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关于《
从腐败的横行肆虐 看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性》和《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两篇文章在昆仑策研究院平台发表后，收到不少朋友在群中的留言或私微，其中一些朋友在“群众监督”与“群众地位”问题上，与笔者的看法有所不同。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你把群众抬到那么高的地位，是不是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诸如更加激起老百姓对自己现在所处地位的不满，对现状不满等”；“如果群众意识一旦被唤醒，在现阶段官民严重对立状况下，会不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等等，还有个别人甚至说：“现在的老百姓都养成刁民了，根本不能抬举得太高......”
本来，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话题，笔者只想用前述两篇姊妹篇就打住，但看到上述对话后，又勾起了笔者的进一步思考。因笔者长期在党政机关工作，这些朋友大多是党政机关干部，甚至有不少曾经或者现在仍然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尽管这些人都是平时与笔者比较要好的朋友，但从这些话题中，笔者却似乎看出了一种可怕的观念，即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现阶段似乎不能再相信群众，不能发动群众，并有试图想去愚弄群众倾向。这又让笔者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现阶段我们的党员干部离群众的心越来越远？为什么我们的干部难以走进群众心底？为此，除对“刁民”一事直接怒怼：“没有刁官，何来刁民？没有苛政，民何以会刁？”，更多的回答，笔者想用二十多年前已经研究过的一篇论文观点来系统阐述，这篇论文主要想回答的是“为什么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脱离群众的危险会越来越大”。这也应该是形成历史周期率的主要因素之一，为此，笔者想将本篇也作为“历史周期率研究”的组成部分，结合现阶段的一些实际阐述如下：
一、革命战争时期与执政时期党员的基础成分来源不同，增加了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脱离群众的危险
革命战争年代，许多人之所以要参加革命，主要因为他们是处于生活底层的被压迫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们只有参加革命，才能摆脱受压迫、受欺凌的处境。而党员，则是他们中最优秀的分子。革命战争年代党员这种基础成分的构成，决定了他们必然与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和深厚的阶级感情，因此，即使这部分人掌握了权力，一般也不会无视群众的艰辛，忘记群众的疾苦。我国在毛泽东时代，大多数党员干部之所以能密切联系群众，除去领袖带头，严格要求等因素外，与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第一代领导干部出身平民阶层这一基础成分，也有着必然的联系。
但是，随着执政时间的延长，党员的这种基础成分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和平建设年代，必然需要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参与到党和国家的建设中来，这必然使出身于优渥家庭的人占足先机。因为相较于平民子弟，这部分人更有先决条件受到优质教育，更有先决条件取得高等学历。当这部分人进入体制内后，由于自身接触层次较高及其家庭、亲朋的交往层次较高，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因此他们不管是在入党上还是提拔上，都更有机会捷足先登。
但是，由于这部分人长期生活在优越环境中，根本不知道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从感情上也没有与老百姓建立起血浓于水的关系，更何况这些人中有不少人从来就是只懂得享受和盘剥，因此极易忽视老百姓的利益。所以，这些人一旦执掌权力，大多数人从眼界到感情，都不会站到老百姓利益立场上去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或者即使在上级要求下在概念上有，但由于没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所拿出的主意及其所制定的政策等，离老百姓的现实需求甚远。
一般而言，这种利益忽视的轨迹，总是从最初的感情忽视，逐渐演变为政策、体制的忽视。当这些人进入高层后，这种忽视的后果就是直接改变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的执政目标远离了革命的“初心”。前苏共垮台就与这种忽视有着极大关系。而近几十年来，由于党的成员基础成分的这种变化，更由于执政导向上发生偏差，使我们的许多政策，小到中小学生教学改革，大到教育产业化及其住房、医疗、养老以及各种不同类型单位不同的工资制度及其退休金制度等等改革，无不体现出越来越脱离基层实际，越来越侵害最底层老百姓利益的倾向。
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毛泽东时代从“三大革命斗争”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特别是让城市青年长期到农村去，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及让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深入一线，在参加劳动的过程中倾听群众呼声，增加与群众的感情，是非常明智的战略安排。
而现阶段，我们的高等学府和公务员队伍却越来越表现出“官僚出身化”和“贵族出身化”。如果任由这种情况继续，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会越来越脱离群众，就会越来越甚地去剥夺和侵害群众利益，人亡政息也就绝非危言耸听。
二、革命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年代党员的入党动机不同，必然导致党的执政危机
在我党革命战争年代，党员入党意味着带头吃苦、带头冲向前，特别是带头牺牲。哪里有艰苦，哪里有危险，哪里总会有党员走在最前面，而“跟我上”也成为了共产党干部与国民党军官“给我上”的最大区别。
但在和平建设时期，党员入党则意味着向权力迈进了一步。特别在现行体制下，职务和级别紧密挂钩，不同职务的人不仅仅是显性的工资收入差别巨大，而且权力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更为不同。在权力和利益的诱惑下，难免导致抱着各种不纯目的的投机分子，想方设法混入党内。随着环境条件越好，执政时间越长，这样的投机分子就越多，投机的窍门也就越来越花样百出。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社会价值观由过去的以理想信念和道德良心为底线，转化为以利益为轴心后，这样的投机者更是如雨后春笋地冒了出来。而当这些人尝到投机取巧、逢迎拍马的甜头后，就会得寸进尺，为了所谓的“进步”而不择手段。人是社会导向的追随者，当看到逢迎者在政治上得到荣誉，经济上得到实惠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步其后尘、争相效仿，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恶化也就成为必然，执政危机就会越来越严重。党的十八大后，查处出数量众多的腐败分子，正是这种执政危机的巨大警示。
三、执政后党员干部地位与环境的改变，必然导致官僚作风越来越甚，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与党的感情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员干部和广大革命者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地方
工作，特别是做党的地下工作，都时刻面临着生死考验。革命者要想保住自己的生命，完成好自己的使命，就必须主动地、诚心实意地去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搞好关系。在我党革命战争年代，无数老百姓为了保护党的干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保护革命者的子女，把自己的子女推向危险
