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继金 | 毛主席“抗大”讲哲学：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毛主席严肃批评了当时根据地学校教育中存在的“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的做法。

 

延安时期，为了宣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亲自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讲哲学课。毛泽东讲课旁征博引、幽默风趣，深受学生欢迎，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

“抗大”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20多所高校中最负盛名的一所大学。毛泽东特别重视“抗大”，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还多次到“抗大”讲哲学课和作形势报告

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为了给“抗大”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门撰写了讲授提纲《辩证法唯物论》，后来成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主要部分。20多年后的1960年，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兴奋地回忆起他在“抗大”当哲学教师的情况：

“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去讲课，可以总结革命的经验。”

 

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到《矛盾论》的时候又回忆道：

“他们强迫我去讲课，我没有办法。这是写的讲义的一部分。花了几个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每天晚上写，白天睡觉。讲课只讲了两个钟头。我讲课的时候，不准他们看书，也不准他们做笔记，我把讲义的大意讲了一下。”

毛泽东在“抗大”上哲学课，是因为哲学是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范畴，唯物辩证法是最正确最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精神武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

“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

“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们首先是干部，都应用心地研究辩证法。”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唯物辩证法的主要部分，是毛泽东为了从哲学上总结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揭露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写的，都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哲学依据的，最终都是为解决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服务的。毛泽东的这两篇演讲，既是对“抗大”广大师生进行的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也是一次党的思想路线教育，“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基础”。

 

“以通俗的语言，讲亲切的经验”

毛泽东早年曾在培养小学教员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可以说具备了作为一名教师的基本职业素养。为了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毛泽东十分注重教学方法，倡导和坚持“启发式”教学。

毛泽东在“抗大”上哲学课时，通常只带一个简明扼要的提纲，运用从近到远，从局部到整体，从具体到抽象等具体方法，循循善诱，引导学员了解新的知识。讲完提纲上的问题后，毛泽东还允许学员写条子提问题，并随即予以解答，因而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我过去在抗大讲课的时候，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30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解答。”

 

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影响下，“抗大”讲课的基本方式有了飞跃：先讲必要的前提，然后才来发问，把大问题分成若干小问题，每个问题中有着一定的联系，使听课者从问题的各个侧面，了解到问题的全面，从问题的发展过程中了解到问题发展的规律与法则。

毛泽东在“抗大”上哲学课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仅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联系起来，将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最新的理论成果及时地充实到教学内容中，而且用实际生活中丰富多彩的事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严肃批评了当时根据地学校教育中存在的“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的做法，强调：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毛泽东还提出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

“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

 

在“抗大”上哲学课时，每次都是半天时间，中间休息20分钟。毛泽东往往利用休息时间找学员拉话，了解学员来延安以前在各地区的情况，同时也征求大家对他讲课的意见，因而毛泽东讲课始终联系抗战和学生的实际，既具有时效性，也很接地气。

哲学是比较抽象的，很多人认为唯物辩证法是“深奥难懂”“一般人没有学会的可能”，在“抗大”这样的背景下讲好哲学也是比较困难的。为了使学员能够听懂、接受哲学，毛泽东讲课时语言幽默，简洁明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曾指出：

“辩证法之所以使人觉得困难，是因为没有善于讲解的辩证法书”“所谓善于讲解的书，在于以通俗的语言，讲亲切的经验”。

 

例如，毛泽东在讲《矛盾论》时，为了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个论点，他举了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的例子。在讲《实践论》时，举了一个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的例子，来说明要获得真知，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道理。

 

“毛主席的话，讲到我们心窝里去了”

为了上好哲学课，毛泽东在备课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起初，不少人都以为，像毛泽东这样的大学问家，给大家讲课还用准备吗？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每一次讲课，都是认真准备的。他常说，共产党人最讲究“认真”二字。为了准备上课，毛泽东常常要用几天几夜的时间精心阅读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著作，并写了几万字的批注。毛泽东曾幽默地说：

“我折本了。我花了四夜三天的时间，才准备好了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只半天就讲完了。岂不折本了吗？”

正因为毛泽东精心备课，准备充分，上课时深入浅出，形式多样，语言生动风趣，才受到学生的欢迎，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抗大”许多当年听课学员的共同反映是：

“听毛泽东讲课是一种精神享受”

“他的语言、思想、风采，像阳光沐浴着我们，像春风吹拂着我们火热的心”

“主席讲哲学深入浅出，讲得非常生动、活泼、有趣，许多听众不断发出笑声，有时则哄堂大笑”

“毛主席的话，讲到我们心窝里去了”。

 

当时“抗大”学员来源复杂，文化层次不一，思想基础、觉悟程度、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但听了毛泽东讲的哲学课，“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吸引着每一个人。

“抗大”许多学员还清楚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毛泽东讲到我们有的指挥员，对情况不加分析，别人一鼓动就来了劲，结果事与愿违，成了鲁莽家。有的人越听越感到，毛泽东讲的像自己曾指挥过的一次失利的战况，于是，一个学员没等毛泽东讲完，就站起来说：主席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鲁莽的毛病。接着，又—个学员说，不！主席讲的是我。从此，“不当鲁莽家，要做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成了抗大学员的座右铭。由此可见毛泽东讲哲学课的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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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旧报刊剪辑，《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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