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佳丨“认同危机”：香港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禁止蒙面法案颁布了，骚乱还在继续。香港正在变成《德国之声》口中的“示威之城”【1】。

 

破坏公共设施、殴打妨碍他人，掷燃烧弹、刺杀不同政见者，暴力事件正在不断升级。甚至若有人公开在街上表明自己是中国人，都有可能会引来不怀好意的群殴。

 

香港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些极端主义者，对“中国”和“内地”已经有了应激式的仇恨，似乎在他们眼里，内地和港府做什么都是错，正所谓画地为牢、动而见尤，直到极端厌恶“中国人的身份”。而从更广阔的群体来看，出现这样的认同问题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数据显示：“中国人”认同创新低

 

针对“市民的身份认同感”问题，香港大学自1997年以来每年通过电话采访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研究，并公开结果。该调查的问题设计较全面，调查人员会询问被调查者认同自己为“香港人”、“中国人”、还是“混合身份”（“香港的中国人”、“中国的香港人”），然后为各个认同的“认同感”和“重要性”打分。

 

调查将单一身份和混合身份分开，以剔除重合部分，便于人们理解。只认同“香港人”的，可以视作本土派，认同“中国人”的是亲内地派，认同“混合身份”的是中间派。

 

（香港大学：市民的身份认同感，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index.html）

 

（香港大学调查结果：对“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认同。）

 

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回归以来，总体而言，港人对“香港人”的认同是上升趋势，从34.9%到62.9%，对“中国人”的认同是下降趋势，从本就不高的18.6%，下跌到了10.8%。

 

大趋势中还有两段小趋势，以2008年为转折点。从1997年到2008年，港人对“香港人”的认同逐渐下降，对“中国人”的认同逐渐上升，甚至一度反超“香港人”认同。到了2008年，港人对“中国人”的认同达到顶峰，对“香港人”的认同跌入低谷。不过从此之后趋势扭转，“香港人”再度取得优势，成为主流认同。

 

（香港大学调查结果：对“混合身份”的认同。）

 

根据调查结果，对“混合身份”的认同也符合这个大致趋势。总体来讲，从回归时的接近一半（44.9%）减少到了勉强超过1/3（35.8%），从2007年到2010年，都维持在较高水平，然后趋势开始下跌。

 

这说明，香港的中间派和亲内地派都在萎缩，本土派在增强，已经成为相对多数派，为2010年代本土派势力登上政治舞台提供群众基础。

 

（香港大学调查结果：年轻人对“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认同。）

（香港大学调查结果：年轻人对“混合身份”的认同。）

 

更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人的态度。根据调查，18到29岁年龄组的变化趋势与总体一致，以2008年为拐点，经历了从更加认同“中国人”到更加认同“香港人”的两段趋势。到了2019年6月，认同“香港人”的高达75%，而认同“中国人”的只剩下2.7%，认同“混合身份”的为21.7%。

 

这说明在年轻人中，“本土派”成为绝对主流，中间派和亲内地派加起来不到1/4。这似乎可以解释自2010年代以来，年轻人愈发成为抗议活动的主力，而且手段越来越激进。

 

（香港大学调查结果：对“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认同感评分。）

 

调查让受访者对认同感打分，满分10分，代表绝对认同，0分代表绝对不认同。被调查者对认同感的评分，也符合上述的趋势。1997年，两个数字差别不大；对“中国人”的认同感一路上涨，在2008年超过“香港人”；之后趋势逆转。现在两个数字差别较大，对“中国人”的认同感仅5.87分。

 

说起来，港人的“中国人”认同并不一定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还可以进一步细化。

 

（香港大学调查结果：对两种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评分。）

 

对“中华民族一份子”和“中国国民”两种身份分别打分的做法始于2007年，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两种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都在下降，不过程度不一样。看上去港人对“中华民族一份子”的认同感更强（但也比“香港人”的分数低），而对“中国国民”的认同感跌破了5。这说明港人更愿意认同存在于文化上、历史上的某种抽象的“中国”或“中华民族”，而不是在他们北方内地那个实际上存在的“政治上的”中国。

 

（香港大学调查结果：对“世界公民”身份的认同感评分。）

 

