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突袭”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京展览会，他的一声问候如同霹雳，来得突然又意义非同寻常

 

       1953年 ，在我国取得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毛泽东多次指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

正如毛泽东所说，闭关锁国数百年的中国，此时是多么渴望汲取世界养分。世界各国也同样渴望了解新中国，希望与这个神秘的国度建立联系，发展和平友好关系。

1953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开了先河，成为了第一个在新中国举办了工业展览会的国家。

接着来年的10月，为了展示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辉煌成果，在北京举办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的巨型展览会。展会期间，首都群众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竟然达到276万人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无一缺席前去参观。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走进外国举办的展览会，并题词：“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为了纪念这次展出，邮电部专门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可见新中国对苏联老大哥的重视与尊重。

随后中国政府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印度、日本等国政府相继签订了两国互办展览的协议。

这些国家的工农业与文化科技产品陆续来到中国亮相，中国民众对国外展览也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几乎每一个展览都能吸引超过百万观众的目光。

1956年10月，一个特殊的国家将在中国举办展览——日本商品展览会。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接待的第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华举办大型综合性展览会。

这次日本商品在中国展出，日方做了精心准备，大到自动机床，小到儿童玩具，让年轻人爱不释手的半导体收音机，还有中国人看都没看过的电视机都运送到了北京。日本商品展览会不仅为国人打开了世界先进科技的窗扇，也为中日民间交流营造了友好的氛围。

新中国建立后，日本民间希望友好的呼声很高，但由于日、美两国政府的对新中国的敌对与阻挠，直到1952年年初，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屏障很多，仍然不能直接交往。

针对这种情势，周恩来审时度势，为打破中日交往的僵局，他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广泛开展民间外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铺平道路。此次日本展览会能在新中国举办，应该说是这一方针的具体体现。

由于日本商品展览会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来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最有权威的媒体新华社格外重视，派出了多名记者前往采访报道。后来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的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只在其中。

日本商品展览会定在1956年10月6日下午在北京苏联援建的北京展览馆开幕。

1956年10月5日下午，新华社记者杜修贤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去北京展览馆拍摄日本商品展览会开幕的盛况。接到通知的他和往常一样，立刻整理和校准自己的摄影器材，阅看有关日本商品展览会的背景材料。当然此时的他决然不会想到他的镜头会抓拍到做梦也想不到的画面。

10月6日上午，北京的天气格外的好，秋高气爽，晴空万里。虽然日本商品展览会是在下午开幕，但各路记者都不敢懈怠，上午就赶到了北京展览馆，先是熟悉环境，接着又拍北京展览馆的展品照片。为下午开幕做着各种准备。   

 10月6日上午9时，毛泽东到北京西郊机场欢送印尼总统苏加诺返回途中，经过北京展览馆时，看见那里挂着“日本商品展览会”的大横幅。他对这个展览会早有所闻，他突然灵机一动，决定顺便去看看。但他并没有立即向随行人员说出他的想法。而是先到新街口 “西安食堂”品尝羊肉泡馍，吃饭时才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饭后要去参观日本商品展览会。

 

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去参观日本商品展览会，因为事先没有这个安排，大家都很意外，跟随的秘书与工作人员赶紧通知外交部与负责展览会的负责人。

得到毛泽东要来展览会的消息后，负责展览业务的中国贸促会副主席雷任民首先赶到，随后是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等人赶到。接着，日本贸促会主席兼日本商品展览会总裁村田省藏、展览团团长宿谷荣一等日方负责人也相继赶到。  

当南汉宸、雷任民和村田等人刚走出展馆大门时，毛泽东的车已经到了展览馆门前。

在此前举办过的社会主义阵营众多国家来华展览会中，毛泽东只在1954年10月与1955年4月参观过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成就展览会。而这一次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侵略中国屠杀中国民众达十四年之久的军国主义国家，几乎每个中国家庭都有日本军国主义欠下的血债。所以日方也没有奢望中国第一领导人会光临他们的展览会。

当日本主办方接到中国最高领导人要在开幕式前单独参观展览会的通知，上上下下都吓了一跳。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件意外之事，更是一件政治大事。

毛泽东下车后径直向大门走去，站在展览馆门外已经有很多人了，一开始都没有注意到毛主席来了。但毛泽东快要走到大门口时，突然被人发现了，不知谁喊了一声“毛主席来了！”展览馆门外的人群立即沸腾起来，都涌向毛主席。在一边忙活照相的杜修贤一听，立刻背着照相机，向围观的人群挤去。可是人太多，根本挤不过来。他急中生智地喊道：“我是新华社记者，我在执行公务，请大家让一让！”这一喊果然有效果，大家主动让开了一条路。杜修贤走近一看，毛主席正和群众一一握手，他连忙举起了相机咔嚓咔嚓拍个不停。在相机的取景器里，杜修贤发现毛主席正向自己的同行走去，他边走边还说：”记者同志，你们辛苦了！”这位摄影记者连忙放下手中相机，十分激动，紧紧握住了毛主席的手。站在一边的杜修贤连忙按下快门，把这难忘的瞬间记录了下来。

毛主席的突然到来，让大家格外激动。顿时，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

中日双方展览会负责人正好快步迎了出来，毛泽东同迎面而来的中日双方展览会负责人亲切握手。

毛泽东头一句话便是：“我可以进去看一看吗?”