......这种超越亲情关系的感情，就是老百姓与共产党人之间阶级感情。而这种感情，正是无数共产党人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指引下换来的。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老百姓是最懂得感恩、最容易满足的。
但是，当取得政权以后，党员干部的这种地位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按照我党的宗旨，仍然要求党员干部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由于地位和环境的改变，一些党员干部还是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高高在上的作派。因为党的干部即使不去主动地密切联系群众，也不会危及到自己的生命，甚至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地位和利益。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全社会都以利益为价值标准时，许多人更是把利益多寡作为处理问题的天平砝码，使许多问题的处理离开了公平公正的底线。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由过去的“鱼水关系”逐渐转变为“油水关系”，长期以往，不少党员干部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由“为人民”的仆人地位，转变为“代表”人民的主人地位。在民意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这种“代表”常常会变为一种“强权政治”。当这样的情况大量发生时，“人心换人心”的规律再一次显现，老百姓与党的感情会越来越远，而执政危机也就会越来越严重。
四、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年代对人才的遴选机制不同，必然导致官员素质的相对低下，执政能力相对下降
战争年代的人才，大多数是从实战中遴选出来的。攻打一个高地，坚守一座山头，指挥一场战斗，不是靠嘴巴吹出来的，更不是靠乖巧哄出来的，而是必须有实实在在的本事。主战场的这种选拔机制，同样会影响到后方人才的选拔。当人才迈向领导岗位后，下级对上级无形中产生了一种“逐级佩服”的意识。特别在我党，由于毛主席“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等一系列指示的指引，使官兵之间真正建立了纯真的、以命相交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因此，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就会成为一种必然，党的战斗力、号召力和执掌权力的能力也就非常之强。
但到了和平建设年代，许多工作任务变为软性工作，失去了实战式的直观衡量标准，干多干少、干好干坏的效果不像战争年代那样显现。另一方面，由于干事的人犯错的几率也相对较高，很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嫉妒和挤兑，因此，在逐渐演化下，不少人就变得乖巧起来，对上级、对权力和利益竭尽点头哈腰、卖乖耍萌。而这些人又常常会受到上级的赏识，在仕途上进步很快。特别是在近几十年来，由于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任人唯亲、拉关系走后门、买官卖官已经非常普遍。当这部分人掌管了一定的权力后，不仅会想方设法捞取自己升官时的投入，并让其产生巨大利润，而且在“武大郎开店”的规则下，必然要想方设法去排挤比自己能力强的人。这是造成近几十年来官场逆淘汰现象盛行的主要原因。
尽管从表象上看，这些官员也许有着一定学历和工作能力，但在全社会学历和能力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这些官员的实际工作水平和处理问题能力，与其下级比较往往还是相对较低的。由于上位的并不比下位的实际能力、水平高，就必然由过去的“逐级佩服”变为“逐级蔑视”。在这种情况下，兵不服将、民不服官的情况就会大量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就会成为一种必然。更何况许多“令”和“禁”，本身就超出了原则之外，党的执政能力也就可想而知。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脱离群众的危险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客观必然性为人们的历史选择性提供了可能性空间，任何客观必然性，都可以在社会历史的“能动选择”面前得到改变和矫正，而这种历史选择性，归根结底就是人民群众的选择。所以，我们分析这种客观必然性的目的，并不在于被动地去适应，而在于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改变和矫正这一规律带来的负面效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落实到各级干部心中，真正恢复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地位。而在大政方针上，要在持续高压反腐、恢复对贪腐分子死刑的同时，确实把防止、反对和惩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为当前党自我革命的重点来抓；要高度警惕和重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颜色革命”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和执政基础的瓦解，严格控制意识形态阵地，严厉打击那些宣扬资产阶级人生哲学和瓦解人民斗争精神的公知、大V、专家、学者；要制定底线原则，严厉打击那些诋毁人民领袖、革命烈士和中国共产党革命正确性的历史虚无主义者；要严惩各种吃里扒外的卖国行为和损害老百姓利益的行为；要在吃透中国国情和毛泽东思想道德体系精髓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建立真正能适应新时代的系统完善的思想道德体系和行为准则，并使之真正深入人心；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呼声强烈的住房、医疗、上学、养老等具体问题的有效解决......
在具体措施上，要从当前做起，从国家发展的长远着眼，高度重视人才培养的“人民性”和“平民性”。要从基础教育抓起，实现基础教育资源的真正均衡；要改变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态势，通过“降分数”和“减免学费”等措施，降低平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进入著名高等学府的门槛；对中产阶级以上出身的从政子弟，至少要有二年以上在老少边穷乡镇以下或边疆地区工作的经历；要限制上级“下派”毫无基层工作经验的人到基层任职，侵占有基层工作经历的优秀干部的正常提升几率......只有这样，才能极大地防止党的干部越来越脱离群众，才能防止前苏联悲剧在我国重演，也才能真正地使我们党发“初心”回归。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在文章即将结尾时，笔者不由地想到了《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在看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的同时，更感到了一种现实危机，深深地为当前一些地方的党群、干群关系担忧。特别是看到某地村民因埋葬老人问题和政府发生对峙等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后，这种担忧更甚。如果我们任由这种情况继续，在“温水煮青蛙”效应下，许多党的干部就会慢慢地见怪不怪，其结果必然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那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可想而知！
但愿笔者的这种担心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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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山西省吕梁市党建研究会常务理事、特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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