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钢的琴》剧照。
最近，在网络上读到一篇文章《同是底层人，“相煎何太急”》。文中提到了四个事例：第一个，工地上的青年农民工欺负老年人；第二个，某公司一保安驱赶在公司门口避雨吃饭的农民工；第三个，工地上的炊事员比普通农民工更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第四个，保安与农民工发生冲突，保安殴打农民工，有的被打得骨折伤残的程度。作者引用了曹植的诗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认为在今天的中国，这些事都是不应该发生的。本来，在社会主义中国，这些事情确实是不应该发生的。然而，在今天的中国，确实正在发生，而且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例如歧视和欺负农民工的现象，早在农民工刚刚出现在城市里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在一个城市里，有一家市属企业。企业规模不大，工人人数不过数百人。但是在那个企业里，经常发生工人之间的相互争吵，甚至谩骂，有时候还会动起手来。厂里有其他工人就说，大家都是一块干活的，如果心里不痛快，把火都冲着领导去发，干吗跟都是干活的工人过不去? 当然，工人心里有火，就应该冲着领导去发，这种说法也难免过于绝对。如果领导工作失误，工人不满意，心里不痛快，找领导提意见是完全正当的。如果心里有火，偶然地发泄一下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不过有一点需要认识清楚。一般说来，工人对企业的领导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敬畏的。如果领导没有错，工人冲着领导发火是不合适的。如果真出现了工人冲领导发火的事，那也多半是工人感觉受了很大的委屈，感觉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才有可能出现这一类较为极端的事件。而在工人之间，由于在工作中接触的机会最多，因此发生矛盾的概率也就会更多一些。工人之间基本也算是平等的，谁都没有什么特权。所以工人之间的争吵甚至动手似乎也没有什么忌讳。在这种情况下，在工人之间发生一些争执也是很常见的。但那种争吵基本上还是平等的，不存在歧视的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相煎何太急的状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是供资本驱使的劳动大军。除了正在生产中从事劳动工作的工人之外，还有一大批劳动后备军，这就是大量的失业大军。资产阶级为了更为充分地压榨工人阶级，有意制造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挑起工人对争夺工作岗位的竞争，也就有可能造成工人之间的争斗。这是资本主义的常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降低劳动成本，发达国家和大量的跨国集团把生产企业从发达国家迁移到发展中国家，这就形成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也就造成了发达国家产业工人的大量失业。为此，不少发达国家的失业工人自然就会痛恨这样的跨国集团。而有的资产阶级媒体还故意把矛盾指向发展中国家，认为他们抢走了发达国家工人的工作岗位，从而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种恶意的挑唆确实造成了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与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一切都是国际资产阶级有意为之，就是为了分裂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力量。在中国，也存在着大量的资本，在这些资本控制的企业里，也在产生着由于工人之间相互竞争所带来的矛盾。特别是在经济处于相对不景气的时期，这样的矛盾发生频率会更高一些。这是资本很愿意看到的现象。因为他们会因此降低更多的劳动成本，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而且通过对工人阶级队伍的分化，也减轻了工人要求自身权益时对资本所施加的压力。在那篇《相煎何太急》的文章中，那四个事例的情况都有些区别。关于工地老人被欺负的情况，文中没有更详细的说明，所以不是太清楚其中的原因与细节。老人也是在工地干活的农民工吗? 如果是干活的工人的话，那么作为一个老人，干活的力气不如年轻人，干活的灵敏程度也不如年轻人。所以在工作中，很可能遭到一起干活的年轻人的嫌弃。这样的嫌弃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派工方工作不细，硬要一个老年人与年轻人做同样的工作，显然是有问题的。如果老人不是农民工，那么他到工地是做什么去了? 毕竟工地是不可能允许与工作无关的外人进入的。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所得到的信息实在太少、太不完整了。
第二个事例，保安驱逐在公司门口避雨吃饭。作为保安，或许在他们的工作职责中是包括了不允许公司以外的人员靠近公司附近。保安只是听从管理人员指令的。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保安不太可能多管闲事，一定要做自身职责以外的事。其实有些保安不一定愿意驱赶这些避雨吃饭的农民工，但他们的直接领导一定要求他们做这件事，保安们也无法拒绝执行。这个所谓相煎太急的责任不能推在保安的身上。责任在于公司本身，是公司管理人员缺乏人性。第三个事例，工地的炊事员比农民工似乎还要高人一等。这条消息也没有更多的细节，无法得知具体的信息。过去在食品短缺的年代，食堂的炊事员确实拥有某些特权。但是不是一定就会有高人一等的感觉，似乎还并不突出。这条新闻里没有讲具体情况，也不便揣测。正如文中所说，能承包工地食堂的人多为有背景、有门路的人。因此他们聘用的炊事员也就有可能是他们的亲友。但这就一定会让人感觉到炊事员比普通农民工就高人一等吗? 如果用所谓老板的亲友的角度来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毕竟这样的情况不具有普遍性。第四个事例，保安凶狠殴打农民工，甚至将人打伤打残。这里的问题要复杂一些。保安的雇主可能下了指令，要求保安不管用什么方法，只管狠打，后果由雇主来负。当然，保安自身的素质也有问题。将人打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如果保安连这一点都不懂，只知道听从雇主的指令，那么这样的保安多半也是黑保安，并不规范。表面上看是保安与农民工之间发生了冲突，但在背后一定是保安的雇主与农民工，或者与农民工的老板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农民工被打伤，殴打人的保安要负责，背后的老板或者雇主更要负责。总结起来看，这些所谓底层人们之间存在的问题，都可以在资本的胆大妄为中找到原因。而且，底层人们之间的这种冲突，如果要想真正得到解决，甚至永远不要发生，那么底层劳动者需要有自己的组织，并且要有这类组织对工人利益的真正关心。例如基层工会是绝对是必需的，是不可缺少的。而工会是由党的组织来领导的。底层的劳动者，有了党组织的领导与关心，有了工会组织的引导与关怀，这一类所谓底层劳动者之间的冲突肯定会大大地减少。这篇文章说，还是要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如果要真正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首先需要将无产者组织起来，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联合起来。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和领导，无产者是永远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团结力量的。那种所谓底层人们之间的冲突也是无法从根本上避免的。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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