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谈家桢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与导师、诺贝尔奖获得者摩尔根院士合影。
1956年之前，“全盘学苏联”在中国很热。在当时的遗传学领域，独尊苏联的李森科为社会主义学派，而把摩尔根指责为资本主义学派。作为当时在遗传学研究上已经很有名气的谈家桢，因为是摩尔根学派，使他在从教的复旦大学里不能开设遗传学课程，也不能从事遗传学研究。
毛泽东对这种学术研究上首先问“姓资姓社”，因而造成对学术界一些领域乱贴政治标签的现象非常不满。1956年4月28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5月2日，毛泽东又强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1956年8月，由中宣部牵头，由中科院与高等教育部联合组织，召集中国遗传学的摩尔根派和李森科（米丘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青岛举行了一场为期15天的座谈会。
◆1978年，谈家桢在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做遗传工程学术报告。
作为此次座谈会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谈家桢，认识到这次会议除了为摩尔根学派恢复名誉外，实际上还是一次贯彻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会议，将从根本意义上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第二年3月，他在北京参加了一次由毛泽东主持的座谈会。在会上，毛泽东对他说：“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搞起来。”“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现在大家搞搞嘛，可不要怕！”
谈家桢在1993年回忆道：“主席的这段话，不仅使我国的遗传学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而且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彻底解决了我思想上的负担。我在复旦也重新开了课，并大胆地开展研究。”“毛主席的关心和希望，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和勇气。”
此后毛泽东还和谈家桢进行过三次关于把遗传学搞上去的谈话。其中对谈家桢影响最大的是1958年1月5日凌晨的谈话。这次应毛泽东的邀请参加谈话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和著名报人赵超构。这次谈话留给谈家桢最深的印象是，“主席当年在百忙中，不辞劳苦，抽出时间，联系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的生活和工作，谦逊有礼、热情可亲，真是叫人心服，令人感动！谈话时又是幽默豪放，博古通今，令人敬佩！伟大出自平凡，我想毛主席之所以能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
尽管有毛泽东的公开支持，谈家桢的研究之路还是不断遇到干扰和阻挠。不过，谈家桢仍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1961年年底，复旦大学的遗传学教研室升格为遗传学研究所，成为了国内高等院校的第一家遗传学研究所。担任所长的谈家桢带领一批中青年人向着遗传学高峰攀登。到1966年“文革”前夕，这个科研集体共发表科学研究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译作和讨论集16部。谈家桢还学习摩尔根的治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有为的遗传学工作者。
“文革”期间，谈家桢遭到批判，夫人含冤去世。1968年底，毛泽东点名解放了包括谈家桢在内的八位教授，毛泽东当时还说了一句：“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1970年，毛泽东要王震了解谈家桢的研究进展。随后王震两次托人写信给谈家桢，约他一起到全国各地考察。谈家桢喜出望外，认为这是代表了党中央、甚至是毛泽东本人的意图的，得到单位领导的批准本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于是，他立即把信交给了当时复旦大学的领导，后来转到了上海市革委会的一位领导手中。那位领导批示“这些老家伙（指王震），就是喜欢这样的人，不要理他。”
面对这种大大出乎预料的情况，谈家桢认为：“中国的情况常常如此：尽管当时许多人都竭力把自己打扮成最听毛主席的话，最拥护毛主席的样子，事实上，正是这些人在反对毛主席。结果是，毛主席的意思很难贯彻，毛主席的话也变得不大管用。”
◆1988年，谈家桢出席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第十六届国际遗传学大会。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年近七旬的谈家桢，应邀参加了他的母校——美国加州工学院生物系成立50周年纪念会。他以海外校友的身份，作了《遗传学在新中国》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叙述了毛泽东主席对中国遗传学事业的关爱和支持，以及中国遗传学事业富有戏剧性的几度起落。他的报告引起了与会科学家的极大重视。
谈家桢在他的自述中写道，毛泽东去世后，他对毛泽东的思念与日俱增。他的这种思念，又从感情上升为理念。他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简称两论)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总结，也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两论’中关于实践的观点和唯物辩证的观点，‘不仅在遗传学的发展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也是遗传学发展的科学真理。’”
谈家桢晚年经常回忆他和毛泽东的交往。他认为在与毛泽东的几次交谈中，感受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发现毛泽东知识十分渊博，学贯古今中外，在各个学科都能发表精辟的见解。二是深深感受到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爱护，他特地指出，“这不仅是对我个人，而且是对整个知识界的关怀和爱护。”“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主席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我们要完整地理解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
“我要对得起党，对得起毛主席。”