总裁村田省藏九十度鞠躬，恭敬地说：“当然当然，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和其他宾客不同，没有先进休息室，而是立即让村田等人陪同他开始参观。

刚开始，毛主席每到—处，听完日方讲解之后，总要和中方翻译交谈一番，把他不懂的问题和感兴趣问题提出来，然后再由翻译翻成日语，交给村田做解答，这样来来回回挺耽误时间的，日方怕耽误毛主席的宝贵时间。就直接改由中方技术人员作讲解。

毛泽东几乎走遍了总面积1.8万平方米展览会的主要展台，每到一处，便同中日双方工作人员握手致意，并不时饶有兴趣地对一些展品提出问题。　他听得很认真，问的也很仔细。跟在后面拍照的杜修贤怎么也想不到毛主席会像一个孜孜以求的学生那样，对日本工业的各种展品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重工业和农业机械的展品，几乎每个都仔细地看，有时他还亲自上去操作一番。但是走到轻工业展厅，他的目光就匆匆了许多，当他看见一个木头模特儿时，眼神是那样惊讶。眼疾手快的杜修贤立即将这一瞬间拍了下来。

 

毛泽东走到二楼时，村田等人建议请他到休息室休息片刻。进了休息室，宾主依次落座后，村田再次向毛泽东致谢，表示“无上光荣之至”。毛泽东则称赞日本商品展办得很好，对日本朋友的努力表示感谢。他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日本人民是勇敢的、勤劳的、智慧的人民。我们希望同日本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也希望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中美两国的人民是友好的。只是政府关系不好。他还幽默地说，当他上“西天”以后，儿子的一代可能会好起来；再不好，孙子的一代总会好起来的……

村田表示，这次来北京之前，他曾见过鸠山一郎首相。鸠山首相说，如果有机会见到毛泽东主席，请代为问候。毛泽东对此表示感谢，也请村田回国后转达他对鸠山首相的问候。

毛泽东稍停片刻，又说：“请向天皇陛下问候。”

这一声问候，如同霹雳，来得突然，又意义非同寻常。因为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向日本天皇表示的致意。

一时间现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唯恐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村田又惊又喜。诚惶诚恐地鞠躬致谢，郑重表示感谢。他说，虽然他不能时常见到天皇，但只要有机会，一定转达主席阁下的问候。

据说，当毛主席走后，村田省藏和宿谷荣一及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激动的哭了。

 村田代表日本展团当场向毛泽东赠送了两台体现日本先进生产技术的半导体袖珍收音机。毛泽东笑着表示感谢。村田请毛泽东为展览会题词。毛泽东欣然在贵宾题词簿上挥毫写道：“看了日本展览会。觉得很好，祝日本人民成功。”

 

参观结束后，毛泽东向大厅外走去，向内外的群众挥手致意。村田等人送毛泽东到乘坐的汽车旁边，再次郑重致谢。

当毛主席乘坐的汽车缓缓地驶过展馆广场的喷水池时，村田省藏和宿谷荣一率领日本工作人员也情不自禁地随着中国观众一起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不久，日本商品展又移师上海举办。回国前，村田省藏等人又到北京，向我国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致谢。毛主席再一次会见了村田省藏会长，表达了他对中日经贸合作的重视以及希望中日人民永久友好的心情。

在当时，可能许多中国人对毛主席的言行举动不理解。认为抗日战争的硝烟并没有远去，朝鲜战争枪声刚听，美国联合日本政府对中国搞封锁，还在继续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参观就参观吧，为什么还要赞扬日本人呢？

其实，这不奇怪，从毛主席一贯的战略思想来看，他把反动的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严格的区分开来，他是寄希望与日本人民的。

可以说，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是对美国政府封锁新中国政策的重大突破与打击。

中日两国民间外交是在曲折中前进的。1957年2月至1960年6月，由于日本岸信介内阁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日关系的举措，致使中日民间交往出现逆转。但是，即使在低潮时期，1959年3月，社会党主席浅沼稻次郎仍然率日本社会党代表团第二次访华，寻求恢复中日友好往来的途径。周恩来会见浅沼一行时，高度评价社会党为促进中日友好往来所做出的积极努力。

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符合中日两国民间外交的需要，有力地增进了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感情融洽，涌现出一大批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人士，对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做了大量的工作，直到1972年中日建交，民间交往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