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革新：铲除旧土壤生出的新毒草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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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革新：铲除旧土壤生出的新毒草
2023-11-22
铲除旧土壤生出的新毒草
——从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反对奴隶制复辟斗争说开去
在我国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时代，地主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革命阶级，在推翻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夺取和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过程中，同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斗争。其中，既有同旧的奴隶主阶级残余势力的斗争，也有同地主阶级政权中新生的奴隶制复辟分子的斗争。结合我党反腐倡廉，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斗争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解剖刀，剖析地主阶级为巩固封建制政权，同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的斗争，对于我们今天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复辟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新兴的封建制度，是刚刚从奴隶制社会产生出来的，因而它在政治、经济、精神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新政权刚刚诞生，旧的奴隶制度刚刚被推翻，但奴隶主阶级的残余还存在，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残余还存在，奴隶制反动没落的意识形态还存在，在新兴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的一部分“同志”，未能摆脱奴隶制社会影响的情况下，必然会产生出新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这就是旧土壤中生出的“新毒草”。秦始皇是地主阶级革命初期有卓越贡献的政治家。李白诗曰：这就是赞扬秦始皇统一中国、去分封、设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功绩的。但他的儿子胡亥却做了赵高复辟奴隶制的帮凶，致使秦“二世而亡”。“焚书坑儒”至今还在争论。实际上秦始皇“焚”的是奴隶主阶级的书，“坑”的是奴隶主阶级复辟奴隶制的儒。毛主席在评论《封建论》一书的诗中写道：楚汉相争，刘邦打败项羽坐了天下，在一番“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冥思苦想后，大力分封刘氏诸侯，并与大臣有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但他死后，他的老婆吕雉，却推翻约定，又大肆分封吕氏族群子侄为王，经过一场激烈宫廷争斗，被周勃、陈平等刘邦老臣粉碎。京剧《十老安刘》《淮河营》等讲的就是这一段的故事。刘邦打天下时，各路诸侯功不可没，但分封以后，各藩王领地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王国，他们对抗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极力扩大势力范围。为了防止分裂，汉景帝采纳晁错的“削藩”政策，各诸侯国更加惊恐万状，发生了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吴王刘濞者，高帝兄刘仲之子也”，即刘邦的侄子，做吴王四十年，“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一直图谋推翻西汉政权，终于联合六个“不甘于失去天堂”的诸侯国，发动了这场政变，并被粉碎。封建地主阶级取得政权后，确实打击了一些奴隶主阶级的残余分子，进行了粉碎新政权中奴隶主阶级代表人物复辟奴隶制的斗争，做了一些铲除旧土壤生出的“新毒草”的工作。地主阶级革命初期之所以“革命”，是因为那时他们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就当时说，他们同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共同受着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和压迫，所以，“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1]但是，地主阶级推翻奴隶主阶级的私有制，只是为了建立他们本阶级的私有制；他们反对旧的剥削者，只是为了把本阶级变为新的剥削者；他们反对奴隶主阶级的等级制，只是为了建立本阶级的等级制。所以，他们一旦爬上统治地位，随着政权的日益巩固，为维护本阶级的既得利益，便把专政矛头对向原来的同盟军农民阶级，从而丧失了它上升时期革命性，彻底地走向了反面，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阶级，整个地变为一株大毒草。毛主席说：“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2]任何剥削阶级取得政权后，都必然会由“真老虎”变成“纸老虎”， 这是他们剥削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所以他们不存在革命成功以后继续革命的问题，更不可能防止其整个阶级变为人类社会的“垃圾”。这个清除封建地主阶级“垃圾”的任务，只能由更先进的阶级——新兴资产阶级来完成。但是，由于资产阶级也是一个剥削阶级，必然地要重蹈地主阶级的覆辙，成为人类社会更大的一堆“垃圾”。这个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清理资产阶级“垃圾”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肩上。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它不但在人数上比资产阶级多得多，而且是社会化大生产本身的产物，为社会化大生产所组织、所训练，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是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纪律上最强的一个阶级。《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是“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3]。因为无产阶级是消灭阶级的阶级，所以，它是人类历史上是最后自行消亡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它压迫他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4] 马克思指出：“（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5] 这个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所要“达到消灭一切阶级”而“进入”的这个“无阶级社会”，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追求的远大理想——人类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无限美好的社会，不是哪个先哲想象出来的，而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就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反之，“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6] 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集中地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集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就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7]综上所述，无产阶级与历史上各个剥削阶级根本的区别在于：它的革命不是为本阶级一己之私利；它革剥削阶级的命，绝不是要把自己变成新的剥削者；它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绝不是要把自己变成新“地主”、新“资本家”。