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规定了我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宪法实施要求公有制主体地位应该体现在农业、军工、能源、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森林、草原、矿产、海洋等）、电信、交通、运输、建筑、传统制造业、高新产业、批发、大型零售、财政、金融、贸易、教育、医疗、研发、文化等领域。在这些领域，凡是能用公有制企业来承担的，都应该用公有制企业来承担。对于公有制企业一时难以直接介入的，应该由国有资本或集体资本以占股等形式来介入。【1】早在2010年，至少按照某些合理指标（如国企数量相对民企数量比例；产出比例、劳动力比例等），在许多领域和在整体上看，我国改革已经把我国宪法确定的公有制主体地位改没了。【2】这不仅使得我党党员继续奋斗的深厚基础（很显然，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目标不是少数人发财致富，而是共同富裕、共享发展）遭受巨大侵蚀，特别是，它本身就是十九大所确立的不平衡矛盾的应有之义。很显然，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不是让少人数、少数家族暴富，而是让社会共有财富实现增长，而所有人在社会共有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得到各种保障，并实现人生价值。不解决公私之间的比例的不平衡问题，我国即使在短期内取得一些经济发展成就，即使不会如苏联解体一样毁于一旦，也难保太平。对此，《庆祝建国70周年回顾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五》已经从宏观的国家治理的角度加以论述。
没有公有制主体地位就没有有效的国家治理。从微观经济上静态地看，比如，一个人如果拥有3000万元存款，银行利率为3%，那么，他每年凭借银行存款利息就可以得到90万元的净收入。有多少劳动者一年会有90万元的净收入呢？那么，他这3000万元怎么来的呢？一般不是劳动所得。这种所得一般要么来自于投机，要么来自于政府的拆迁补偿，要么来自于“国退民进”，要么来自于私人利润分红。从微观经济上动态地看，如果一个人有了3000万元现金，他就可以用钱生钱，他的收入怎么可能仅仅3000万元呢？有报导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亿万富豪最多的国家之一。按照马克思理论，可以说，少数人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已经使得资本的再生产在中国早已不是孤例了。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吗？按照某些指标（比如最富有者财富、收入与一般老百姓财富、收入比例），中国早就出现两极分化了。按照列宁的阶级定义，中国早就出现一个资产阶级了。因为中国早就有一群人主要依靠拿工资的常人难以企及的利润取得收入。这些人就是列宁所定义的资产阶级，只不过没有掌握政权而已。如果连这个都不承认，那么，中国还谈什么马克思主义指导呢？而如果承认这个，就意味着新时代的改革必须坚持恢复公有制主体地位。
恢复公有制主体地位就意味着要剥夺一些人对巨额资源、资产的占有，从而剥夺他们继续凭借对资源、资产的占有获得更多财富的机会。一个拥有百亿资产的人，即使年收益只有10%，每年的财富增值也可以达到10亿。当少数人凭借地产、房产等取得了巨额资产后，必然会对其他人的生活造成侵害。如果不侵犯其他人的生活，他们的财富就无法实现增值。比如，就这个拥有百亿资产的人而言，如果他向工人支付更多的工资，从而使得工人的生活能够得到改善，达到基本生活需要的水平或者略高一点，那么，这个拥有百亿资产的人的年收入就不会达到10亿。香港当前发生的混乱不仅与外国干涉有关，也与香港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有关。香港实现根本的稳定有赖于重构香港的财产分配秩序。
从哲学的角度看，要剥夺一些人对巨额资源、资产的占有，关键是领导带头。《庆祝建国70周年回顾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四》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者，如毛、周、朱等，战争时节，他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和平时期，他们只争朝夕，建立公有资产无数，更护以强大上层建筑。终其一生，两袖清风，夙夜为公，为的是中华之崛起，民族之屹立。”建国者之所以这样，不仅仅是因为高风亮节，而且是因为他们拥有世间少有的政治哲学。因为他们深知，他们既然两袖清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上行下效，于是，一个政治清明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就能够建立起来了。反过来，假如毛泽东主席个人要建立家族企业，要拥有巨额的家族财产，那么，周总理、朱总司令也可以同样要求，而其它将帅和大小官员也就可以照此办理了，而老百姓的生活就不可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了。这样，不就是推翻一个四大家族的统治，又建立起一个若干家族的统治了吗？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者所不取和所不齿的。
再从历史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造反精神的民族。有史学家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脑袋如白菜，经常被割下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个财富的所有者觊觎另一个财富所有者的财富。而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周期律不也经常是因为土地兼并、财富集中、民不聊生吗？所以，从历史看，只有一个平均分配的社会才更为稳定。从现代世界史看，没有多少家族能够保持数百年的财富。而且，许多聪明的富豪在过世的时候，把资产都捐出去了。过去许多声名显赫的家族都销声匿迹了。四大家族今又何在呢？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所写“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描述的是政治人物的命运，用于描述财富的聚集、消散不也是非常合适吗？
