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视，还体现在他在日常生活中对普通病人的关爱上。
朱德魁曾担任过毛主席专车司机，从1958年仲夏到1964年初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将近6年。1964年初春，毛主席外出调研。其间，留在北京的朱德魁被发现患了严重的肝炎病。他住院治疗了三四个月，但病情却未见好转。
9月下旬，毛主席回到北京。当他得知朱德魁得病住院后，立刻派护士长吴旭君和保健医生去医院看望他。吴旭君告诉朱德魁，毛主席要他好好休息，不要紧张，要听大夫的话，配合治疗，并送给他300元钱让他增加些营养。面对此情此景，朱德魁“似乎看见了主席面带慈祥的微笑正向我走来，一股热流涌上心头，眼眶发酸，泪水便扑簌簌地流下来。此时的我，纵有千言万语，也表达不清对主席的崇敬与感激。”
由于病情一直没有好转，朱德魁情绪非常低落。毛主席知道后，又多次派身边工作人员来医院看望他，安慰他，并亲笔写下了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朱德魁在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住了一年多，其间做过3次肝穿刺，效果都不好。毛主席得知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把朱德魁接出来吧，要让他和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否则，他太紧张，不利于治疗。”朱德魁出院后，毛主席又建议他去杭州、山东、上海等地疗养。并指示，“如果我拿不出钱的话，组织上也不方便，他老人家愿意提供他的稿费，给我疗养。对主席的关怀，我的心情很久不能平静下来。”
后来，有人建议朱德魁去看中医，毛主席知道后，也同意不妨改用中医治疗。经过半年中医治疗，朱德魁的病情真的开始好转，到1967年底，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1972年元旦，毛主席同身边工作人员过节时，又问到了那些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的情况，并派吴旭君分别去看望他们。吴旭君来到朱德魁家，转达了毛主席的问候和鼓励，并送给他300元钱。朱德魁在1993年纪念毛主席诞辰时写道：“每当我回想起主席对我的关怀，不禁潸然泪下。”“当初，如果没有毛主席无微不至的关怀，没有毛主席的支持和鼓励，没有党组织的照顾，没有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我也许早就命归黄泉了。我今天还活着，而且健康，应该说，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对自己的亲人却多少有点“刻薄”。1953年6月，毛主席给他的堂弟毛泽连回信，信中写道：“你的眼病脚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养治为宜，不要来京。因为湘雅医院诊不好，北京也不见得能诊好。”
有些从未谋面的普通百姓，对于他们的疾患，凡是知道的，毛主席也是同样充满关爱。
1973年，清华大学四川分校(即绵阳分校)的一位女大学生，因肠穿孔导致腹内大积水，情况十分危险。清华大学校医院的大夫和学校领导告诉当时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谢静宜，希望找到一种对症的特效药。这种药当时在四川和北京清华校医院都没有找到。谢静宜打电话到北京305医院和卫生部，但不是没有就是一时没有回电话。情急之下，长期担任毛主席机要秘书的谢静宜，给中南海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打电话求助，终于找到了这种特效药。清华大学办公室的副主任吴生荣迅速赶到中南海把药取回，校医院派人乘飞机把药送到四川分校，终于使女学生转危为安。
事后，谢静宜把这件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还没有听完，就打断谢静宜急忙问：“抢救过来没有?”当听到那位女学生转危为安时，毛主席才松了口气，说：“好!好!这样就好。”针对谢静宜的“用了您的药”的说法，毛主席加重语气：“什么用了我的药、中央首长的药啊?根本不对，救死扶伤，谁急需，就给谁用。”毛主席还笑着说：“今后再遇到这种事，还到这里来找药好了。”后来，毛主席又向谢静宜问起那位女学生的情况。得知已经康复并继续读书时，毛主席才放下心来。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主席，不但十分关注人民的安危冷暖和生老病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对普通病人充满体恤与关爱。由此可见，毛主席个人在践行“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方面，也为全党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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