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再评《古田军号》：在激烈的斗争中表现伟人

 

        “古田会议上，毛委员粲然一笑，红四军的天就亮了，中国的天也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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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历史上，1976年是一个令人悲痛的年份。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这三位中国革命的巨人相继去世，给中国人民的心中留下巨大空白。

七十年代末，领袖形象开始出现在银幕上，这给了群众以很大安慰。记得那个时候，每当银幕上出现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的形象时，黑暗的电影院里往往会响起热烈的掌声。 从那时起，四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在电影、电视剧中表现领袖，早已不再是新闻，但银幕、荧屏上的领袖形象，也很难再激起观众的热情，原因何在呢？ 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说，也许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个字：平面化。 

银幕上的领袖似乎就是宣传画中的领袖，他生活在一个和谐世界中，得到同事的尊敬和大力支持，他总是在发号施令，总是能够心想事成。敌人有时候会给他造成一些困难，但这只能反衬他的英明，因为这些困难，他在谈笑风生当中就解决了。

 缺乏对激烈的党内斗争的表现，缺乏对领袖在这些斗争中承受压力，面对考验，并最终排除万难取得胜利的表现，领袖的性格、人格特质等就不能得到充分展示，就很难在银幕上塑造出真正有魅力的领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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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英国电影《至暗时刻》，对丘吉尔的形象但塑造取得了很大成功，导演是如何做到的呢？

简言之，就是把丘吉尔置身于矛盾的漩涡中。

丘吉尔接任首相后，不仅要面对内阁里仍忠诚于前首相张伯伦的势力，如哈利法克斯勋爵制造的重重障碍，还要应对王室的质疑，同时还必须采取十万火急的措施营救被包围在敦刻尔克的英国远征军，准备迎接希特勒对英伦三岛可能的入侵。

在巨大的压力下，丘吉尔甚至有些失常了，他在地下指挥中心像一个老妇人一样喃喃自语，靠诅咒希特勒来释放自己的心理压力。

扣人心弦的电影通常是先抑后扬。

正是因为“抑”的如此之深，所以当丘吉尔最终战胜这一切，在国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激励英国人民团结一致抵抗纳粹时，观众的压力也得到了释放，甚至像自己取得了胜利一样高兴——“扬”的也就非常之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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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军号》的突破，就在于没有回避矛盾与斗争。 《古田军号》让我们重温了一个曾经耳熟能详但后来又被渐渐忘记的真理——正确的路线总是在同错误路线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

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党内、军内争论到焦点之一，就是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包括红军除了打仗之外，还要不要做群众工作？要不要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要不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建立根据地？等等。

影片开始的时候，毛委员和朱军长已经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来到了闽西，此时，虽然经过了“三湾改编”，但在红四军内部，在毛泽东和朱德之间，关于上述如何建军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而“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的到来，更是大大加剧了这种分歧。

如何表现这种分歧，对导演陈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古田军号》驾驭得相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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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在井冈山和毛委员并肩战斗、耳濡目染的经历，朱军长对比他年轻7岁的毛委员是信服的，但他毕竟是旧军人出身，还需要并且正在经历痛苦的转变。

陈力导演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表现了这种张力：朱军长抓到了几个偷偷出去抽大烟，还打伤了小号手老部下。对这种严重损害红军形象，破坏纪律的行为，朱军长怒不可遏，他一方面痛斥这几个人是“军阀作风”，一方面又羞辱性把银元摔在地上，让他们用被反绑着的手困难地把银元一一捡起来。

“用军阀作风反对军阀作风”，矛盾吗？的确是矛盾，但却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历史就是这样在矛盾中走来，并在矛盾中逐渐变得清晰的。朱老总正是战胜了这些矛盾，才从一个旧军人变成了“革命老英雄”，变成了备受全军爱戴的总司令。

“苏联范儿”的刘安恭，思维方式明显带有形而上学的特征，他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有严重的单纯军事观点，主张军队只管打仗。“中央特派员”身份和对“苏联十月革命经验”的坚信不疑，使他非常强硬，甚至跋扈。

影片中，敌人的“会剿”即将开始，毛委员还在给受压迫最深，受侮辱最重的妇女上课，讲授妇女解放的道理，这让刘安恭既不理解又不耐烦。他不明白的是，除非红军代表一种解放的、进步的、文明的力量，否则绝无可能战胜军事上远比自己强大的白军。

