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立虹：“以厂为家”激荡在企改大潮 ——重温习近平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之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重要指示，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习近平：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新华网2016年07月04日，来源：新华社）。而曾经唱得很响的“以厂为家”，伴随公有制企业工人阶级主人公责任感而生，一度成为国营集体企业的灵魂，其兴衰历程折射出国有企业的命运，也启示着做大做优国有企业的路径，更警示着当今国企改革的方向。故而发表系列感悟，此为第三篇。

 

“以厂为家”是职工与企业关系的特殊标志，倾注着职工对企业的一腔热血，而激荡在企改大潮中的忧国忧企涟漪，反映了工人阶级竭尽全力支持改革不合理经营方式和规章制度，坚决与假借改革搞垮国企的蛀虫斗争，期盼企业发展兴旺的责任感，而工人对企改每个阶段自身地位权利变化的刻骨铭心感受，以及由此对改革效果的影响，促使人们反思国企改革的立场、方向和目的，从中汲取改革攻坚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力量。

“以厂为家”是职工在企改不同阶段不同表达形式的晴雨表，反映了工人阶级为此奋斗奉献和付出的巨大牺牲，也折射出职工身份地位因企业性质改变的刻骨铭心感受。

1、 “放权让利”的初衷，是为企业“放权”，为工厂“让利”，结果却扭曲为厂长个人的“权”“利”双归，工人“以厂为家”也因此失去动力，但工人们不仅以善意平和方式呼吁政府扭转，而且以投身“双增双节”活动的实际行动书写了“以厂为家”新篇章。众所周知，企业改革起步于政府对企业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也收到了短期成效，职工经济收入显著提高。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计算，企改初期国有单位职工工资平均年增长幅度为改革开放前的6.3倍，可职工涨得多，厂长涨得更多，厂长们把“放权让利”扭曲为自己“权”“利”的双归，不仅使改革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还使厂领导与工人的关系越来越对立。职工想起以前干群不仅工资差别不大，而且有着鱼水情深的关系，改革之初不少工资高的老工人主动把调资指标让给厂长，可短短几年，厂领导就看不起工人，稍不随意就破口大骂，动不动就扣工资奖金，而且在管理和技术上也越来越鄙视工人，拒绝工人参与技术革新，滋生了资本家老板的做派。工人由昔日的满腔热忱以厂为家变成了对利益分配不公的满腔怒火，由参与技改和管理的积极主动变成了对厂领导贪占谋私不管企业死活的痛心疾首。然而，工人还是把厂子当作自己的家，积极投身增收节支、增效节能的“双增双节”活动，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坚决与大手大脚、挥霍浪费和糟蹋原材料能源的行为作斗争，踊跃参加合理化建议活动，推动企业把提高产品质量、推出适销对路产品当作最大的增收，把提高技术进步，节约固定资产投资缩短工期、减少工程浪费当作最好的增效，通过职代会等形式监督企业节约非生产性开支，节约各级行政经费、企业管理费，书写了“以厂为家”的新篇章。

