的经济学专业中，海外发文并不是被一视同仁对待的，而是设置了不同等级的外文期刊分级（基本上是英文期刊）。

目前在国内最有代表性且最具认同性的大概是上海财经大学常任教职学术刊物目录的期刊等级分级，它将经济学的英文期刊划分为四个等级：顶级（总共5种，所谓的Top 5）、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目录，2008）。第四轮学科评估经济学专业《A类期刊名录》的全部外文期刊的12种就有11种来自于其顶级（总共5种）和第一类（其中的6种）期刊，这反映出上海财经大学这个期刊目录在中国高等学校学术评价中具有高度代表性。

那么，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目录存在什么问题呢？查阅其目录，人们不难发现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其入选的300多种SSCI期刊中，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期刊。第二，这个期刊目录没有考虑到学科特点之间的差别。例如，在所有期刊中没有一本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期刊入选。第三，它是数学形式主义单一范式和研究方法主导的。例如，与经济思想史学科不同，这个期刊目录中有不少与经济史相关的期刊入选，原因就在于这些入选的经济史期刊已经被计量史学所支配。第四，在其顶级、第一类和第二类期刊，没有一本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各流派的学术期刊入选，只是在其最低期刊级别即第三类期刊中，才选入了《剑桥经济学杂志》（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一种杂志。第五,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目录,它没有选入一本中国本土的经济学期刊,其学术评价完全以国外期刊为准。中国其它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外文期刊分级虽然与上海财经大学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具有其前四个特点。

实际上，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目录的期刊等级分级完全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学术评价体系在中国的翻版。在西方发达国家，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期刊等级分级评价的目的非常明确，这就是在其大学中排挤和清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它们还把经济思想史学科等包括在其清除之列。这种期刊分级作为指挥棒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非主流经济学诸流派、经济思想史学科以及以非计量模型的经济史研究者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学校的生存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因为这些经济学或学科几乎完全不能在上海财经大学期刊分级前三级的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在学科评估中，这就必然对存在这些经济学研究的相关大学系科的学术评价非常低。在这种指挥棒之下，为了提高评估绩效，这些大学在招聘、晋升、研究战略等决策上不得不采取歧视这些经济学的制度、政策和手段，甚至不惜驱逐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经济学研究者，目前，这种趋势在中国也已明显。

以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期刊等级分级目录为代表的学术评价体系对中国高等学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生态环境已经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在其影响下，中国许多重要科研机构所办的经济学专业期刊也日益“西方主流经济学化”，对中国高等学校的职称评定、学术发展方向、人才选拔和意识形态造成了许多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和中国的学术话语权难免不被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因此，这是笔者为什么说，虽然中国高等学校第四轮学科评估迫于压力取消了《A类期刊目录》，但在指导思想以及相关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得到任何解决的重要原因。

（九）人才队伍建设和经济学研究生入学考试问题

中国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大量引进“海归”肇始于2005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十年回顾”研讨会，在该会上，复旦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提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应该减少培养本土的经济学博士，而专注于为西方国家输送优秀的博士生。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提议竟然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成，笔者在当时就对这种思潮提出了批评，针锋相对地提出经济学高级人才应该主要由国内来培养（贾根良，2006）。正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中国高等学校的经济学院掀起了一股高薪引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名牌大学毕业博士以及在海外招聘经济学院院长的热潮，相应地，在学科评估的教师队伍建设这一项指标中，“海归”所占比例也在不断地加码。

鉴于经济学专业的“海归”主要是由美国等西方主流经济学一元化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笔者提出以下建议。首先，中国高等学校经济学专业教师引进的“海归”不应超过教师招聘总数的三分之一，经济学教师队伍的建设应该主要靠国内多元化经济学教育体系培养。其次，总结中国高等学校二十几年前实行的“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的经验教训，为中国高等学校经济学专业教师队伍提供人才储备。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才可以由“海归”提供，所以，笔者建议，“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应集中培养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之外的经济学理论人才。

与此相关的是改进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科目和内容的问题。目前，在中国绝大多数高等学校财经类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中，与专业相关的考试科目是数学和“西方经济学”（微观、宏观和计量）；在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中，大多数高校的专业课只考“西方经济学”。笔者曾指出：“2002年教育部规定，数学在经济学硕士生入学考试中所占分数等于四年所学经济学在考试中所占的分数，无疑将对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贾根良，2003：9）经济学的学位教育过分注重数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模仿西方主流经济学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教育体制的产物，应该进行改革。

（十）改革学科评估办法并鼓励各高校经济学教育的多元化竞争

2016年5月，针对当时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的办法，笔者提出了如下建议：经济学专业应该恢复以前从二级学科对（重点）学科进行评估的做法，而不是一揽子地从理论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的一级学科层次上在总体上进行评估。这是因为，在这两个一级学科中，不同的二级学科具有很不相同的特点。例如，从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来说，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六个二级学科。这些不同的二级学科不仅“冷热”度不同，而且从学术上来说，本来就不存在相同的评价标准。因此，不应该对这些不同的二级学科采用完全一样的评估标准。

在笔者看来，在过去十几年中，在一级学科层次上笼统地进行学科评估，已经造成了学科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衡。以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为例，由于不直接评估二级学科，在许多经济学院一窝蜂地大力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情况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枝独大导致了与“西方经济学”具有同等地位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这两个学科的严重衰败，造成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学科受到严重挤压，以至于这两个学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许多高校已经消失。出于这些考虑，笔者建议恢复从二级学科对重点学科进行评估的做法，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避免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枝独大导致理论经济学其他学科的衰落。第二，有利于避免中国大学经济学学科同质化严重的现象，鼓励各大学发展自己独特的学科竞争优势，有利于优秀人才在国内各大学特别是中西部大学之间较为均衡的分布。