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他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他们已经获得的经济地位”，而“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8] 简而言之，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我党《党章》所说的：“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就是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以，无产阶级革命，无论是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还是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一整个历史进程中，不存在，也不应当存在任何阶级的局限性。但是，说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任何阶级局限性，只是就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本性及其历史使命而言。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取得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的历史阶段中，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某些部分、某些组织、某些个人，在各种内因、外因条件的影响下，发生面积不同、规模不同的蜕化变质，是常有的事。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9] 也正如列宁所说：“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10] 又正如毛主席所说：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11]他还一语道破实质：“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12]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专政不但必须镇压公开的南霸天、胡汉三等剥削阶级“还乡团”，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的反攻倒算，而且必须防止“堡垒从内部攻破”，进行铲除旧土壤中生出的“新毒草”的斗争；特别是在老一代地主、资产阶级相继死去的情况下，同这种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利益集团的斗争，就显得越来越突出、重要。由此看来，党提出“刀刃向内”，坚持“自我革命”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斗争，还是无产阶级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搞复辟倒退的，绝不仅仅是旧的剥削阶级分子和他们的传宗接代，而必然包括一批批从旧土壤生出来的“新毒草”。因此共产党人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取得政权后，即由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必须铲除这种从旧土壤中产生出来的“新毒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有资料披露，赫鲁晓夫出身贫困，曾经给人家放过猪，当过临时工，卫国战争时期担任过几个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勃列日涅夫青年时期当过冶金厂的工人，他1941年入伍后，从战士……团长、旅政委，直至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戈尔巴乔夫的父亲，在卫国战争中多次负伤，母亲当了一辈子农民，他本人1952年入党，1974年任苏联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1978年进入苏共高层，直至苏共中央总书记……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出身贫寒，从社会底层一步步爬上高位的人，做了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元凶。早在苏联解体前，苏共高层一些领导人，在美国金钱腐蚀下，精神防线就彻底崩溃。有资料证明，“西方不仅给予戈尔巴乔夫精神鼓励，还进行丰厚的物质引诱，让他分泌更多的‘异质’新思维”，戈“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100多万美元”，“1990年，西方还授予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奖金86万美元”；叶利钦1989年9月访美，受到 “国家元首”级别的接待，使他头昏脑涨，口中念念有词，“大肆诋毁共产主义是‘一张幸福的乌托邦支票’，盛赞资本主义‘繁荣向上’”，他“由衷地感言：从那时起‘我已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不再是一个共产党人了’”。就是“这么一批随时出卖党、出卖国家、出卖人民、出卖同盟者的人”被西方收买，成了共产主义的叛徒。从我国从解放初期被处决的贪污分子刘青山、张子善，到十八大以后揭露、惩处的腐败官员，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革命走向堕落。刘青山、张子善，曾经是革命的功臣，掌权以后成了侵吞人民的血汗、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罪人；党的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落马贪官大多数，之前也是出身平民。1942年出生的周永康，小时候因“家里贫困兄弟三人的衣服，都是大的穿不了了，就让小的穿”[13]；1943年出生的徐才厚“确实是农民家庭的孩子”，“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完全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大学毕业后参军、干到军委副主席的。”[14] 1942年7月出生的郭伯雄，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过工人，入伍后从战士、副班长、班长、排长、参谋、干事、股长、师参谋长，直至集团军军长、军区司令、常务副总长、军委副主席；1956年出生的令计划，可以说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各个岗位的口碑是“爱学习、肯钻研、很勤勉、有才气、写字好、口才好、文章好”，从一个普通排字工人、“特别勤快的娃，叫干啥就干啥，干得有模有样，领导一看就满意”的青年才俊，一路爬升到中办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高位[15]；虽然不是政府官员，但身为共产党员的“恒大帝国”的许家印，原本也是“出身贫寒，并具有奋斗自强的上进精神的人”，“青年时代，一直保持着自我勤奋和为人善良的品德”，在私有化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变成一个暴贪邪淫的人间恶魔，侵吞国有资产，负债2.58万亿，却把大量资金转到国外和妻子、儿子。