谈家桢年少立志，要科学救国。但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满目苍痍、哀鸿遍野的旧中国，他内心充满了失望。“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亲身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条件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世纪之交，他总结出经历过新旧两个中国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深刻体会：那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半个世纪以来在思想上一直自觉地、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听共产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
谈家桢从自身的经历中，对毛泽东发展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领会尤深。因此，他把自己科学救国的“初心”联结到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上。他经常强调，农业是基础，有了农业才能为人类提供衣食之源。古今中外直至将来，都是如此。他还生动地“解文说字”：我们的祖先把“食”和“反”放在一起，组成一个“饭”字。缺了“食”，人们就要造反，天下就没有太平。
在1958年1月的“西湖佳话”上，毛泽东鼓励谈家桢等人要到群众中去，多接触工农，理论多联系实际。谈家桢铭记在心，此后很快形成了他一生的主张：城里的知识分子，包括搞科学的，搞政治的，都应该懂得“三农”，而要懂得“三农”就必须到农村去，到田间地头去看看，去和农民打交道。
◆20世纪50年代，谈家桢（左）在工作中。
1961年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成立后，生物系主任兼研究所长的谈家桢亲自确定以杂交育种为中心的研究。他们与学校所在地的罗店人民公社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联系。每逢农忙时节，大批师生都来参加生产劳动，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后来还在公社建立了“复旦大学生物实验总站”，由生物系各分支专业的教师组成强大阵容常驻，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与此同时，公社农科站的技术员的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有位技术员还于1972年被聘为复旦大学生物系遗传育种组的兼职教师。在谈家桢的指导下，这位技术员和复旦大学师生一起，经过数年努力，在上世纪80年代初，培育出了优质麦种“罗麦”品种系列。2009年，“罗麦10号”的亩产取得了罕见的高产。那位当年人民公社的技术员感慨道：“罗麦品种的选育，是谈先生倡导的理论联系生产实践的结果。”除了罗店公社，浙江绍兴的东湖农场、江苏泗阳县的棉花原种场，都留下了谈家桢的足迹，都留下了谈家桢与当地农民和农业科技人员亲如一家的美谈。
“文革”中在一度被关进牛棚期间，谈家桢对“棚友”说：“我已是家破人亡，你们还不至于沦落到我这地步，但我不能死。毛主席支持我，他老人家多次要我把遗传学搞上去，我要对得起党，对得起毛主席。”
1967年，谈家桢作为“给出路”的对象，下放到罗店公社。在大约一年的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时间里，与农民建立了异乎寻常的友谊。他被安排在生活最贫困的唐金妹家。唐金妹有五个子女，丈夫已去世。谈家桢过着一日三餐还不能敞开肚子吃的日子。面对乡亲们的困难生活，谈家桢想到了更多的问题。解放后，由于生活安定，全国人口增长很快，像唐金妹这样的多子女的家庭相当普遍。而粮食作物产量却难以大幅度提高。除了耕地有限等因素外，化肥和良种的作用尤其大。而培养优良农作物品种正是他的“初心”的具体目标，自己决不能放弃。
唐金妹和其他乡亲们对谈家桢都很尊重。谈家桢也很尊重乡亲们。唐金妹全家大小都称他“谈先生”。唐金妹感到生活清苦，心有不安，时常问谈家桢是否吃得惯。谈家桢总是乐呵呵地说：“农民是衣食父母，你们吃得惯，我为啥吃不惯？”他后来告诉1972年再婚的妻子邱蕴芳，通过在罗店公社一年与贫下中农的劳动，他真正体会到了农村劳动的艰辛。
1968年离开农村后，谈家桢一直惦记着那里的乡亲们。时隔20多年重访故地，村里村外来看望谈家桢的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见到谈家桢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问长问短。看到眼前的这一切，谈家桢对毛泽东当年“西湖佳话”中的关于联系群众的谆谆教诲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
◆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了包括苏步青、谈家桢、陈望道、周谷城、周同庆、谭其骧、刘大杰、朱东润、卢于道等九位复旦教授在内的上海各界代表。
谈家桢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情怀，还表现在他对农村思想教育工作的关心。他在1982年指出：“要大大地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用高尚、健康的替代低级庸俗甚至腐朽、淫秽的文化生活，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适应。”
在世纪之交，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相当猖獗，在我国的一些地区也有反映。谈家桢上书党中央领导，建议在全国广泛开展生命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首肯并要求中国科协具体落实。不久后中国科协出版了一套《解读生命丛书》，在群众教育中，起到了积极的拨乱反正的作用。
“要把毛泽东主席交代的事做好。”
谈家桢在自述中写道：“1976年9月，巨星陨落，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全国哀悼毛主席的逝世。上海在文化广场设下灵堂。作为各界知名人士之一，作为毛主席的生前好友，我被安排在灵堂上守灵。哀乐阵阵，哭声阵阵，凉风阵阵。心头巨大的悲痛，引发阵阵加剧的胃痛。”
从事了一辈子医务工作的夫人邱蕴芳敏锐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设法尽快将谈家桢送到医院救治。检查结果发现胃病非常严重。他很快做了切除三分之二的胃的大手术。在病床上，他对夫人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把毛泽东主席交代的事做好。”
谈家桢早在1975年参加四届人大会议回到上海后，诊断发现患有肠癌，随后动了一次大手术。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加上有夫人当“顾问”兼“护士”这个特殊条件，恢复得很快。这次胃部手术后，同样恢复得很快。在康复期间，1977年7月，正值邓小平发表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讲话。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谈家桢更加感到自己肩负的使命。同年9月，谈家桢意气风发、精神饱满地出现在北京的“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上，并作了长篇发言。他竭力主张把遗传工程作为生物科学发展项目写入发展纲要。因为他不只是认为 “要把毛泽东主席交代的事做好”，而更是坚信，毛泽东的要把遗传学搞上去的遗训是有远见卓识的。