只有毛委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清晰、深刻、并且坚定不移要贯彻到底的——

红军必须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也就是说，相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红军必须代表一种更高层级的政治文明，必须具有显著的先进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革命的胜利，才能救中国。

这时候的刘安恭并没有意识到，离开毛委员的路线越远，失败就来得越快。以后还要流很多血、牺牲很多生命，才能使全党、全军明白这一点。

后来的开国元勋陈毅元帅，此时还是红四军的政治部主任，对这个问题认知还相当“混沌”，甚至没有过多考虑。

他最年轻，比朱德小15岁，比毛泽东小8岁，像是夹在两位“大哥”之间的“小弟”。他对朱、毛都非常尊敬，不愿判断谁是谁非，只是一厢情愿地希望他们两人和好——而在毛委员看来，这简直是忽悠他放弃原则，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才会怒气冲冲地对陈毅大吼：“我不和没有立场的人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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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军事观点，走州过府，大吃大喝的流寇主义思想和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革命早期难以避免的种种幼稚病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前委内部的意见始终不能统一，竟然在红四军七大上酿成了一场“事变”——毛委员以一票之差落选了总前委书记，而“八面美人”（毛委员对陈毅对批评）陈毅则当选了。

 在毛主席的政治生涯中，曾多次受到过不公平的对待，但这些打击都是来自于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中央。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这是毛泽东唯一一被自下而上地“推翻”。 可想而知这对毛泽东的震撼是巨大的，他离开红四军，到上杭蛟洋指导闽西特委工作，不久他又患上了疟疾，打摆子、发高烧，只得辗转到位于深山中的永定县牛牯扑养病，却又被国民党保安团突袭，几乎落入虎口，以至于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认为他已经牺牲，在《国际新闻通讯》上为他发了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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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委员永远不是能够被命运击倒的人。他到了闽西之后，闽西特委的工作很快就变得有声有色，土地改革、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妇女解放等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但对红四军来说，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毛委员的离去，反而凸显了他才是红四军真正的灵魂。失去了毛委员的红四军，出现了“人心涣散，队伍不好带了”的情况。9月，红四军召开八大，但由于由于没有领导核心，只能无组织地自由争论，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不久，红四军冒进东江，遭遇重大挫败，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第一、第二纵队各减编1个大队，第三纵队缩编为1个支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中央决定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的“九月来信”（红四军接到这封信时已经是十月底），才有了朱德、陈毅联袂迎接毛泽东重返红四军，也才有了毛泽东整军方案的提出和“古田会议”的召开。 

不经风雨怎见彩虹？毛泽东的领袖形象，正是在激烈的冲突中才显得有血有肉，观众在观影过程的感受不是疏远膜拜，而是为他揪心、为他紧张、为他忧虑、也为他释然，为他高兴。

 古田会议上，毛委员粲然一笑，红四军的天就亮了，中国的天也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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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军号》中，张一山塑造的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形象也是一大亮点。

影片中，他始终表情严肃，目光炯炯，作战归来汇报时，先问“毛委员呢？”虽然他是黄埔学生，又是跟着朱德一起上的井冈山，但在红四军七大到九大这段命运攸关到时间里，他始终是毛委员的坚定支持者。 林彪的戏不多，但他作为红四军中最优秀青年将领的政治态度，却体现的毛委员在红四军中深厚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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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维民塑造的“老裁缝”，则是《古田军号》中的另一大亮点，也体现了编导的别具匠心。

优秀演员总是演什么像什么，孙维民的老裁缝造型，很难让人和《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海棠依旧》中那位亲切、儒雅的周总理联系起来。

红军占领长汀，需要为3000名战士每人订做两套军服，这是一张大单，红军又讲究买卖公平，对一家裁缝店来说，真是好运来了。但事情并没有就此止步，红军的政治理想，红军内部人人平等的相互关系，毛委员的人格魅力，最终使老裁缝带着两个儿子，背着缝纫机加入红军。

老裁缝的选择，就是对毛委员建军思想的一个绝好注脚，实际上也是为影片中的全部争论做了一个明白无误的结论。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