恢复公有制主体地位意味着还保留一定的私有经济成分，也就是一定的私资、外资、个体三种成分。一般而言，个体经济力量有限，对我国的经济安全不产生重要影响，它的存在又能活跃市场。因此，本文不加论述。
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保留一定的私资的合理性主要有如下三点。第一，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是不能指望在很短时期内就把它们的比例做较大缩小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那种企图在短期内极大缩小它们的政策企图是“左”的表现。因为它会造成大规模失业，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甚至导致社会巨大动荡。这种动荡有可能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和加强。
第二，我国还处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个虽然已经波浪滔天的汪洋大海（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大混乱时代）之中，我国保持一定的其它所有制企业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是有益的。比如，我国的私有企业在国外发展时，所受到的限制可能比国有企业所受到的限制少。
第三，我国也有一些民营企业，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在它们处于蒸蒸日上之际进行较大的所有制变动会影响企业的发展。而且，它们本身也吸收了公有制企业的一些特性。保留它们会给中国探索更为适合中国国情的所有制结构多留下一个孔道。
但是，必须指出，中国需要一定的私资成分，决不能是《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所主张的那样“缩减国有企业部门”，将国企比例进一步降低，【3】不管是根据什么名词、道理。按照马克思主义公有制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这种可能来自西方教师爷的主张就是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灭国毒计。【4】
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保留一定的外资的合理性部分与保留私资的合理性是一致的。比如，在短期内，也很难大幅度降低外资比例。在世界各国经济联系如此紧密的时代，很难彻底消除外资。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外资在中国的作用将会得到极大的限制。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的判断是，外资的负面作用还很大，外资的数量还过多。怎样降低外资比例考验中国政治家的智慧。当然，外资比例的降低并不排斥引进新的外资。但这种新的引进一定要建立在充分合理的基础上。这样，中国就可以优化外资的结构。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无处不在。其实，激烈斗争的矛盾也是经常存在的。战争是最激烈的斗争形式，但军事是经济的表现，战争发生是因为经济上的矛盾无法在经济范围内得到解决。在毛泽东主席一代人的基础上，我国已经解决了外国借助军事手段攫取我国经济利益的矛盾问题。但当解决了这个矛盾后，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当外国无法依靠坚船利剑攫取中国利益的时候，他们就打起了经济战、金融战、贸易战、技术战、司法战、社会战、舆论战、理论战等和平演变的主意。毛泽东主席说，民族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问题。不同民族的问题因此实际上也就是经济问题。如何在中外的经济战、金融战、贸易战、技术战、司法战、社会战、舆论战中取得胜利，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理解了国际关系的激烈性就容易看出国内私与公的斗争的激烈性。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让中国私与公的激烈斗争大大降低了，但并没有让它彻底消失，而是还以不那么激烈的方式存在。不然中国就不会进行三反五反的斗争了；不然，也就不会有文化革命了；不然也就不会有这么大量的私企了。
在企业界、政府界工作较久的人们不难发现私人企业究竟是怎样在公有企业的汪洋大海的环境中兴起的。综合多位企业界人士的说法，可以想象，1980年代的时候，中国许多国有企业拥有许多国家通过各种办法花费大量外汇进口的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些设备有的就闲置了，有的被人们拆掉卖给废金属收购者了，有的以废金属的价格落入到私人企业手中成为他们的生产资料了。而当私人企业获得一些生产资料初步站稳脚跟，需要市场以实现进一步发展时，许多市场也是从公有制企业那里夺取的。田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的诗这样写到：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哪，这就是奴隶! ”
那些已经暴富起来的攫取了巨额资产、掌控了巨额资本的人对那些已经消失的国有资产、已经下岗的工人会怎么说呢？对未来因各种改革建议（如搞混合制，搞放开控股）也将消失的国有资产、对于将来在雇佣劳动中越陷越深的工人阶级又会怎么说呢？这是否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呢？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如果我们真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就不能不把它理解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列宁和毛泽东主席早就给发展下过科学定义。列宁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对于发展，笔者也曾给出一个带有哲学意味的定义：“发展是科学目的的达到”
