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党的长期执政，关乎国家主权、政权安全，关乎人民福祉，必须高度重视。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西方敌对势力对外采取不同的方式、载体，特别是借用网络媒体传播、渗透所谓“普世价值”。“这些人真的是要说什么‘普世价值’吗？根本不是，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阐明、揭示、批判西方“普世价值”渗透的实质，这对于我们有效推进意识形态斗争，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一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版，第153页）西方进行“普世价值”的渗透试图瓦解别国的文化根基和价值观基础，为进一步颠覆别国政权做思想价值观方面的准备。
“普世价值”蕴含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承载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新兴资产阶级曾在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反对封建主义的价值观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而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资本主义的思想、价值观念只为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做论证，为资产阶级的私利服务。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是基于人的自私本性建立起来的。西方所谓“民主”“自由”，其实践表明是虚伪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民主从来就没有脱离资产阶级，而广大的工人阶级总是徘徊在政治民主之外。从资本主义的金钱选举可以看出，民主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是“钱主”。资本主义的自由也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
在国际上，为了使“普世价值”获得别国的信服，西方常常依托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生态实力等来进行“论证”。西方对外宣传他们的经济、科技、文化、生态等方面的成就是缘于资本主义的价值思想和精神，而对其自身罪恶的发家史、发富史则避而不谈。西方借用网络资源和技术优势，在网上“包装”西方的经济繁荣、科技进步、资产阶级“博爱”以及传播西方的信息资讯，营造“普世价值”的影响、氛围和环境，使别国民众不知不觉受此熏陶、感染。为此，一些国家的执政者和民众便看低自己，抬高西方，迷信西方。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就是如此。针对中国，西方则宣称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西方试图通过模糊二者的实质精神，以制造思想价值观的混乱，解构中国的精神支柱和核心价值追求。对此，我们应给予警醒和警惕。
二
“普世价值”蕴含西方资产阶级的基本理论。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凯恩斯、佛利民、哈耶克等，其理论的基本精神内容如资产阶级的私有价值取向和精神意识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资产阶级为了掩盖私有财产原始积累的罪恶，永久性地拥有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便对私有财产通过国家立法，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出于对人性“本恶”的偏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是：如要普通的人行善，必须用冰冷的“法制”来规范、要求。西方文化理论强调自由是人的天性，不应受到约束和制约。实际上，人们生活的自由首先受制于物质生产条件、物质生活水平的制约，否则自由就是抽象的，不现实的。
西方“普世价值”的渗透图谋消蚀别国的“理论基础”。一方面，西方吹嘘其在保护人的私有财产、思想言论、宗教信仰等方面是何等的有为；西方的法制是何等健全；社会是何等公平，等等，以此说服、感染别的国家民族，从而使其构成对别国的吸引力，赢得别国的好印象。另一方面，西方又对别国的指导思想、理论给予诋毁、污蔑，指责他国在思想政治、言论舆论、宗教信仰、游行示威等方面不自由，批判他国在保护所谓人权方面的失策和不力。就中国而言，西方对今天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以为然，视而不见，反而大力指责中国的一大堆不是。可见其指责、批评是另有它意，别有用心。西方“普世价值”的渗透，试图改变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促使我国指导思想变色、变质。
三
科学、合理、先进的国家制度及其功能的发挥，对确保国家价值追求、理想目标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制度是否适合，“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普世价值”涵盖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制等政治制度。基于“启蒙价值”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价值、制度本身不具有普世性，但一些西方国家基于私利，硬把这种代表现代西方社会的价值、制度说成“普世价值”。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世界政局格局深刻变化，凸显带有全球性、普遍性的难题如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全世界急需寻找共同的价值遵从，达成价值共识。以虚假的“人权”“博爱”“民主”“自由”为由，西方利用资本输出、文化输出等途径、方式以推行“普世价值”，以此否定一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消解一些国家民众的价值追求。西方借助网络平台、媒体肆虐宣扬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以贬低他国的政治制度和模式，试图使别国民众逐渐丧失对自身国家政治制度的认同。
对中国的快速发展，西方极力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搭便车论”“中国掠夺论”等，以此引起世人的关注或不满，为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营造声势或影响。西方图谋用西方多党制、三权分立取代中国以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用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进而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一些“网络大V”“公知”媚眼西方，传播西方“宪政”“新自由主义”，也给我国人民群众正确认知、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带来负面影响。
四
从理论上看，当今世界存在两大“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普世价值”的渗透涉及社会发展“道路”的竞争、斗争。两大政治发展“道路”，谁是执政阶级，代表谁的利益，一目了然。在西方“道路”陷入困境而社会主义道路蓬勃发展的境况下，一方面，西方想方设法对内增加工人阶级的福利，缓和因工人阶级抗争而带来的社会动荡和矛盾。另一方面，西方对外输出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宣扬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是“科学的”“先进的”，而贬低、唱衰社会主义道路，以转移自身内部矛盾和人们的关注焦点，以此试图在“道路”“主义”竞争方面获得更大更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从“普世价值”的实践看，西方走双重标准掩盖下的霸权路径：一方面，西方处处兜售“博爱”“人权”“自由”“民主”等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和发展道路，对别国施加影响，并屡屡得逞。像“阿拉伯之春”的出现、“拉美陷阱”的发生，其背后总有“普世价值”渗透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西方在向外推行“普世价值”过程中，为了迫使他国改变其政治发展道路，不惜通过武装、战争的方式干涉他国内政，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像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便是例证。对中国而言，西方一直没有忘记、停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演变”活动。通过渗透“普世价值”，发展、煽动、资助“藏独”“台独”“东突”等势力，策谋分裂中国，使中国政治道路“改向”。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面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复杂矛盾和严峻斗争的现实，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从讲政治的高度、防风险的高度、巩固执政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化解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从理论上研究西方“普世价值”渗透的新特点、新变化、新表现、新趋势，探索有效应对的方法和机制，打赢这场持久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来源：昆仑策网
【授权】，转自“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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