从50年代刘青山、张子善贪污171.6亿旧币人民币（折合现在人民币170万元），到如今许家印一类新资本家，以及和他们官商勾结的官僚大员，贪污百万、千万、亿万、百亿、千亿、数万亿的天文数字，着实让人惊掉下巴。2022年10月17日中纪委在二十大新闻中心介绍：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在553名中管干部中，含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49人，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12人，十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12人，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6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严重违纪违法的各级一把手20.7万多人。可以说，这些人都是“宰相起于州郡，将帅起于卒伍”，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无论是官僚主义者阶级，还是许家印一类新资本家，无论是“大老虎”还是“小苍蝇”，无论是副国级高官，还是某些乡村“国家最低领导人”，贪腐人数之多、数额之巨，可谓历史之最。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的论断无比正确[16]。难道那些贪官污吏以及许家印之流，不就是旧社会土壤中生出来的“新毒草”吗？一旦这些家伙得势掌权，能带领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搞资本主义复辟吗？面对如此情景，连王光美同志都慨叹“看来当年毛主席是对的！”众所周知，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中就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取得政权以后，必须防止产生“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指出：“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7] 1949年3月，毛主席率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前往北平时，也一再告诫说，我们是进京“赶考”，一定要“考个好成绩”，“不能退回来”，绝不当“李自成”。毛主席所说的“两个务必”、“不能退回来”，核心要义就是告诫我们：夺取全国的胜利，即在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必须继续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斗争。众所周知，十八大以来，我党反腐败斗争力度空前，成就巨大，世人瞩目。但也不能不承认，在毛主席之后多年中，反腐败斗争有好有差，某些时候甚至出现过较大反复，为当今积累了如同“塌方式腐败”这样的工作难度。但是，党从来没有放松对党员进行清正廉洁的思想教育，十八大以后，“八项规定”以来，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教育、“两学一做”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党史学习教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等等，等等。但正如上述，反腐败斗争确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落马贪官“前腐后继”，贪腐面积之大、人数之多、官位之高、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党员和群众怨气较大，乃至愤怒……除了反腐败工作具体举措需要进一步改进外，重要的是要提高对新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的认识，高度重视铲除资产阶级社会旧土壤生出的“新毒草”的斗争。应该看到：封建地主阶级推翻奴隶主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都只是一个剥削制度代替另一个剥削制度，只是对前一个剥削制度的否定，“新毒草”尚且一茬一茬地产生出来；而无产阶级革命是反对和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的斗争，是“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斗争，是“消灭一切害人虫”的斗争，是“最后的斗争”（国际歌词），是对之前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它所面对的绝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反抗，而是要遭到资产阶级和之前的各个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新生的“阶级异己分子”、“利益集团”的“群起而攻之”。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西方意识形态潮水般涌入，对社会，对青年，尤其是对党员干部腐蚀的严重程度前所未有，更增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复杂性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的难度。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整体是被消灭了，但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是长期存在，帝国主义还存在，国际阶级斗争还存在；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比较封建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要复杂百倍、千倍、万倍，腐败反复、反弹、“塌方式”腐败、整个班子“连锅端”的情况，就可以得到解释。君不见，现在的落马贪官，哪一个身上不是“封资修”“五毒俱全”的“大杂烩”？在各种剥削阶级思想腐蚀下，一些人的思想言行，可以说是丑态百出——官员“不信马列信鬼神”，热衷于算卦相面看风水者有之；不抓落实、空话连篇，专搞形式主义者有之；攀龙附凤、溜须拍马、“抓着龙尾巴上天”者有之；唯我独尊、家长制、一言堂、顺者昌、逆者亡、打击报复者有之；嫉贤妒能、“比我高的不用”，压制人才者有之；等级森严、官本位、“吃果果，排座座”、目无群众者有之；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做“两面人”、搞“小圈子”者有之；司法腐败、官官相护、贪赃枉法，错审错判，草菅人命者有之；官商勾结、行贿受贿、卖官鬻爵，贪污过百亿者有之；黄金万两、挥金如土、妻妾成群、小蜜小三几十上百者有之；面对事故遇难群众“微笑”的“表哥”有之；“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的“雷语”官员有之；酒足饭饱后大骂百姓“德行”、“给脸不要脸”的“书记”有之；打骂群众、踢菜摊、夺称具，暴踩菜贩头颅、把百姓的孩子扔进鱼塘的“执法者”有之；“我爸是公安局长”“我老公是派出所所长”，欺压群众，酷似旧社会“官府衙内”“诰命夫人”者有之；坑蒙拐骗，假官职、假文凭、假论文、假职称、教授抄袭者有之；出版美化侵略者毒教材、鼓吹读书为了金钱，为了“挑好男人、好女人”的“公知”有之；“高过赵高”，变“指鹿为马”为“指鼠为鸭”，蒙混过关者有之……总之，一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污泥浊水，在这些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加历史虚无主义、崇洋媚外西化分子、通敌叛国间谍特务、第五纵队者等等，把个意识形态领域搞得乌烟瘴气、阴霾满天，被打倒的“帝封官”死灰复燃，……要这些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根本宗旨，简直是天方夜谭！
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头脑中固有的，难道这些错误思想、丑恶现象，不是社会实践的反映，不是各种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腐蚀的结果吗？事实上，有多少“帝封官”的腐朽意识形态，就有多少封资修的“大染缸”，就有多少贪腐、多少丑恶，就有多少旧土壤生出的“新毒草”！社会主义社会贪腐多发