有趣的是，港人发展出一种对“世界公民”的认同。从2007年开始，这种认同的得分大趋势也是下跌，低于“香港人”认同的得分，不过高于两种中国人身份的得分。

“怀柔政策”打造香港本土认同

 

综上所述，相对多数的港人本土认同较强，国族认同较弱；认同抽象的、文化上的中华民族，不认同现实中的、政治上的中国。

 

毋庸质疑，港人正在经历“认同危机”。【2】

 

笔者杜佳此前曾分析过，香港人在身份认同上“含混不清”的“根源”是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3】

 

殖民统治把香港和内地割裂，在南海之滨的小小一隅凑出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特征、共同心理素质，让生活在里面的居民有条件“想象”出一个“共同体”。这是港人认同问题的物质基础。

 

“共同地域”自不必说。殖民者实行所谓“怀柔政策”，而不是完全的同化政策（或者放任不管政策），在“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特别是“共同语言”上下功夫，有意识地推动香港形成本土认同。【4】

 

在英国治理香港的政治方面，港督全权管理香港政务。经济方面，发行港币，不与英镑挂钩，财证权下放，建立独立关税区。语言上立英语为官方语言，但是英国人也没有发动消灭中文的社会运动。

 

这不代表殖民者发善心。一方面，这是“怀柔”的体现，是为了看上去像是尊重中国文化，消解华人反抗情绪。另一方面，殖民政府有意识地引导，保留粤语作为口语，文言文作为书面语的中文语文。港英政府机关的翻译都比较“古雅”，如布政司、按察使等。

 

1920年代，内地掀起“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国民政府建立后，内地推行“国语”。解放后，内地推行普通话。国民政府曾推行汉字简化运动，后来被新中国发扬光大。但不管是“国语”还是普通话，还是简体字，都被港英政府严格抵制。香港在语言上必须有自己的风格，形成代表殖民地的“共同语言”，与中国（不管中国政府是谁）区隔。

 

长期以来，港英政府利用文化、教育政策，打造“共同心理素质”，为巩固殖民统治服务。辛亥革命后，殖民政府加强对教育的控制，严防革命思想渗透，提倡中国文化中保守、顺从的部分。【5】名义上是在“保留”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在利用守旧的文化对抗革命的新文化。

 

1930年代，为了抵制席卷中国内地的革命浪潮和民族主义情绪，对抗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抵消中国对于国族主义的强烈诉求”，港英政府开设公民科。1948年，香港公立学校“公民科”重要性增加，被列入会考科目。后来内地解放，港英政府更是“以公民教育作为灌输人民特定政治知识，以便对抗共产主义，维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最佳武器”。【6】

 

这可以解释为何港人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身份。

 

公民科的内容，就是培养港人的本土意识，强调遵守法律、服从政府，“反对政治参与”，“不需要政治也可以造成经济奇迹”。简而言之就是做港英政府的顺民。这种教育是“非政治化、与非国家民族化的”，目的是培养认同本土、忠于殖民地的“子民”，让本土认同压倒国家认同。

 

当然，所谓“非政治化”本身就是另一种政治，是通过去政治化的手段，让港人对内地政权视而不见，屏蔽内地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从而认同香港“本土共同体”。

 

总之，殖民统治及其政策是香港本土认同产生的物质基础和根源。港英政府人为制造“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用想象中的、文化上的中国来对抗现实中的、政治的中国，以巩固殖民统治。

 

香港回归后，殖民统治不存在了，港人得以“重新想象”中国。【7】这就是为什么，根据港大的调查，港人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在回国后逐年增长，在2008年达到顶峰。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这个趋势颠覆？

反国民教育运动

 

1984年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公民教育有所变化，在培养“子民”之余加入些许“现代化”内容，“加深学生对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的认识”，并增加对中国的介绍，为回归做准备。【8】

 

香港回归了，教育政策却没有根本改变。一方面，1996年，殖民地政府最后一次制定《学校公民教育指引》。回归后，为了体现香港在教育方面的独立自主，该指引被保留并延续至今。

 

港人的认同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是个涉及香港长治久安的根本性问题，可是港府却试图做“法律技术化处理”，殖民地时期所谓“非政治化”做法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9】只是“敦促倡导”在公民教育加入一些培养“国民身份认同”的内容。【10】

 

