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丨民营经济讨论：从学风到方向和心中的“坎”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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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虬丨民营经济讨论：从学风到方向和心中的“坎”
2023-12-05
1853年恩格斯给魏德迈的信，讲述了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形势低潮时的策略，用“掉脑袋”批评冒进者，犹如70年后毛泽东在三湾批评攻打长沙。但并不影响恩格斯说的“激昂情绪”的“共产主义的实验”：打土豪分田地，包括之前十月革命对私有工厂的没收，当然也包括1956年完成的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从恩格斯的信至今已170年，今天，既未“割资本主义尾巴”，又无具体的“剥夺剥夺者”政策，中央31条只是呵护、引导民营经济，以恩格斯的“为时过早”，“掉脑袋”挥舞大棒，胡德平先生是无病呻吟，刻舟求剑，还是不惜客观上达到依仗当下经济存量的私主公辅，恫吓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主体”（公有制、按劳分配）。胡先生用错典，自然对民营经济产生误导，本文有三点批评。在学习中理解不深，偶然用错经典，不可避免，例如胡先生和不少人用股份制“不再是私人生产”的形式取代“没有私人财产的私人生产”的本质等，但是，对马列观点一再用错，起码是不严肃的学风，更重要的是，一再用经典中的一部分话，抹杀马列经典中对本质的批判和揭露，和伯恩施坦、考茨基等发生共鸣，总是向右倾斜，胡德平先生就应当自我警觉政治倾向了。例如，曲解恩格斯1895年在斗争策略上的自我批评，“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曲解《资本论》序言“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均作为否定《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方向（后者详见《唯经济决定论是所有问题的根源》）的论据，产生和身份相反的现实立场。自伯恩施坦用这些曲解否定十月革命以来，一直是修正主义行阶级欺骗的拿手工具。今天又被胡先生用来以假“扬弃”的译法，否定“消灭”私有制的两个决裂，产生否定革命历史，否定城乡工农业合作生产的现实后果。特别是胡先生所谓“苏联、东欧的政权垮台、掉脑袋的历史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发生了”，毫不掩饰与伯恩施坦、考茨基攻击十月革命是“早产儿”的异曲同工，和甚嚣尘上的“公有制搞垮了苏联”一并，成为曲解苏联解体唯心论大合唱中的一支。按此逻辑，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为时过早”，共产党打败八百万蒋军似乎也多此一举，因为沙俄、民国的私有制同样“神圣不可侵犯”。胡先生的实用主义学风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已成为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代表。如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的BJ王明远先生（疑似清华法学教授），在否定“消灭私有制”的论述上，比胡先生要“雄辩”得多，但没有超出伯恩施坦的范围。对待胡德平和紫虬的争论，从编辑单方观点，隐去另一方言论出处的“编者按”来看，实在看不出公众号自称的“理性、中立”，相对于延安作风，更像是街头拉偏架的吹口哨起哄，抑或是“藤校”生带回了CNN风格。至于王先生论述的民营经济和早期资本主义比较，除了国家管理，无论从生产条件、劳动者议价权、股权收益等的论述，和所谓“中央党校董德刚教授和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的见解非常深刻”的引用（BJ王明远《当代民营经济是否等同于早期资本主义剥削经济》），不过是或公然、或曲解，横竖要否定剩余价值论，重复“西方马克思主义”即现代修正主义倾向，反映了高墙深院的“学术”与普罗大众的隔膜和对立。并非揪胡先生错用恩格斯原话的辫子，而是你的思想始终隐含着中国革命“为时过早”的逻辑。所谓的“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对民族资本家宽和、鼓励的讲话，即引发了第一次严重的党内斗争……其后果却出人意料，不是问题的认识问题成为问题，不是联盟关系的工作关系却成为反党联盟关系。”这种轻描淡写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新时代党的文件精神。从历史回顾，特别是解放战争中中央撤离延安后，刘少奇同志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左”右摇摆，形“左”实右、独立王国的特征越发明显。刘少奇参与领导的土改意义深远，但他在土改中处处放火，出现“左”的后果，受到毛主席告诫：“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不要勉强去做。”（毛选,5,27）同一时期，刘少奇在天津却又提出“欢迎剥削”，“剥削有功”，对于这番胡先生认为“宽和、鼓励”的讲话，受到毛主席批评，“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毛选,5,64）在农村，反对东北和华北土改后贫苦农民自发的互助合作。“一九五一年七月，刘少奇背着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肆意指责山西省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并发给各地。刘少奇在批语中，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把它污蔑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选,5,48）。这种“宽和、鼓励”资本家和“肆意指责”农业互助合作，一扬一抑，恰好符合考茨基的意思。