（王今朝，2019）。所谓目的，总是有一个主体问题，即谁的目的。中国的发展的目的决不是少数人暴富，因而也决不能仅用少数暴富者来做判断。所谓科学目的，就是即使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角度来看，也有一个目的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问题。比如，在现代化工业基础设施没有很好建立的时候，是不宜把大量资源转移到消费品领域，不能用是否吃饱穿暖来判断发展战略的好坏的
（王今朝，2018）。理解了这些发展的定义，就可以明白，私与公的斗争贯穿可预见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始终。在可预见的将来，发展的结果，不是统一到社会主义，就是统一到资本主义。我们国家应该尽力避免后一种命运，那是一条死路。
不同所有制“各得其所”是建国初期全国政协《共同纲领》就提出的，在今天，它依然是处理各种所有制的正确方针和原则。它是同那种片面强调市场竞争有根本区别的，能够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之长，避免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和尔虞我诈、鱼死网破的恶性竞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之一。
为了在新时代贯彻“各得其所”的方针，首先，国家必须用国企来控制绝大部分战略性、影响国计民生的行业，以发展其主体地位和领导国民经济的作用。国企是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根本不是单纯追求资本利益的。不能按照西方企业制度来把国企私有化，也不可能按照西方企业制度把利润最大化或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主要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其次，对于某些新兴的战略行业，国企也应该进入。比如，在通讯领域，我们既有作为民营企业的华为，也有作为国有企业的中兴。我国国企或集体制企业应该全面控制大宗商品的批发（甚至零售）、大规模电商平台、信息门户网站等领域。
对于广大的民营企业，应该引导它们满足于不错的利润，但前提是其经营活动合法，不危害公众利益，要顾及环境、资源成本。
针对美国试图让中国公有制经济成分进一步下降的企图，更主要地是为了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我们的目标似乎可以这样考虑：如全社会经营性总资本（或国内生产总值，或商品销售和劳务服务的总量），应按照党的“两个一百年”的目标，通过发展和改革，使公有制经济在建党一百年时在一些关键的比例上应超过50%，在建国一百年时应在所有主要比例上达到80%，甚至是90%。如果没有和不实现类似这样的规划，我国的社会主义就难以得到有效的巩固和发展。【5】
参考文献：
1. 王今朝：《中国人视野中的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2. 王今朝：《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学占优设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注 释：
【1】一些人提出这样一种论点，既然国家还掌握着土地、森林、海洋等大量自然资源，再加上对生产设施的占有，中国就依然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这种论点是在玩弄概念。以公有制为主体要求在能够使用公有制的地方使用公有制企业来进行生产、流通和销售。在有的情况下，对于是否能用公有制人们可能有争论，但中国有大量领域完全可以是使用公有制的。比如，应该用集体企业或国有企业的办法来控制批发。公有制企业不可能搞不好批发。
【2】“从1998年到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中，国有企业数量所占的比例从39.2%降至4.5%；在全部工业资产中，国企所占份额从68.8%降至42.4%；国企提供的就业占总就业的比例从60.5%降至19.4%。1997年，国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7%，而到2010年已经降至15%。现在，非公部门不仅是中国创造最多经济产出（约占GDP的70%）和就业的部门，是强有力的增长引擎，而且也是创新最为活跃的经济部门。根据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报告（2009），中国65%的专利和75%的技术创新都来自非公经济。”见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114页。
【3】据有关报导，该报告预测（实际上是主张）“到2030年，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可能将从目前（2012年前后）的27％下降到2030年10％左右”。如见http://news.hexun.com/2012-02-28/138740110.html以及https://bbs.pinggu.org/thread-1366129-1-1.html等。这种表述在该报告的正式出版物中不见了。但其意图、“精神”和目标是否也不见了、变化了呢？
【4】马克思主义把所有制视为决定经济基础的核心变量。该报告的正式出版物也遵循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却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把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的观点。
【5】这里，我们不可能给出具体的准确的数字规划。但从理论上说，在一定范围内，公有制的比例越高，中国就越容易被人们承认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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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别系武汉大学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老教授协会财经管理分委会研究员、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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