，是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意识形态的折射。
现在许多人谈论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时与毛主席的“窑洞对”。黄炎培的原话是：“我生六十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地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什么样的“大力扭转”才是跳出“兴勃亡忽”历史周期率的新路？毛主席给出的答案就是由人民管理国家，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8]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19] 众所周知，上世纪40年代，毛主席提出跳出“周期率”的“新路”以来，带领党和人民进行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实践，为防止“人亡政息”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到了晚年，老人家冒着被“摔得粉碎”的风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但由于问题特别重大，绝非本文所能承担的任务。现就党的“自我革命”问题，谈一点粗浅思考：第一，针对当今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死灰复燃的种种表现，学习毛主席“两个务必”的教导，来个“正面镜子”“反面镜子”一起照，党员干部自我检查，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否产生或存在 “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在执政过程中是否经住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是否保持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看一看自己身上有没有、有多少、有哪几种剥削阶级思想的余毒和反映？尚未落马的党员领导干部，应对照落马贪官的丑态百出，自我检查是否还记得《共产党宣言》关于“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是否还记得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否还记得《党章》说的“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战争年代，共产党员、部队官兵，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包括对待俘虏也是“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而现在的党员干部，“无论职务高低”，一贪就是成千上亿、黄金数吨，且前腐后继，像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冒出来。官员腐败，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在“吏令世昏”的情况下，民间唯利是图，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缺斤短两无，有毒食品……，人民深受其害。面对如此“一切向钱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个人主义大行其道，是否应进行斗私批修、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第二，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入党的党员，还是建国后入党的党员，还是改开以来入党的党员，应通过党史学习，感悟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那时是“我为人民扛起枪，我为人民来打仗”，党员战士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 每到一村一户做到“缸满院净”；人民对我们是“最后的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拿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有多少乡亲面对敌人的刺刀、机关枪，为了掩护党员、战士，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就是依靠了人民的力量，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毛主席的名言：“兵民是胜利之本”；陈毅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这才是历史，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几年前看过一部电视连续剧《我的家乡晋察冀》，至今想起其中一些情节，还是泪流满面——荣大娘的儿媳杏儿，为掩护山洞里我军伤员、妇女儿童，用乳头堵住了哭声不止的孩子小嘴，使循着婴儿哭声逼近的鬼子走开，八个月的孩子牺牲了他幼嫩的生命……；由于耿三七和妻子秀梅都要上战场，把儿子小阜平托付给荣大娘和杏儿收养，她们在敌人数次“扫荡”中，保住了小阜平的生命……；荣大娘的儿子、杏儿的丈夫参军后在战场牺牲后，在隐瞒不住的情况下，耿三七和全体战士跪地向荣大娘上磕头：“我们就是你的亲儿子”，一声声叫“娘”，令观众喉咙哽咽……；为解放北平，部队离开六郎镇前，耿三七让小阜平跪在地上给乡亲们磕头，嘱咐他“不论走到哪里，永远都不要忘了六郎镇”，不要忘了养育他、保护他的家乡父老，说“如果忘了父老乡亲，就是忘了自己的‘根’，就不是共产党的‘种’！”队伍渐行渐远，乡亲们含泪相送，小声问答：“他们还能回来吗？”……抚今追昔，重温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20]扪心自问，现在有多少党员已经不是“人民的儿子”了？有多少党员已经忘了自己的“根”了？有多少党员已经不再是共产党的“种”了？作为一名党员，自己是不是离人民渐行渐远了？第三，既不要“阶级斗争扩大化”，又不要“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能怕影响某些势力或人士的“情绪”，就回避“阶级”、回避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基本性质和基本事实。按照《党章》《宪法》的要求，实事求是地认识当前在“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下存在阶级斗争的客观实际状况；在国内，正确处理“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和“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的现实突出问题；在国际，做好思想、物质和军事准备，歼灭一切来犯之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保卫祖国和平安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摈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了，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对明摆着的阶级斗争事件，如对杀人放火，破坏工农业生产，撒药毒死大片庄稼、果树、鱼塘的行为；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对第五纵队、间谍特务，是不是应以阶级斗争观点认识和处理？反腐败、铲除旧土壤生出的“新毒草”，是不是应以阶级斗争观点认识和处理？当然，对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事件，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依据情节轻重，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腐败分子取消死刑、只判无期，“一人牢底坐穿，家人幸福平安”是否应予以改革？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增强一点阶级观点总是应该的吧？