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建国70周年，取得了巨大成就。最主要的成就就是，生产力已经今非昔比，东风正在压倒西风。由于生产力发展，中国高楼林立、高铁四通八达、支付方便快捷，普通百姓普遍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对于西方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高楼大厦再也不用仰视了。不仅不用仰视，而且因美国基础设施落后，内部民不聊生，对外穷兵黩武，政策朝令夕改，而对于美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快要充满鄙视了。生产力发展对于我国人民意识的改造之功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不仅中国人这样看，世界人民也这样看。连美国学者都认为，美国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毛主席时代，我们曾用政治的方法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当国门对西方打开以后，一些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看到国外发达景象都不禁咂舌，认为中国应该走西方道路。毛主席逝世后，这种潮流逐渐泛滥成灾。在新中国建国70周年之际，这个问题终于由实践解决了。这是东风和西风的较量。这是东风再次压倒西风的开始。我国70年一路走来，虽磕磕绊绊（如前三十年有“大跃进”和“文革”；后三十年则有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环境污染），但已能看到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希望。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世界格局中受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关注。为此，我们要感谢为中国生产力发展做出贡献的所有人，尤其应该感谢那些在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早期兢兢业业、不计报酬地为中国生产力发展做出贡献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它一切阶层、领域、行业的人们。尽管我国生产力已经极大发展，诸多可圈可点，但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庆祝建国70周年，需要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总结我国70年来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这个基本经验就是，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让中国以一穷二白为起点却在前30年迅速建立起初步完备的工业体系；正是前30年所建立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拖延了后30年一些人的私有化进程，使得中国不得不进行渐进式改革，使得中国有时间思考一些旗号到底意味着什么，也思考私有化之弊，从而在所获得的生产力基础上走向一个新时代。如果说，1949-1976时期的一大二公是公有化的过犹不及，那么，1978年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国退民进等私有化则流弊极深（王今朝，2019）。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它表明，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昌盛，考虑到私有观念的根深蒂固，今天中国必须努力彻底肃清不正确理论的影响，特别是努力彻底肃清私有化理论的流毒。
一、私有化理论在我国改开中泛滥的表现
我国近代长期落后的历史，不能不在改革开放后的诸多人物，包括领导人物身上表现出来。毛泽东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改革开放也有这样的规律在起作用。改开不久的1980年，西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头面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就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1986年，匈牙利学者科尔奈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短缺经济学》就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在华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空；1986年，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8年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由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据百度百科，20世纪整个80年代，张五常完全献身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分析、政策建议，其在香港用中文写的《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的前途”、“中国的经济革命”等著作一时洛阳纸贵，“风流万千”，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的改革者及青年学子。从1985年到1995年的10年间，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共10期各为期1年的培训班，全国共有417人参加了培训。【1】中国学界人物意识水平之低可见一斑。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西方贬损社会主义制度的学者纷纷访华，大量在华翻译出版论著，在我国制造出了国内人一般不好制造的公有制不行和私有制好得很的舆论。在这样的舆论铺垫下，中国要补资本主义课就不再是一种空谈，而是一种现实的威胁了。私有化论者在中国奉为上宾，不仅登上中国许多重点大学讲堂，成为许多知名大学的特聘教授和客座教授，而且进入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做报告”。赵某1988年特意接待本来早已在1980年访华过的弗里德曼，倾听他的“高见”。可以说，一时之间，私有化理论兜售在中国畅通无阻。不仅八十年代如此，九十年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八十年代还是私有化理论在中国的滥觞，那么，九十年代就是私有化理论在中国的普及和成长。在八十年代西方私有化理论涌入的铺垫下，九十年代中国彻底向西方私有化经济理论打开了大门。一些年轻的海归学者“学成”归来，成批带着西方经济理论原版教科书，一些出版社看到商机，大量进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汉译或原版引进工作。这就使得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充斥着了中国学者的书架，西方经济学话语充斥着中国大学的课堂。大量政府官员也开始被派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培训”或访问，大量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教师和科研人员开始被派到哈佛等西方大学做访问学者或“深造”。中国学术杂志也逐渐被方法和理论上的西化式研究占据了。私有化俨然成为中国的政治正确了。这就使得改革开放中私有化的理论愈演愈烈。于是，私有化的实践也就顺理成章了。90年代中后期的国退民进也就被普遍视为改革标杆，国进民退的政策也就被公然攻击了。在21世纪，私有化理论在中国继续发展。改革协会的头面人物公开攻击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德国的俾斯麦式的企业，公开主张中国的改革是要建立没有国有企业的所谓人民社会主义制度；中央政府一智库部门的知名专家说什么“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没有关系”，甚至造谣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不要公有制；北京大学一位经济学知名教授在上世纪末辩护自己提出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是公有制的新形式，到他所在学院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也不打自招承认自己就是要搞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企业改革协会的一位负责人还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是要把国有企业送到历史博物馆里”。对这样一些言论，主流媒体基本上没有反驳的声音。中国不是没有反对私有化的声音，但这种声音非常微弱。反私有化的大量文论长期不能在主流媒体、权威杂志发表，即使在网上，也常被删帖，被屏蔽，甚至被约谈，被警告。反对私有化的学者长期被边缘化、污名化、妖魔化，甚至被围攻。只有在党的十七大以后，习近平同志多次讲到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并且明确指出“国有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才使得情况有所改变，反私有化的声音才有所增加，但在舆论界声音仍然很微弱，特别是主流媒体依然作为缺乏，亮剑艰难。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发表纪念《共产党宣言》一百七十周年，宣传《宣言》消灭私有制的文章，遭到鼓吹私有化的人大量围攻。基于以上，似乎可以做这样一个判断：改革开放后中国私有化声音之强之广之长，连20世纪50年代中期右派对党的“猖狂进攻”都相形见绌。中外的私有化论者看似文质彬彬，满口仁义道德，但其“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的渐进策略，日积月累下来，就可以达到过去那种“猖狂进攻”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效果。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私有化论者的种种论调、表演已经根本不是学术见解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是系统的明目张胆的斗争行动了。
