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党的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的领袖风范、思想理论和正确主张，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彭德怀在会上发言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一部分，以下简称《地位》)，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并根据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的形势和任务，从认识斗争的意义、凝聚斗争的力量、指导斗争的理论、领导斗争的核心等方面，深刻阐述了怎样进行伟大斗争的若干重大问题。重温这篇经典著作，对于我们今天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为着一个光明的中国而斗争”：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充分认识斗争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肩负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锻炼，党逐渐成长为团结全国人民进行革命的中流砥柱。毛泽东在《地位》中开门见山地指出：
【“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也一定能够达到这些目的。”】
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站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高度，明确地知道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更加自觉的精神状态开展伟大斗争，并认真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完成党的历史使命。
提出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与当时的抗战局势密切相关。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后，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将主要力量用来打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则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中国抗战从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在这个情况下，共产党员能否正确认识自己，坚持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是能否把抗战引向胜利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在《地位》中郑重指出：“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全党同志要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深刻认识“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而“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
认识到斗争的意义，就要付之于行动。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语重心长地说：
【“在革命的大浪潮中遇到困难便动摇退缩的人在历史上是有的，希望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
他在《地位》中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具体而言，就是要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成为英勇作战、执行命令、遵守纪律、团结统一的模范，在统一战线中成为协同各党相互关系、坚持抗日立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成为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民众运动中成为克己奉公、埋头苦干，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模范，还要成为加强学习、坚持实事求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唯有如此，才能切实“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并“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实践证明，共产党人做到了这一点，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继而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发动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努力凝聚斗争的力量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国共两党遵循先贤古训，摒弃前嫌，实现第二次合作。尽管如此，由于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所以他们提出的抗战路线又是截然不同的。共产党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国民党则采取单纯由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道路决定命运，坚持哪条抗战路线对最终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在《地位》中明确指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发动全民族的力量，这是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的“唯一无二的方针”。
无论是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还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深刻阐述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指出：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是确定的原则；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就是“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如果没有这样的独立性，党就无法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凝聚整个中华民族对日作战的战斗力。
毛泽东强调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本质上就是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这也是他与王明右倾错误的主要分歧之一。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不顾实际情况，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可否认，王明的这一套也是要抗日，但它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无异于作茧自缚。在实际工作中，势必影响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执行，给全民族抗战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党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并派遣任弼时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详细说明中国抗战的状况、统一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党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等。共产国际了解这些情况后，明确指示：
【“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
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时进一步阐述“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这次会议召开后，王明的右倾错误基本上得以纠正，全党更好地把握了对统一战线中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从而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为了更好地凝聚斗争的力量，毛泽东在《地位》中强调共产党员要注意改进统战工作，必须以大局为重，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他专门指出协商办事的重要性，要求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毛泽东还指出团结党外人才的重要性，要求党员干部
【“去掉孤傲习气，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用热烈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把他们的积极性组织到抗日和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去，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实践证明，统一战线既是中国共产党凝聚力量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自身又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伟大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创造指导斗争的理论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句名言是毛泽东重视理论工作的生动写照。而且，他一贯重视的理论，不是书本上的理论，而是指导工作的理论。1930年5月，他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就鲜明地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是因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而不是因为马克思是“先哲”。毛泽东在《地位》中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强调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应当学习“革命的科学”。
特别重要的是，他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也就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在《地位》中号召全体党员加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批判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遗产。他强调：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他殷切地提出：
【“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也正是在指导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使全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等问题，有了明确而完整的认识，指导中国革命最终取得伟大胜利。
在毛泽东看来，在中国搞革命，是一场伟大斗争，需要进行“结合”；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场新的伟大斗争，需要进行新的“结合”，创造新的理论。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就指出“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强调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把苏联“老大哥”的经验神圣化，要“以苏为鉴”，进行第二次“结合”。这个认识对党内同志产生了深刻影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形成领导斗争的核心
进行伟大斗争，必须推进党的建设。毛泽东在《地位》中用较大篇幅阐述党的建设问题，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必须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学会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巩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一致。1939年5月20日，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再次强调：
【党“现在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
毛泽东在《地位》中对党的各方面建设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比如，他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一重要论断，强调有计划地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善于识别干部，特别是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必须善于使用干部，特别是要坚持“任人唯贤”的路线；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特别是要关心、指导、提高、教育他们，帮助干部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
鉴于张国焘严重破坏纪律的教训，毛泽东强调加强纪律建设、维护党的统一，对于党的事业至关重要，并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他要求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做到既能够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他还专门指出，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
【“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
推进党的建设，目的是要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以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地位》的最后指出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强调这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样要具备这个最基本的条件。1956年9月15日，他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进一步指出：
“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
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在推进党的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的领袖风范、思想理论和正确主张，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彭德怀在会上发言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历史已经证明，确立和维护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对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更好地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开展伟大斗争，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正如列宁所言，
【“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尽管“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今天，我们可以告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在他们带领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越是接近目标，面临的风险就越大，斗争的尖锐性就越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说：
【“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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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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