第四，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只有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着“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坚持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坚持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滑向修正主义，犯“颠覆性错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从毛主席到习总书记，历届党中央都高度重视的重大的战略思想，必须坚持“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21] 必须坚持反修防修，铲除旧土壤生出的“新毒草”，高度警惕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悲剧在我国重演！第五，“消灭私有制”、实行“两个最彻底的决裂”，是《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思想。在贯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必须确保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反对所谓“资本主义补课”和“国退民进”的歪理邪说，消除过去以国企改革为名，贱卖国企搞私有化，企业领导层变成新资本家，工人阶级沦为雇佣劳动者的不良影响，确保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确保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确保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国家不改变颜色”。第六，归根到底是必须树立共产主义伟大理想。黄炎培说的“政怠患成”“求荣取辱”“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率，只是一切剥削阶级的周期率；无产阶级也有自己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规律，这就是阶级、阶级斗争完全消灭后，才能自行消亡的一整个过程。毛主席说：“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恰是为着促进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又说：“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22]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些党的领导人，在向着共产主义前进的中途被历史的车轮甩下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葬送了列宁、斯大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生命鲜血打下的人民江山，都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自己跳入“兴勃亡忽”的周期率的。当然，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路途遥远、长久的历史过程，中间必然要发生无数曲折、复辟、倒退，甚至发生了像苏联那样整个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事情。但笔者坚信，无论这个过程有多么遥远，无论经过多少曲折、无论出现多少国家、多少地区的“颜色革命”，人类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的规律终究是改变不了的。众所周知，巴黎公社起义前，马克思已经预见到起义会失败；但当1871年3月工人起义已经成为事实，并遭到法国资产阶级残酷镇压时，马克思还是高度赞扬巴黎公社“冲天的英雄主义”精神，他明确指出“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23] 马克思所说“原则是永存的”的这个“原则”不是别的，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是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规律。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牺牲的千千万万共产党员，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但仍然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义无反顾，为了人民慷慨就义，“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现在，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应该牢记自己在党旗下高举拳头的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5月版，第53-54页[2]《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题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6月版，第1192页[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410-411、413页[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9月版，第380页[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012年9月版，第426页[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3页[7]《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9月版，第413页[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1、411-412页[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411-412页[10]《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7页，转自《人民日报》1976年7月6日文章[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4、129页[13] 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日报2014年8月3日《万字长文！全景展示周永康周永康家族政商网》[14] 见2014年10月31日甘肃川渝商会文章《徐才厚父亲是谁？徐才厚背景内幕揭秘》[15] 《曝光！令计划发家史：是谁让他平步青云》，人事总汇寰球傅氏2018-04-22[17]《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6月版，第1438-1439页[1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56页[19] 习近平2021年11月11日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559页[20]《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6月版，第1162页[2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68页[23]《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文件资料》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3月版，第36页（作者系河北省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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