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后，谈家桢一方面作为领军人物，在国内积极组合队伍，大步进军；另一方面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巨大声望，出访了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近80个城市，进行学术交流，接轨世界。他还积极推荐了许多国内人才到国外进修学习。这些人才学成后陆续回国，在科研和教学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在国际遗传学界的声音越来越强。其标志性的事件是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于1998年在北京举行。这是遗传学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后，第一次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大会。年近90的谈家桢担任大会主席。54个国家的200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遗传学——为民造福”主题，聚焦人类基因组研究。顺便提一下，英文“GENE”的汉译名“基因”，就是谈家桢引进并确定的。
1961年在复旦大学建成的遗传学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个以国际学术界公认的遗传学原理为指导的遗传学研究所。改革开放后加快了与国际接轨的速度和力度。1979年，谈家桢邀请他在美国的老同学带领一个学术团队，到复旦大学开设了分子遗传学培训班。经过洋老师和土学生的共同努力，中国遗传学一举跨过分子水平的门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上世纪90年代，谈家桢不失时机地向中央建言，应当重视生命科学的研究，主要是指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在中央的重视下，我国的人类基因组研究工作得以大踏步前进，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在迎接新世纪前夕，谈家桢感慨道：“毛泽东主席是有远见卓识的。四十年后的今天，‘明天的时代将是生命科学的时代，明天的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已成为世人的共识。”
作为一位人民的科学家，当谈家桢向人民领袖毛泽东郑重承诺“要把中国遗传学研究搞上去”的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的一生跟祖国的命运紧紧地系在了一起。爱党爱国是他始终不渝的情怀。1980年，他率团参加一次国际会议，在会上宣读了《关于人体基因文库建立》的专题论文。当他发现组织方在挂旗时有小动作，意图制造“一中一台”时，愤然提出交涉，直至组织方改正错误并道歉。此次事件发生后，谈家桢认识到，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在国际科学学术交流中，仍时时有潜涡暗礁，不可不防，不可不硬气。在后来赴台湾与台湾同行开展交流活动时，谈家桢宁愿放弃，也不签署暗含“小动作”的声明文件，直到台湾方面让步。
◆1990年，谈家桢与钱学森（左）在中国科协三届五次会议上。
谈家桢自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始即深知，作为参政党，首先的和最关键的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丧失过对共产党信心。他不但自己立场坚定，保持爱党爱盟爱国的一致性，而且也以极大的善意和耐心，影响他人，特别是那些民盟的朋友们。这在他与千家驹先生的交往中得以生动体现。
千家驹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文革”后担任民盟的副主席。同为民盟副主席的谈家桢，与其同龄，交谊颇深。千家驹在“文革”期间受到过严重冲击，他把自己的不幸迁怒于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因而产生了一种偏激的、极端的情绪。他曾不顾历史事实，把1953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关于农村问题争辩，解读成毛泽东的“泼妇骂街”，但实际上，梁漱溟在争辩后即真诚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此后一直称赞毛泽东对农业的重视。在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后，他旅居美国不归。在美国期间，千家驹发表了不少文章，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
1990年盛夏，谈家桢应邀再次访问美国进行学术交流。这次他受民盟中央委托来看望老友千家驹，并劝说他回国。在此期间，谈家桢谈到了自己在“文革”初期的“家破人亡”，谈到了毛泽东对他的关心，谈到了他始终坚持作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不渝情怀……谈家桢还告诉他，即使暂时不回国，也要尽量少写或者不写太直接和太犀利的评论国内政局的文章，诸如号召“和平演变”之类的言论。谈家桢也知道千家驹写文章的稿酬是在外谋生的重要来源，于是建议他“多写一些总结自身经验和记载中国历史的回忆录，实在有话要说时也以表达建设性意见的谏文为宜”。谈话过程十分平和，千家驹很少言语，显然是在沉思中。在谈家桢离开的前一天，千家驹终于表示，“这次听进去了。”
千家驹1993年回到祖国后，谈家桢曾两次托人到深圳探望问候千家驹。千家驹“始终珍惜和感怀谈家桢的诚挚友谊，并为最终选择回国，得到中央认可而感激不已”。回到祖国不久，他感觉到“21世纪中国必将成为世界的伟大的国家”。在新世纪之初，他激动地说道：“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使中国人民富起来，江泽民又使中国强起来！”
受谈家桢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情怀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夫人邱蕴芳。2013年7月1日，90岁的邱蕴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报纸报道：“谈老逝世后，邱蕴芳继承先生遗愿，继续奉献爱心，2009年曾捐资50万元在江西上饶县建立希望小学……6月下旬，市领导专程看望邱蕴芳老人，老人表达了有生之年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很激动，圆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邱蕴芳老人在入党审批会上表示，‘下一个目标，就是成为一名好党员！’”
（本文原题：《谈家桢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情怀》；来源：昆仑策网，转自“党史博采”）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