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是斗争，合作也是斗争，只是形式不同罢了。不理解这一点，就会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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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中米关系出现波折的时候，中国方面都会要求米国遵守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原则。
三个联合公报是指哪三个呢？
1972年2月28日签订的《上海公报》；
1978年12月15日发表的《建交公报》；
1982年8月17日签订的《八一七公报》。
三个联合公报中，最重要是《上海公报》。
这份公报是毛主席亲自审阅同意的，是两国关系的真正基石，也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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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谈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米国采取了敌视新中国的立场，并入侵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和友好邻邦朝鲜，两国关系全面中断。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时候，出现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可能性、必要性。
原因有两个：
一是1968年8月，苏联入侵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一员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武装入侵的基础上，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提出了“有限主权论”，即：
“一国的社会主义危机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全体的危机，其他国家不能对此毫不关心，为了保护全体的利益，可以超越一国的主权。”
“有限主权论”的出现，意味着二次大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式解体。
因为“有限主权论”实际上否定了苏联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各自国情探索本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权利，同时也赋予了苏联武装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
这意味着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不仅不再是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力量，反而成为限制世界革命的一种桎梏。
二是米国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进行的长达二十多年的围堵，已宣告失败。
中国在被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不仅发展成了核大国，而且实现了工业化。
米国意识到，没有中国的参与与合作，米国在世界尤其是亚太地区将寸步难行，继续对中国进行封锁，客观上变成了对米国自己的封锁。
同时，对中国来说，也有和米国合作共同反对当时咄咄逼人的苏联霸权主义的需要；在米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承认中国平等地位的情况下，也有和米国以及西方进行经济、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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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毛主席一再指出并且高度警惕的那样，对抗的时候容易出“左”倾关门主义，合作的时候容易出右倾投降主义。
两国首次发表联合公报，必须坚持原则性。
丧失了原则性，合作就会变成投降，与米国合作的过程，就会变成主体性逐渐丧失，沦为米国附庸的过程。
近半个世纪后回看《上海公报》，就会发现这份由周恩来总理和基辛格博士具体操办，毛主席亲自审定的外交文件，堪称世纪经典，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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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公报》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在毛主席的坚持下，中米双方以开宗明义的方式申明了各自的原则立场。
其中中国方面的表述如下——
中国方面声明：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中国方面表示：
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
中国方面表示：
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以及在今年二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
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
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
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系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
这一段文字，再清晰不过地向米国和全世界传达这样的信息：中国绝不拿原则做交易，两国关系的改善绝不意味着中国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
有政治经验的人还会从两国各自原则立场的表述中读出更隐秘、更真实的信息：两国的交往，只是双方斗争的一种新形式。
对中米这对矛盾来说，斗争性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相对的。这个斗争也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从形式的角度来说，不仅包括热战、冷战，也包括和平与合作。和平与合作的本质仍然是斗争，包括控制与反控制，主导与反主导等——只有在认识上达到这样的高度，才能够正确地处理与米国的关系以及与西方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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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以直截了当的方式申明各自的原则立场，就没有为不切实际的幻想预留空间，反而为双方的务实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最为重要的台湾问题上，中方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
双方同意，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双方同意，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会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
双方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并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双方同意，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双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米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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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告》改变了世界格局，也确立了此后近半个世纪直至今天双方既合作又斗争的基本格局。
在两国关系面临变局的今天，中国仍然应该遵循毛主席当年指导制订《上海公报》时确立的原则：
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寻求合作，绝不为了合作而拿原则做交易！
如此，则中国幸甚！中华民族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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