三、结 语

至此，笔者针对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比较全面地提出了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十点具体的建议。2014-2018年，笔者曾将这些改革建议的大部分内容报送过内参，但没有被采纳，在这期间，笔者还专门给教育部相关部门写过信，但也没有得到回应。这不免使笔者感到沮丧。然而，自2018年以来，国内外环境的巨变正在向着“有利于”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发展，因为中央领导人所谈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支配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的现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美国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彻底地抛弃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教条，不择手段地打压中国企业并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做法不断地对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打脸”，后者无法对学生们解释其“祖师爷”为什么会对新自由主义“造反”，因而其在中国高等学校的支配地位遭遇到空前的危机。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目前面临着如何解决收入差距拉大、“内卷”、“996”、“躺平”、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出生率下降、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经济有可能陷入“长期慢性萧条期”等一系列非常棘手问题的严峻挑战。显而易见，在“象牙塔”中玩弄数学和计量模型的经济学者不可能为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提供有价值的解决办法。除非中国政府愿意容忍其大部分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拿着高薪在海外发表对解决中国实际经济问题没有多大价值的论文，容忍所谓“经世济民”的经济学正在造成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容忍中国高等学校的经济学教育丧失其服务于社会的功能，否则，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的改革迟早要提上议事日程。

实际上，自2016年5月以来，国内学界已经开始发生一些有利于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改革的变化，兹举两例如下。

首先，针对社会科学界和科技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讲话，这对人们反思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的弊端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号召“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2016a）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又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习近平，2016b）自此之后，“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就像春风拂过大地一样，在广大知识工作者的心田中不时地掀起阵阵涟漪。显而易见，中国目前的经济学教育体制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是不相适应的，必须进行改革。同时，这也表明笔者自2003年以来就一直呼吁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教育与发展之路”以及“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贾根良、黄阳华，2006）终于在国家层面得到了回应。

其次，中国经济学界的“顶刊”《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发表声明，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数学化”、“模型化”和“重国外、轻国内”的不良学风，这在中国国内学术机构中尚属首次。2020年3月24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转载了一篇由《管理世界》杂志社社长李志军和总编辑尚增健撰写的文章——《反对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中的“数学化”“模型化”倾向》，该文随后以“编者按”的形式在《管理世界》杂志发表（李志军、尚增健，2020）。有评论指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的常设机构，在官方网站转载这篇文章，目的是不言自明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许多期刊的编辑和本学科的教师都在朋友圈转发，大多都是持积极的肯定态度，很多评论均表达了对这篇文章的支持与赞同。时隔一天，也就是3月26日，《经济研究》编辑部在其官方网站发表《破除“唯定量倾向”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而共同努力——〈经济研究〉关于稿件写作要求的几点说明》（《经济研究》编辑部，2020）。如果考虑到《经济研究》曾经是中国期刊中大力推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旗帜性刊物，那么，这两个杂志的“声明”的意义不可低估，这不仅说明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前几年就已开始的对《经济研究》的干预最终产生了作用，而且也反映出了该刊自身现在也开始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形式主义对其支配性影响的弊端。

但是，《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杂志社的“声明”仍属于国内学术机构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支配性影响的“零星”和局部的质疑。笔者最近对国内四家名牌高校中从事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教研的四位老、中、青学者进行了电话访谈，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高校的支配性影响不仅没有下降，在某些方面甚至比2016年前更加严重了。一位被访谈者指出，在国家高层，虽然中央已注意到并重视中国经济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但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中层，全国各高校和经济学院的领导层，掌权者几乎都是依靠西方主流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范式起家的人，他们对经济学教育改革的抵触情绪很大，改革的阻力异常强大；而底层对改革则是岿然不动，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作为一种“信仰”在教师队伍中已占绝对支配地位，经济学多元化改革几乎不再有“群众”基础，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已经快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显而易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的改革并不是国家领导人讲几次话就能解决问题的，它将会是一个比较漫长和艰难的过程。

这种局面对于中央领导人以及国家相关部门多年来一直强调的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了严重的制约，不利于“带有中国主体性的”、“追求自主的学术创新性”（黄宗智，2012，2009）和从事“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学者和机构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习近平，2022）自然，“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工作是从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中提炼出新理论。但是，正如著名科学哲学家汉森指出的，观察渗透着理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借助已有的思想或理论，通过经验现实与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框架在比较的互动中进行对话。只有这样，中国学者才能在挑战现有理论并提出新理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传统。这就是为什么多元化的经济学教育体系至关重要以及作为“经济理论基因库”的经济思想史学科必不可少的原因。然而，在单一范式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支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所说的“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将如何谈起？我们怎么有可能通过不同理论在与现实对话的交锋中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呢？

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对中国广大的知识工作者发出了“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和“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伟大号召，这种号召使笔者更加坚信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支配性影响仍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严峻挑战最终将迫使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不得不进行改革，从而为更多的中国学者从事扎根于中国实际的自主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是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因此，正如约500年前弗朗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的序言中针对他描述的对象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的改革，笔者同样“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1983：3）。

 

 

【作者：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CPEER”，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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