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这是对“大跃进”最精辟地表述。在毛泽东看来，西方也有许多次大跃进。此语境的关键语意是，对“老路”、“爬行”的否定，对“打破常规”、“先进技术”、“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的肯定。这一思想是崭新的，其中包含的掌握自己命运的力量意志是斯密、哈耶克等人无法攀登的。无疑“大跃进”的思想对落后国家具有特殊的意义，是毛泽东对人类经济思想的独特贡献。中国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实现了许多次经济起飞和科技起飞，从“两弹一星”到“神六”；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到“杂交水稻”，包括现在提出的“跨越式发展”都是对“大跃进”的描述。
跃进的背景历史是毛泽东对当时国情的基本判断：中国是个大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是一个农业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我们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
……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
这就是说“大跃进”的必要性是在与西方和苏联对比后形成的强烈反差中陈述的，“制度”与“计划”是它何以可能的依据，它的本质是“共同富裕”，目标是“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 1、“最先进的技术”。毛泽东对西方和苏联的国家建设有深刻地洞见，他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最先的进技术”与“最先进的国家”联接，既是因果关系，又是手段-目的行为，并且还强烈地表达了只有技术的跨越才能完成“赶上”的目标。2、“技术革命”。毛泽东“技术革命”的概念是对西方工业革命的直译，二者也是因果，显然，中国的工业革命的实质是一场技术革命。毛泽东将“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作了区分。一般小的技术改革，叫作技术革新；而在技术上带根本性的改革，从而产生了广泛、深刻影响的，叫技术革命。见钱学森《关于新技术革命的若干基本认识问题》，《迎接新的技术革命》
3、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这实际上提出了自主创新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国家的重要职能。“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同时发展科学技术作为三大革命实践运动之一，也是检验政党政策的一项标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为此，毛泽东把中国经济建设解释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时期，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
“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
“在企业不断进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技术的三大革命”
1963年，他第一次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革命运动，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1974年1月5日 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表示中国在许多方面要向日本学习，如钢铁、化学肥料、特别是造船业。希望日本方面能派些专家来中国进行指导引进技术和设备。1953年从苏联引进156个项目， 1966年 4月1日 国家经贸委印发新技术进口小组《1966年对资引进新技术的计划安排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草案）》。1968年3月28日 李富春、李先念批准国家计委《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机电设备的报告》。1970年6月24日 毛泽东会见苏丹政府代表团。关于苏丹建设，毛主席说：可以进口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也要自己搞。1973年至1977年从西方引进39.6亿美圆的大化肥、大化纤、石油化工、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等先进设备（“四三方案”）选派留学生。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只有研究机构22个，研究人员200人，既每1125万人口中只有1个科研机构，每70万人口中只有1名研究人员。1952年底全国科技人员仅有42.5万人，平均每万人中不到7个半科技人员，每万名职工中也只有269个科技人员。为此，毛泽东提出，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成立了由周恩来总负责的研究知识分子的10人小组。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中国要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赶超。
到1960年，全国科研经费支出比1952年增长了近60倍；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科技人员达到196.9万人，比1952年增长了3.6倍；平均每万人口中的科技人员增加到30名，比1952年增长了3倍。〈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实录 科技卷〉P98-101
1968年2月20日 国防部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钱学森兼任院长。197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434.5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57.1万人，农业技术人员29.4万人，卫生技术人员127.6万人，科学研究人员32.3万人，教学人员89.4万人。平均每万名职工有科技人员593人，平均每万人口有科技人员45.1人。集体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33.37万人。资料来源《奋进的四十年1949年-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3、群众运动。建构在群众路线的基石上，认识论和辩证法是它的理论视域，许多“事实”（如祁建华发明的“速成识字法”）是它的经验根据。其样态从全局看为大规模，从具体在场看为“小组”和“能手”它既表现为某些领域的“大”，又表现为许多领域的“小”，是专家与群众结合的技术革新机制，正如鞍钢宪法的陈述。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技术革命后，这种群众参与技术革新得到了更加广泛地开展，并取得了巨大成绩。
