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时期，伴随一场超越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革命的，是一场决定未来中国命运和走向的文化思想斗争。当时引领一代风骚的马家、杜家、孔家，争芳斗妍、剑拔弩张，各不相让。最后马家仁者胜出。超迈千古的五四文化革命 五四文化革命（1916-1921年）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另一页百家争鸣的华丽诗篇，华族沉潜千年之久的丰富想象力、创造力，又一次井喷爆发；其间，不论在规模和内容上，都超迈先秦的百家争鸣。虽然这时中外各种主义学说思想，杂然纷陈，万流竞进，但引领时代风骚的主要还是马家（马克思主义）、杜家（杜威主义）和孔家（孔丘主义）三家，彼此的激烈互动交锋，精彩纷呈；但是由于这是一篇短文，篇幅有限，将集中论述马杜两家的文斗，而且限于政治文化和社会问题两个领域。孔家已被边缘化，成了马杜两家攻击的靶子，被动应战，可略而不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场持续长达六七之久的三家文斗，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分有合；有同有异。平常是称兄道弟的朋友，以礼相待，论战时却横眉冷对，毫不相让。当时的两个领军人物李大钊和胡适之间亦友亦敌的关系，就是个范例。 五四初中期，杜家的胡适、周作人与马家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树人），联手发动文学革命、道德革命，猛烈攻击孔家的文学阵地、道德堡垒；末期，当战场转移至兵家必争的社会和政治领域，两家即化友为敌，成为论敌，针锋相对。 在此过渡期间，杜家在马孔两家的斗争中，充当了一个中介角色；质言之，杜家的胡适、周作人，大力引介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把当时人们的思想从根深蒂固的孔家纲常名教的罗网中解放出来，然后再在严峻的内忧外患交迫下被迫让位给马家；于是马家取代杜家，成为后期独领风骚的思想流派，有识之士、有志青年，视之为进步革命思潮，趋之唯恐不及。 百年后重温往史，李大钊在这个重大转折中，无论在思想理论上，人格风范上，都对当时和其后的中国思想启蒙、社会走向，起了超过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不可取代的关键作用；质言之，就是他从欧俄引进、宣讲马克思主义，将之中国化，并培养了许多承其衣钵的好学生，例如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毛泽东、周恩来等，迎来了中国的新纪元。 三家文斗的两组参考系 三家的文斗，错综复杂，内容繁富，为了便于理解和论述，特化约为两组参考系：一是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杜家推崇个人价值，集体价值寓于其中；反之，孔家和马家则推崇集体价值，个人价值寓于其中。二是理性与德性；杜家假定，凡是合理的都是道德的，德性附属于理性；反之，马家和孔家则假定，凡是道德的都是合理的，理性附属于德性。于此可见，三家的思想体系中均含有个人价值和集体价值，理性和德性；所不同的是，它们在三家的思想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先后位序、内在的有机组合，相异而已。 在承平时期，三家本可以像以往儒、释、道三家一样，和平共处，互融互补；但是，在五四这个风云激荡的多事之秋，救亡图存的迫切时代要求和任务，将三家的矛盾激化，以致在文化思想领域，展开了一场不是你要吃掉我，就是我要吃掉你、全盘否定论敌的恶斗奇观！ 一个基调，双重变奏 抑有进者，虽然三家一致接受民主与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五四文化革命的基调、主旋律和时代精神，但有各自的版本，所以到了五四末期，马、杜两家从联合走向分裂，一个基调衍生了三重变奏；杜家的胡适，高唱自由与人道，马家的李大钊则高唱正义与平等，孔家（新儒家的梁漱溟可为代表）则依违于马杜两家之间，基本上固守藩篱，原地踏步。 在与马家联手攻击孔家时，杜家的自由与人道的变奏成为时代的强音、主旋律，但随着国难日深，救亡图存的迫切时代要求任务，压倒一切，国人的注意力遂从文学、道德的领域转向社会和政治领域，马家正义与平等的变奏遂成为时代的强音、主旋律。 公天下的王道理想 如上所述，三家文斗的一个主战场是政治文化，也即环绕终极文化的理想、价值、范畴，展开论战。马孔两家信奉“公天下”，杜家信奉“私天下”。“公天下”的理想价值，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源远流长，源于《礼运大同篇》内“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也即“公”字当头的大同世界观、终极价值；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由仁导出来的王道政治的最高境界。积淀深厚，构成了有别于其他文明的思想和心理上的基本特征，中华文明的基因，因而具有内在本能性的反应机制reflex，决定中国民族的价值取向，喜恶偏好，从而制约面对引进的各种思想流派时选择的结果：合者纳之，不合者拒之。 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不论国难多么深重，挑战多么强大，例如在近现代面临欧俄文明的猛烈碰撞之下，也绝不能丢弃标志文化特征的终极理想和价值，否则中华文明势将无以自立自存自强自荣于世界文明之林，必将如德国哲人赫尔曼•凯泽林（Hermann Keyserling, 1880—1946）早在1912年所预言的，中国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特征，将会走向崩溃。 五四及其后的历史证明，确实如此。例如五四中后期，李大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正式宣告接受马家共产主义所标举的公的世界观和终极价值，直接上承孔家卫道士康有为的《大同书》、美国化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从而承袭阐扬了中国政治文化世代相传的“公天下”的大道、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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