根据香港唯一的师范学校香港教育学院在2004年对香港各中学做的调查，公民教育的推行效果还不理想。而且“当课题涉及中国国民教育、政治制度和抽象的政治概念时，学校的关注较少”。【11】

 

另一方面，香港一直都没有加强国家认同的“国民教育”。2007年到2011年，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连续5年在《施政报告》上提出推动国民教育，港府开始做出尝试。

 

2012年上半年，港府制作了《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并向公众咨询意见，并打算9月开学推行。此事引发大规模抗议，并迅速政治化。

 

代表反对派冲在前面的有两个团体，分别是代表中学生的学民思潮，和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

 

2012年7月22日，教协、学民思潮和多个反对派团体成立“民间反国民教育大联盟”。29日，反对派团体发动“全民行动、反对洗脑”万人大游行。媒体报道有9万人参加。【12】8月30日，学民思潮发动“占领政府总部”。活动持续到9月9日，最高峰时号称有12万人参加。

 

8月份，教协制作《反洗脑国民教育科》小册子，将国民教育定性为内地政府针对港人的“洗脑”，“内容矫情和片面偏颇”，“使学生狭隘地认同中国政权”。

 

那如何才能不矫情、不狭隘呢？教协提出坚持“公民教育”，“推行鼓励理性批判思考，培养多元公民身份”，“才能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观，确保‘一国两制’下香港本位的‘一制特性’得以巩固和持续发展”。

 

所谓“公民教育”，上文已经提到，在殖民地时期，其实质是“子民教育”，何来“批判性思考”？强调本土认同，哪有“多元身份”？回归后公民教育的内容也没有根本改变。

 

“非政治化”的提法遮遮掩掩，其本质是用“公民教育”取代“国民教育”，是用本土认同代替国家认同，是另一种政治。正如上文已经说过，公民教育原本是殖民者反共的“武器”，本身即高度政治化。

 

香港回归后，从短期来看，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有所增长。但是由于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得不到解决，“武器”没有被改造，而且拿捏在别人手里，港人的认同问题就成了窗户纸，唯一的问题是何时何人将它捅破。等到2012年反国民教育运动中，反对派用自己的方式将这层窗户纸捅破，并占领舆论阵地，把握讨论节奏，将“国家”视为洪水猛兽，将“国民教育”视为洗脑，发动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以港府让步而收场。2012年10月8日，港府宣布搁置课程指引。

 

国民教育的缺位，自然导致一代又一代的年轻港人本土认同增强，国族认同薄弱，形势进一步恶化。上文的调查可以反映这一点。

 

从此以后，香港的大小问题很容易政治化，反对派、本土派每每诉诸“内地（中国）-香港”的二元对立，而召唤起大规模抗议。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代香港年轻人成长起来了。

 

注 释：

【1】德国之声. (2019年7月22日). 从金融之都到示威之城. 检索日期: 2019年09月09日，来源: dw.com: https://www.dw.com/zh/從金融之都到示威之城/av-49698308 

【2】林芬、林斯娴. (2007). 香港青年的中国观: 民族认同与学生运动. 二十一世纪,（164）, 66-86.

【3】郑宏泰、黄绍伦. (2002年10月). 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九七前后的转变. 二十一世纪, 页 71-80.

【4】陈云根. (2011). 香港城邦论. 香港: 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5】康玉梅. (2018). “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民教育与国家认同. 环球法律评论, 页 165-177.

【6】单文经、陈铿任、洪泉湖. (2001). 香港公民教育的历史发展与重要问题. 中等教育, 53(5),  页 58-76.

【7】郑宏泰、尹宝珊. (2016). 躁动青春. 香港: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8】香港教育局. (2012). 德育、公民及国民教育：课程发展历程简介. 检索日期: 2019年9月10日，来源: 香港教育局: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oral-national-edu/chronology%20of%20MCNE%20n%20policy%20addresses%2008102012.pdf

【9】同5

【10】汤惠芸. (2012年8月3日). 香港国民教育反洗脑风波来龙去脉. 检索日期: 2019年9月11日，来源: 美国之音:https://www.voacantonese.com/a/hong-kong-events-against-national-education-review-20120803/1454655.htm

【11】吴迅荣、梁恩荣. (2004). 香港初中推行公民教育的现况. 香港教师中心学报, 3, 页 72-84.

【12】同10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自“独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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