考茨基在《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一书中说过：“俄国只有在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以后，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列宁讽刺道：“‘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作口头禅了”（列选,4,777）。列宁讽刺的口头禅并不只发生在欧洲和俄国，从中共百年历史来看，从未绝迹。陈独秀的导致共产党大批英烈被“四一二”屠杀的“二次革命论”，要先发展资本主义，再搞社会主义革命，其思想源头来自第二国际的这种“口头禅”。重庆谈判后，由刘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要求全党克服“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我们的党也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西北革命历史网：《高岗与刘少奇分歧由来战争与和平问题》，2020.7.27），这种离谱的盲目乐观，认识源头依然来自这种“口头禅”。建国后，刘少奇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还是这种“口头禅”的延续。按这种思想，无论解放战争前，我军接受蒋介石改编，还是解放后，排斥社会主义“一化三改”的所有制改造，横竖都是要把旧中国的经济基础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欢迎剥削”。八大上，这种“口头禅”有了变形。由陈伯达执笔提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修改好决议以后，已经来不及送毛主席看”，会后，坐在毛主席后面的“叶飞告诉我”念到这句话时，“毛主席说了一句‘这句话不好’”……“可能是来不及想，也就举了手”（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138）。1937年，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批评道，机械唯物论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20年后，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矛盾列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既是批评八大决议这句话中机械唯物论的另一种表现，更是批评这句话抽去了两对矛盾中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使两对矛盾解体，形成上层建筑和生产力构成的两张皮的虚假“矛盾”，它的实践结果，就是今天的人们经历过的“打左灯向右转”。进入新时代后，在习近平同志主持下，十九大对这段历史做出总结，“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党的百年奋斗决议具体指出：“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些认识和评价，肯定了毛主席对刘少奇等同志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的批评。这哪里是什么“不是问题的认识问题成为问题”呢？胡先生质疑党的历史结论，重提“稳妥过渡”，当年“是否要立即国有化”，不过是脱离建国后阶级矛盾的尖锐性和我党走过的正确道路，受到思想滞后的民主派影响。胡先生之所以处处维护今天经济存量的私主公辅，无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个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游离在党纪国法边缘，就是因为心中迈不过停留在民主革命的“坎”，代表了党内唯经济决定论倾向的共同特点，由此，谈何马克思主义纯洁性？正如列宁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保留私有制的新经济政策，是在批判唯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有限的让步。今天我们讨论民营经济，只能在社会主义定语的前提下，而不是放任自流。例如私营企业主存在的“需要我们是无奈选择，消灭我们是伟大理想”，在胡先生看来是一个不加分析，“广泛存在的问题”。在当前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既存在爱国爱党爱人民人士，也存在吴小晖、许家印这样的相反人士；既存在勤劳致富，更存在非法致富，权力致富。人们是得不到分类数据的，因为无法统计。九十年代全民经商以来，致富者凤毛麟角，其中真正爱国爱党的劳动致富者，按正态分布，为数更少，但他们会认真领会31条，带领群众追求共生共富的光荣，不会产生“无奈选择”这种认识，对于他们，不是问题；他们以外者众，但更多的是一种消极情绪，可以引导，有可能克服，向积极前景转变，因此也不是真问题。而对于一些自觉不自觉的私有经济机制的代言人，倒是一个难得的论据，成了真问题。如经济界的向松祚先生，几年前提出“需要我们是无奈选择”云云，最近演讲说改革40年，首要的经验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说明这位专家对社会主义发展史，对新中国史，对改革开放认识肤浅片面，把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对市场主体的需要和培育误解为私有化，形成公有制原罪和公有制歧视，甚至如前次批评的，把党的领导视作“文革语言”。当下允许各种学术观点发表看法，但是，我们的初心，还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先生作为共产党员，对于身边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应当批评帮助，而不是一味迎合，把“无奈选择”当作真问题而“非常气愤”。（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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