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市场教授近期发表大作《以改革开放为动力 实现高质量发展》(下称“吴文”)，提出中国当前经济压力的根源在于政府压倒了市场，并开出了“市场，法治，开放”的药方。笔者认为，“吴文”中有一些深刻之处，但作者理论的局限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使他的深刻只能一闪而过，主要的观点还是流于肤浅。因此并不能真正触及中国经济的要害，开出的药方不仅无用，还有可能把服药者害死。“吴文”认为，中国经济动力不足的关键是企业家预期转弱，想要扭转这种预期，光靠刺激性政策不行，必须针对更深层的问题入手。这是该文的深刻之处。“吴文”中说:“在我看来，‘预期转弱’的基本原因，并不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够有力，也不是企业界对政策反应不够敏感，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宏观经济政策一再出‘大招’‘托市’、增强企业界信心的情况下，预期增强的效果仍然不彰。”显然，下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这里所说“更为深刻的根源”究竟在哪?“吴文”对此的看法是，问题根源在于市场的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在他看来，“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才是良性预期增强的根本所在”。这里不禁让人费解，我国长期以来坚持和不断完善的正是这样一种体制，为什么现在预期还没有转好?“吴文”对此的进一步解释是:“提升良性预期的关键在于，毫不动摇地持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来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供更坚实的制度基础。”到此读者才能看清楚，吴教授绕了半天，醉翁之意原来在于批评中国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仍然不够彰显。虽然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写进了党的近几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党和政府在这方面做了相当多的改革，但“吴文”还是认为，“对于到底选择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还是选择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统制经济，曾经经历过反复博弈，我国经济发展也随之发生了较大幅度的波动。这种波动有时只是起于青萍之末，但是如果不能防患于未然，也可能产生较大的风险。”吴教授终于亮出了獠牙，他把新时代以来的经济政策看作是“政府主导的统制经济”，尽管只是“青萍之末”，但仍然“可能产生较大风险”，所以必须对此“防患于未然”!吴教授长期信奉原始的原教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因此相信市场万能，市场是最完美的，因此经济中的问题一定是因为市场遭受到干扰和扭曲。想要解决问题，很简单，继续市场化，消除对市场的一切“干扰”就行了。这种意识形态般的信念没有扭曲市场，而是扭曲了他的眼睛，使他看不到中国当前预期迟迟无法好转的真正根源恰恰不是市场不够强大，而是过度市场化。因此，尽管他从正确的起点出发，但仍只能得到错误的结论，他对新时代的批评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吴教授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典型的错误教条，即把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认为政府的干预行为是“反市场”的，“破坏市场经济的”。事实上，市场经济的固有局限必然要求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并非只有企业和居民两大主体，政府也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体。因此，市场与政府并非对立的两极，政府是市场经济为了克服自身局限而必需的一个内部要素。吴教授认为：“法治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两个‘权’，即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法治化改革的要义就在于私权的保护和公权的限制。”在他看来，政府是公权力，市场是私权利，二者之间一定会对立。他没有看到：(1)市场经济中存在大量私权和私权的对立。例如资本和劳动之间、大资本和小资本之间、违法乱纪的企业和诚实经营的企业之间，等等。(2)公权和私权之间存在大量合作互利。公权的很多运用是有利于私权的，例如水利建设、防控疫情、交通和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教育，等等。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早已让经济学家们看到，市场经济存在着诸多局限，必须依靠政府干预来缓解和克服。(1)市场经济由于其私人性导致盲目性。(2)资本存在过度压低劳动者收入和提高失业率的倾向，导致商品难以找到最终出售对象。(3)垄断资本掠夺中小资本的利润，导致后者丧失活力。(4)金融业获取利润的能力强于实体企业，因此经济存在脱实向虚的趋势。这些局限单靠市场内部的私人企业是无法克服的，必须依靠政府干预。加强政府对资本的引导和限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和内在要求。