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米鹤都编撰，中港传媒出版社出版，内地版即出。
【编者按】2012年底，十八大后，因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中，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人都曾有过知青下乡的经历，知青一度成为社会上高度关注的话题。之后，习近平与李克强都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过自己的那段经历。与习近平一样，孔丹是一个出身于高干家庭的标准“红二代”，都在文革中受到冲击，都曾到自然条件极其艰苦的陕北下乡插队，又都在“九·一三”事件后先后回到北京。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目前为止的主流叙述包括两种。一种是梁晓声等作家为代表的“伤痕”叙事，即上山下乡浪费了他们宝贵的青春，对农村生活深恶痛绝；另一种叙事是王朔笔下那种“动物凶猛”（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式的大院子弟的狂欢叙事。前一种失之于太过“伤痕”，后一种则未免太过浪漫。孔丹在回忆录里提供的也许可以算是第三种，既不觉得青春被浪费，也没有把农村写成田园牧歌，而是他和当地农民一起，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下去。
因为经历相似，从孔丹对知青下乡的反思，我们也许也可以理解那段经历给习近平留下了什么。
知青上山下乡时，孔丹（左2）与伙伴们在地头吃饭的场景
农村这几年给我留下点儿什么？我觉得应该这么说：比较艰难的生活对意志品质是一种锤炼。从我的家庭环境来说讲，作为高干子弟，虽然我们从小没有什么过于优越的生活，但客观讲毕竟是有一些特定的生活内容。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北戴河，我父亲每年都会去的，他办公时，我们兄弟俩就跟过去，普通人是没有这个条件的。三年困难时期，虽然白薯面也好，榆钱儿也好，槐花也好，我们都吃过，但还不是那个时期最窘迫、最困难的人群。包括文革中，我们家里被关的关，死的死，但那时我一个月还有15块钱生活费，还能隔一段时间改善一下伙食，吃个炒饼什么呢。比起那些更艰难的家庭，可能还要好些。从整体来讲，从一生下来到今天，应该说生活最困苦的一段还是在农村，那是一个经年累月的过程。
直接跟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你就能很直观地看到生活的不平等、命运的不平等。这个感觉到我离开陕北时特别明显：他们永远留在那块土地上。一个农民，一辈子就是盼着吃饱饭、娶个媳妇、生个儿子、挣副棺材板。就这样过来了，这就是他的一生啊。因为环境比较艰苦，他们的寿命也比较短。他们直接跟我表达的生活理念，受苦人活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他们的欢乐，他们的悲伤，就拴在这么大的一个天地里。听听他们唱的歌，你就感觉出来，他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生活基础上经历着所谓的欢乐啊、痛苦啊。这种不平等在今天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改进的。
我们下乡，一下子面对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甚至在中国农民里头最苦的一群人。这个也是很难得的，这才是对人民的了解、对中国国情的了解。现在看，我插队的那些地方，其实都应当移民出来，不能再那样生活，对人、对生态、对环境都不好。严重的水土流失，把那山削的全剩下贫瘠的黄土，没有植被。再加上放羊，就说那梢林吧，我离开的时候就已经消退了。
后来，我在中信集团时，按照中央的要求和安排到云南扶贫，我们开汽车沿山路走，从红河地区开车三四个小时还到不了那个扶贫点。我们扶贫干点什么事儿呢？我们拿钱给他们硬化道路，就是修水泥路，建厕所，建公共的小学校。但是那些孩子们的的生活、学习状态，还是处在很低、很艰苦的水平。我在想，这种状况如果任其自然发展下去，这群人永远没有力量，从这个社会的底层走出来。孩子们基本上没有上学的机会，基本上没有通过高考这样一个哪怕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机会走出来，那他们怎么改变自己的命运呢？所以，通过下乡，我当时对那种不平的感觉很强烈，真是感到了身为一个陕北农民的命运有多么宿命式的无助。
我在村里关系最好的一家人姓高，他家里有三个娃，大娃、二娃和三娃。大娃是一脸的苦相，二娃、三娃的形象也还都在我脑子里头呢。我记得很清楚，后来三娃娶了个米脂姨婆，长得很俊秀，所谓“所谓米脂姨婆绥德汉”嘛。女方家就嫌这里太穷，拉着个脸。要不是没饭吃，怎么会嫁到高家川，简直就是没盼头。所以说要跟农民沟通，先决条件是你和人家要处在一个阶层，那时我们做到了。今天虽然身处另一个阶层，但我们的那种感受、那种沟通是不可磨灭的，而且会带给你动力。我的思想里，依然认可共产党的宗旨，这些不平等我们都解决不好，人民还是那样的生活，我们怎么对得起人民呢？
我觉得这是我实实在在的心态，可能我们党的队伍已经有相当一个数量的人早就忘记了这样的宗旨了，他奋斗的目标已经不是原来的了。但我还是这个想法，小平同志还讲共同富裕呢，财富的分配还得调节，这既是经济学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的重大主题之一，也是重力式发展的要求。反过来说，这也是执政党生存的基础。所以，在农村的经历不仅对我们是一种锻炼，还加深了和人民之间的感情。
（本文摘自《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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