二、私有化理论在我国改开中泛滥的原因
意识反映物质。但同一物质可以在不同人那里反映出不同的意识。中国一穷二白的国情让毛泽东主席得出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而让其他人得出了需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让毛泽东主席得出中国要工业化的结论，而让其他人得出要搞农村建设的结论；让毛泽东主席得出农村要公社化的结论，而让其他人得出要三自一包的结论；让毛泽东主席得出三个世界的结论，而让其他人得出三和一少的结论。诸如三自一包可能在中国一些微观领域上较为适用，但这种理论一旦上升为宏观的指导理论，就容易成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一旦实践，就容易造出其它带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存在和发展的土壤。一旦农村取得突破，城市的私有化进程就难以阻挡了。事实上，中国私有化进程正是从农村实施类似三自一包的改革开始的，中国对美的韬光养晦与三和一少也可说是一脉相承。这就表明，在党内是存在着私有化的土壤的，是存在着对帝国主义软弱的土壤的。对此，毛泽东主席洞若观火，所以才在生前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问题看得那么严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私有化的意识形态在拥有长达2000年封建社会历史的中国根深蒂固。长期的小农经济容易使各行各业人士产生小农观念、私有观念。他们往往带着小农和资本的有色眼镜看待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生事物。他们往往看不到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前途，他们往往把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挫折过分放大，甚至无限放大，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抱有刻骨铭心的仇恨，这就使得社会主义事业无时无刻不处在两种路线、两个前途的斗争之中。除开八九d风波，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和香港这次修例就是这种仇恨最近在外部的表现，是外部反华势力支持内部反共势力、试图搞乱中国的证明。这是辩证法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原理的一种具体表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尽管私有化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根深蒂固，但它也不是中国私有化意识形态泛滥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这是因为意识并不唯一地取决于物质，意识还取决于意识主体所受教育、对未来的展望及在此基础上信心。从政策上看，也不能基于物质决定意识的理论，而应该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让社会大众牢固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私有化意识就没有市场；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让社会大众对社会主义的未来有着充分的信心，私有化意识就没有市场；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让社会大众受到良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私有化意识就没有市场；如果我们对于毛泽东主席制定的政策即使不可能全部萧规曹随，也不采取人走茶凉的态度（比如，继续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私有化意识就难有市场。而如果私有化意识没有市场，中国所有制改革的实践也不会因少数人的错误主观以及由此炮制的错误理论走上歧途。
三、所有制改革必须在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宪法依据
所有制安全事关国家经济政治安全。对于一些人，特别是带有敌对意识的人来说，只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必须运用法律武器来斗争。宪法是维护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基本法。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2018年1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全会重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如果宪法被违反，被践踏，就将国无宁日。私有化理论在中国是违反现行宪法的，也是违反我国的宪法传统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颁布的宪法看，它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第五条）的所有制结构现实，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第四条）的所有制改革方向，明确了“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第六条）。这样来看，私有化理论是违反身经百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制定出的并且其精神为后来宪法所遵循的中国第一部宪法的。经数次修订而基本延续至今的我国1982年颁布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六条），“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第八条）。第十二条则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第十五条则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可见，私有化理论也是违反我国1982年宪法及其精神的。对中国私有化理论的违宪不可小觑，因为它已经产生了普遍的实践后果：尽管有1982年宪法的上述规定，并且这些规定从其本质和内容上都延续到现在，但许多地方的集体经济在后来的改革中搞没了，许多国有企业也在后来的改革中也搞没了，而同时私人资本的力量大大增强了。许多人还在借口两个毫不动摇来行私有化之实。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认为，我们党高度重视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把实施宪法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为保证宪法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和制度保障。全会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要以这次宪法修改为契机，深入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把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2】宪法的生命和权威都在于实施。如果中国不有效地反对私有化理论，把这种谬论压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实现所有制理论的拨乱反正，宪法就没有灵魂了，更没有权威了。中国只有有效地反对私有化理论，建立理论的高压线，才能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有效地捍卫宪法尊严，在它们的实践中有效地保证宪法的实施。这也是新中国70年发展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经验。这个经验对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是普世的。所幸的是，十八大之后，我国开始系统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当前，围绕私有化的斗争正在前期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在未来三十年的范围内，可以预期，只要我们解决了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我国就会在建国100周年之际，在经济发展领域取得现在我们还想象不到的成绩。【1】http://ruc.cuepa.cn/show_more.php?tkey=&bkey=&doc_id=340693。【2】十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大作用，http://www.kunlunce.com/klzt/xinzhengcheng%20xinrenwu%20xinqianjing/2018-01-20/122485.html。王今朝：《科学回顾所有制改革的意义和方法 ——庆祝建国70周年回顾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一》，昆仑策网：http://www.kunlunce.com/gcjy/jingjijinrong/2019-07-22/135281.html王今朝：《改革中的所有制改革之度 ——庆祝建国70周年回顾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二》，昆仑策网：http://www.kunlunce.com/gcjy/jingjijinrong/2019-07-28/135439.html
（作者分别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老教授协会财经管理分委会、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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