自20世纪以来，加强政府针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成为一种常态和趋势。例如二战后的黄金年代，正是政府加强对市场经济干预的产物。在这个时期，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一系列政府干预措施，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实现社会公平。这些干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然而，吴教授的理论在这方面仍停留在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水平。在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资本的限制不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而是市场经济自我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吴教授反对“抑制市场自由度的行政规定也属于市场化改革”的观点，正是因为他无法理解，政府对资本的限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和内在要求。如果按照他的观点，现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不是市场化的了。吴教授批评新时代“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等政策是市场经济向统治经济发展的青萍之末，这更是无稽之谈。他没有看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恰恰是私人企业局限性凸显的结果，这倒逼政府对金融业、房地产业、互联网平台等行业的资本进行引导和规范。只有政府在这些方面大力且有效地作为，中国经济才能尽快走出全球经济长期停滞带来的阴影。
“吴文”为我国提振企业家预期开出了“市场，法治，开放”的药方。这些药方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对中国经济发展究竟有利还是有害?在市场化方面，“吴文”要求(1)限制政府公权力对市场的干预，(2)消除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3)像日本的“结构性改革”放开电力市场那样增强市场竞争。实际内涵是一方面限制政府，另一方面限制国有企业。如前所述，政府对资本的不当扩张行为加以引导和规范，对市场经济本身是有好处的，对市场中的私人企业也是有益的，因此第(1)条站不住脚。第(2)(3)条实际上是剑指国有企业，要求放开全部行业对私人资本的限制以消除垄断。但实际上，我国绝大部分行业早已经向私人资本开放，少数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如果由私人资本主导则会对国家安全和民众福祉造成严重损害，因此才没有放开。而且，垄断问题日益凸显的在于私人资本巨头，针对这些垄断问题的解决恰恰需要更多的政府干预。此外，吴教授对日本“结构性改革”断章取义的片面理解也是极为肤浅的。在法治化方面，吴教授要求我国政府(1)“认真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政府部门正面权力清单制度”，(2)革新“对可能阻碍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流动的相关法律和相关制度”。实际内涵除了市场化方面提过的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限制，还包括放松劳动保护和放松土地国有化或者守住耕地18亿亩红线等土地政策。对于(1)，笔者建议吴教授仔细阅读国家近些年对几个负面清单的内容调整，国家已经尽可能地减少负面清单的内容。对于(2)，放松劳动保护看似可以恢复所谓“人口红利”，但我国目前面临的制约主要在内部需求不振，通过加强劳动保护等措施切实提高劳动者有助于提振我国经济。土地政策方面，土地国有化和守住耕地红线对于维护粮食安全和保障农民利益等都有极度重要的意义，放松这些限制表面上看有利于私人资本牟利，但实际上会贻害无穷。在开放化方面，吴教授没能提出具体要求，只能说一些诸如“和社会各界的相关人士一起在竞争中合作，把科学和技术的革命推向前进”实际上与开放基本无关的废话。这恐怕是因为中国是目前倡导开放合作的主力军，而以往被许多人看作开放典范的美欧各国现在却是逆全球化浪潮的旗手。“吴文”看到了中国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有其深层根源，因此单靠简单的刺激政策难以起效。但是他没有看到，他所说的深层根源实际上并不在于中国经济不够市场化，而是因为中国经济过度市场化，产生了平台资本垄断、房价过高、脱实向虚、两极分化等问题，所以在国际需求不振的大背景下，我国内部需求难以支撑经济快速发展。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的有效干预，以及国有企业的积极作为。但是，“吴文”提出的药方却与上述分析完全背道而驰，反而要求我国政府放松对资本的监管和对劳动的保护，要求土地加强自由流通，要求进一步限制国有企业，这些药方不仅无助于我国摆脱经济困境，反而会加剧经济的困难。如果采用这些药方，结果必然是极少数私人垄断资本的狂欢，广大中小企业和劳动者的悲歌，到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都将遭受巨大挑战。因此，所谓“市场，法治，开放”的药方绝非良药苦口，而是砒霜害命!（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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