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汇报》常驻法国巴黎和欧洲的资深记者，郑若麟在法国工作生活了20多年。其间，他用西方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来讲述中国，让更多的法国人读懂中国。回国后，他通过电视节目等方式，为观众讲述如何跳出西方的话语体系来看待中华文明，让更多的中国人读懂自己，坚定“四个自信”。
为什么说中华文明的复兴势不可挡，我们应该怎样坚定文化自信？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郑若麟，听他讲述中国故事。
图为郑若麟在《中国正在说》录制现场。（资料图片）
用事实讲好中国故事
记者：您此前作为《文汇报》常驻巴黎和欧洲记者，经常在法国媒体上发表有关中国的文章，并应邀参加有关中国问题讨论，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您是如何向世界讲述今日之中国的？
郑若麟：今日世界、特别是西方最不了解中国的地方，就是不明白中国到底是如何崛起的。他们用西方的观念、概念和理论，来观察中国的政治、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社会……却不明白预测为什么都一一落空。
虽然他们所谓的“预测”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如果中国不采用西方的政治体制的话，那么要么中国崩溃、要么中国衰退、要么中国变成一个“法西斯国家”……总之，中国是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既发展发达，又和谐稳定。因此我就一直在思考，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成功。最后我得出了四个结论。
首先，一定要尽可能详尽地介绍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的政党。西方的政党，一定是某个利益阶级的代表。因此每个政党都只是代表社会各阶层中某一阶层的利益。因此他们需要多党制、需要轮流执政，来轮流为法国各社会阶层谋利。
法国社会党在2017年大选时，登记党员一共也就二十来万。用西方的概念，二十来万党员的党，统治一个6000多万人口的国家，当然是不合适的，具有某种“独裁”的性质。但中国共产党9000多万名党员，代表的是中国所有各个阶层，即全体人民的利益，无论是从比例还是从代表性来看，都是法国政党无法相比的。法国所有政党党员全部加起来也不到百万，其代表性远不如中国共产党。每次我将这个道理讲清楚时，他们也立即明白，指责中国一党执政“不民主”，绝对是荒诞无稽的。
其次，要介绍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让西方民众明白，中国是在怎样的历史困境中，艰难地通过浴血奋斗才获得今天的伟大成就的。很多西方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西方殖民主义对世界其他非工业化国家而言，是多么严重的历史性灾难。
再次，要介绍中国的自然环境。法国和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都拥有上佳的自然环境。大片的优质可耕地、一年四季的风调雨顺、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使他们无法认识和理解一个仅有7%的可耕地的国家，是如何养活近20%的世界人口的。这一点，我在法国给当地公众介绍的时候，很多法国人都感叹：原来如此，中国真是太不容易了！很多法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由此而改变。
最后，要讲好今天中国人的个人故事。中国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故事。而这种个人的故事是最打动人的。中国今天的个人故事大多是美好的、成功的故事。我在用法语直接撰写的《与你一样的中国人》（Les Chinois sont des hommes comme les autres）里，就讲述了很多普通中国人的故事，效果显然是非常好的。
讲好中国故事有很多方式方法，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我个人的经验是，一定要讲事实。事实才是打动人心的最重要因素。我曾经在法国一次讲座中，将中法两国在2008年时的现状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比较，这样的比较，显示出中国还落后于法国，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当我将中国从1978年到2008年的进步展现给法国人时，他们立即就明白了，必须以历史的发展的目光去认识中国、理解中国，也明白了中国的不易、中国的进步。
中华文明的复兴势不可挡
记者：您多次参加法国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和辩论，并强调“中华文明的复兴可以说是势不可挡的，而且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这样讲？
郑若麟：世界上的一切事务，都要通过比较，才能得到一个比较确切的答案。中华文明的复兴势不可挡，而且是历史的必然，并不是我随口而谈的，而是在与当今世界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群相比较之后，我才得出的一个结论，我认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结论。这个结论与很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在与一批所谓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进行激烈辩论后，我的观点说服了一批又一批的法国听众、观众和读者，最终一家法国出版社约我直接用法语撰写了一本有关今天中国的书。这本书后来以《与你一样的中国人》为书名，在法国出版发行。当时，有很多电视台、电台和纸质媒体介绍了我的这本书。
我在辩论中一直强调、甚至可以说是反复强调的，就是“中华文明的复兴势不可挡”，完全是因为中国是由一个强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有一支足以战胜任何试图在军事上征服中国的军队，拥有非常自由、蓬勃的经济贸易和完全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以及非常勤劳的人民。而这几点，迄今为止西方和法国并不了解，更谈不上认同。
所以，尽管今天的法国开始讨论，为什么中国近二十年会发展得这么快，但这种讨论其实是“中国威胁论”的另一个翻版。西方对中国一直是轮流使用“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这两大版本的。目前似乎正轮到“中国威胁论”时期。
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近代工业化进程中落后。如今，我们有着重新崛起的一切必要因素，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所有优势，都在一一被重新评估、更加凸显。所以，中华文明的复兴势不可挡，而且是历史的必然！
图为《与你一样的中国人》（法文版）封面。（资料图片）
筑起文化自信的新长城
记者：您在电视节目《中国正在说》中谈道“筑起文化自信的新长城”，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坚定文化自信？
郑若麟：首先要警惕西方无时无刻不在对我们进行的“精神征服”。我们中华文明是一种开放的文明，从来不拒绝来自西方或来自其他各类文明的文化和精神产品。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些文明具有一种征服特性；这种征服特性使得某些文明或多或少、或远或近、或明或暗地带有从精神上来改造其他文明麾下民众的脑子的“使命”。
文化自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有“知彼”的意愿和“知彼”的能力。只有真正认识了西方，我们才能建立对我们自己文化的自信。但要做到“知彼”是非常困难的。在这里，我要呼吁我们的媒体，要勇敢地承担起“知彼”的历史重任。
所以，要树立真正有价值的文化自信，必须从“知彼”做起，这样我们才能取长补短，既看到对方的优点，也看到对方的缺点；同样，也看到自身的弱点，但也看到自己的优势，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无懈可击的文化自信。今天我们有了一个莫大的优势，就是40多年来，我们经济的高速发展，正在日复一日地印证，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最适合我们国家、人民和历史的发展模式。这一事实对我们建立起文化自信，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文化自信就在我们面前，伸手可及。
记者：当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人们也往往会将西方道路与中国道路放在一起对比。您认为应该如何在国际视野下看待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郑若麟：这里涉及的是如何建立起一个用以相互比较的坐标系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在发展模式领域，世界没有一个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坐标系；西方的一切，与中国的一切相比较，差异性非常明显。问题在于，用在中国身上是正确的东西，如果搬到西方去就很有可能是错误的；反之亦然。这正是形成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一个特殊的地方。
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上都是类似的，而且它们之间在宗教信仰、历史、甚至人种方面也是类似的。中国却与它们完全不同。问题在于，西方人不理解的是，中国体制与当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就是一种中国人在中国文化传统背景下实现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因此，我们需要说明的，恰恰是这种特殊性同时还形成了中国道路、中国发展模式的借鉴意义。
我相信，一旦这一点为世界所理解的话，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魅力就会是无穷的。
（中国纪检监察报 记者 姜永斌 陈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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