仅1964年，上海职工就革新10万项技术。如在模具生产方面，上海不少工厂采用了许多新的设计结构掌握了成型磨削、电火花加工、电铸、冷挤压成型等一系列新工艺、新技术，提高了模具的精度，缩短了制造周期，延长了模具使用寿命。 4、规划。1956年提出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有重要的科技研究任务57项，共有研究课题600多个，主要任务于1962年提前完成，建立和发展了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领域。1962年又制定了《1963年至1973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安排了重点科研项目374项，其中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急需项目333项，占89%，基础研究项目41项，占11%。1975年2月17日 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3月29日 国家计委召开会议研究落实国务院批准的《关于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和建造问题的报告》；5月25日 毛泽东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导弹核武器的研制规划；6月13日 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加强发展新材料问题的报告》；6月21日 炮兵副司令孔从洲就加强电子对抗问题至信毛泽东。12月毛泽东批准了报告。
5、投入。科研支出总额占财政支出：“一五”时期1.1%，“二五”时期4.3%；1963年—1965年5.8%；“三五”时期4.3%；“四五”时期4.7%；“五五”时期5.0%；“六五”时期5.8%。“五五”时期还低于1963年—1965年的水平，“六五”时期也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占国民收入支出：分别是：0.4%；1.8%；2.0%；1.4%；1.6%；1.7%；1.6%。考虑到国家财政和国民收入等方面的实力差距，毛泽东对科技投入的重视大于后来的领导人。 这五个方面结合成互动机制，在加上“劳动竞赛”，形成了“信念”、“激励”的机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科技成果。
跃进的第二个内容是“速度”。超出一般的速度，获得较快的发展，意味着时间的缩短，客观时间向主观时间的转换，“一万年太久，只争朝气。”“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
例如，我国的东北和上海，因为那里的工业基础比较好，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相对地较慢一些。而另外一些工业基础薄弱，而又迫切需要发展的地区，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却快得多。上海解放后十年共投资二十二亿元，其中包括资本家投资二亿元。上海原有工人五十多万，现在全市工人除了已调出几十万人外，还有一百多万，只比过去增加一倍。这同一些职工大量增加的新城市相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工业基础差的地区的速度问题更加尖锐。”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当然，速度不是面面居到的速度，而是中国工业化道路安排下的选择性的速度。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前提下，速度重点指向了具有战略性重工业、技术密集型工业和基础设施。
跃进第三个内容是掌握节奏，分出阶段。毛泽东指出：“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毛泽东认为经济可以波浪式发展，既是不平衡到平衡的交替。不平衡阶段主要是发展，平衡阶段主要是对问题的纠正，也包含休养生息。当然，二者不是分割的，是互为包容。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主要经历了大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五时期”。以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为中心，基本建设投资588.47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92.18亿元，全部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595个。 第二阶段：大跃进时期（二五时期）。基本建设投资1206.09亿元，新增固定资产861.82亿元，全部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581个。 第三阶段：文g十年（三五、四五时期）基本建设投资3116.42亿元，新增固定资产2157.40亿元（统计到1977年），全部建成大中型项目1691个（统计到1977年）。 这三个阶段共计：基本建设投资4910.98亿元；新增固定资产3511.4亿元（统计到1977年）；全部建成大中型项目2867个（统计到1977年）。农、轻、重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年均所占比重分别为：一五时期 7.1%，6.4%，36.2%；大跃进时期 11.3%，6.4%，36.2%；文革时期，其中“三五”时期 10.7%，4.4%，51.1%；“四五”时期 9.8%，5.8%，49.6%。1950年至197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总计7752.28亿元。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工农业总产值的构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52年农业占56.9%，轻工业占27.8%，重工业占15.3%；1957年农业占43.3%，轻工业占31.2%，重工业占25.5%；1978年农业占24.8%，轻工业占32.4%，重工业占42.8%，轻重工业总计占75.2%。资料来源《奋进的四十年949年—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西方国家用一百多年完成的工业革命，中国仅用了二十多年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这就是大跃进。这一事实证实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毛泽东用“制度”加“计划”开创了“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新时代，完成了中国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梦想，奠定了再创经济社会辉煌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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