2、厂长负责制、厂长承包制的本意，是解决集体负责弊端、增加厂长的责任感，但演变为厂长独断专行的事实，消解了工人“以厂为家”的正能量，但工人们依然以落实职代会条例的极大热情，推动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坚守主人公的“以厂为家”阵地。1982年、1986年全国职工状况调查表明，企业厂长由上级领导任命、委派，实行负责制，职工满意不满意、干好干坏都得接受，出现“主人担风险（企业办不好，领不到工资），公仆有保险（企业办垮了照样当官或调走了事）”，而且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为子女安排好工种，在提干、晋级、住房分配等方面给子女和亲属以特殊的照顾，彻底改变了原有一心为厂的形象。从1985年起国营企业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制度，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明文规定“凡全面完成任期内年度责任目标的，经营者的个人收入可以高于职工平均收入的一至三倍”，事实上经营者的收入超过普通职工远不止三倍；国家还规定应当采取公开招标办法，通过竞争确定承包经营者，但实际上都是主管领导拍板，企业的承包基数和分成比例等指标也取决于政府发包部门和厂长的谈判，而企业内部的承包也是厂长说了算，承包指标都是讨价还价的结果，根本不存在完不成的情形。关键是厂子承包后，拼机器拼设备拼人力，不管资源浪费不浪费，恨不得把油水榨干。工人们不明白，以厂为家那个时代物资那么匮乏，工资那么低，却都能为国家为工厂奉献牺牲，可改革了，工资涨了，物质也丰富了，却出现了“工人穷，厂长富，车间主任万元户，厂长挣钱没有数”之类顺口溜，工人中也有了盯着工资奖金和消极怠工现象，所以工人们就通过职代会实施最有效最权威的监督。人们熟知的《职代会条例》，实际上就是许多工厂行之有效民主管理实践的归纳总结，而且在《职代会条例》颁布以后，职工们又创造出很多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监督企业领导正当经营管理和反对挖厂子墙角的方法经验，也取得了显著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发生了河南工人阶级1991年无私支援豫南特大水灾的“1151工程”，即各地职工技协到灾区扶持一个企业，开发一项新产品，解决5项技术难题，实现年增产值100万元，各地能工巧匠、优秀工程技术人员由领导带队深入豫南20个县市、行程3万多公里，考察立项，进行技术攻关，解决技术难题206项、提供新技术115项，救活了一批企业，受援助企业新增产值1.23亿元，其中河南新乡市职工技协牵线协调的辉县市援助的驻马店地区化工总厂最引人注目，实现了产量、质量、稳定高产、优质低耗“四个突破”，被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称作“写在豫南大地上的诗篇”，工人技术扶贫人员毫无保留拿出绝技的勇气，支援单位拿出具有商业秘密的配方、设备、图纸的豁达，让灾区人民、受援单位真的看到了公有制企业的力量，真的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引自李长春《写在豫南大地上的诗篇》）。但必须承认的是，工人无论怎么以厂为家奉献牺牲，无论怎么与自私自利钻改革空子的行为斗争，都最终没有挽救厂长负责制尤其是工厂命运，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姓“谁”这个关键问题。而老工人李师傅以他们钢厂为例则道出问题的本质：厂长承包以后想给大家发奖金刺激工人干活，可工人一看他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成了领导，厂长一承包每年拿几十万的奖金，工人一个月才一二百块钱，厂子成了厂长的变相财产，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想怎么拿就怎么拿，工人丧失了主人公地位，不认为是在给自己的厂子干了，所以工人生气，消极怠工，磨洋工。这与计划经济没一点关系，他们把自己犯的错误强加到计划经济、工人头上去了，资产阶级就借着这个污蔑工人阶级“大锅饭、养懒汉”（知乎网，纪卓阳《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工人的积极性很高？》，激流网s首发）。

3、企业或卖破产或被兼并的改制，工人大量下岗，完全失去“以厂为家”的载体。20世纪90年代战略性改组，包括主辅分离、内退、买断、退养、退职、居家、下岗等，其中最重要内容就是“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当时叫做非常震撼的“砸三铁”，配套手段是非常震惊的铁心肠、铁面孔、铁手腕，老工人们至今不明白的是，“减员”了为什么没有“增效”？更重要的是“十五大”报告的“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的核心再就业工程并没有到位，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我国原有国有企业的职工1.1亿人，1998年则为5200万人，而集体企业职工原为4000万人更是锐减为1000多万，这减少的7000多万公有制企业职工，一部分转到非公有制企业，大部分人都下岗失业。可1999年春晚小品《打气》，黄宏高喊“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很多下岗职工纷纷质问：如果一个多次上光荣榜被厂长器重的人才，真为国家着想，应该留下来帮企业度过难关，为什么要不管不顾国家和企业而主动下岗呢？为企业奉献牺牲的职工和劳模都下了岗，只留下厂领导又怎么能“增效”呢？关键是“工人要替国家想”，厂领导是不是更应该替国家想？可实际上，这些厂领导一方面驱赶工人下岗，一方面却把企业改制当作最后的晚餐，使出各种不择手段侵吞瓜分国有资产，一时间刮起挖空心思、巧立名目的圈钱旋风，利益输送，资本外逃，许多本来还能维持的企业，结果被故意掏空、整垮。一家针织厂老党委书记常师傅说：共产党的最高宗旨是消灭私有制，过去，工人真正是工厂的主人，现在工人沦为雇佣工人，纺织局局长原来是纱厂厂长把纱厂搞破产后，转为私人，2600名工人成为雇佣工，供其榨取劳动剩余价值，工人哪还能以厂为家（知乎网，纪卓阳《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工人的积极性很高？》，激流网s首发）？当年的私有化，如同毫无秩序的自助餐，谁有钱谁有权就能多捞，其恶果一直影响到今天，工业基础，除了国家支持的军工重型装备制造，基本都完蛋了（本节下岗资料引自《关于当年的大下岗》，察网2018-01-18 ）。显然，尽管企改的历程（主要阶段）说法不一，但在职工看来就是由集体说了算到厂长说了算，由厂子姓“公”变成姓“私”，工人从主人变为打工者，从“以厂为家”到“无家可归”，不管此说是否准确，却是职工对企改历程的真实感受。

改革孕育了农民工，并取代传统工人成为工人阶级主体，既没有主人公地位又缺乏当家作主经历还带着资本主义传统劳资关系的印记，不仅使“以厂为家”黯然消失，而且引出关涉党执政基础牢固与否的重大问题。

1、农民工取代传统工人成为工人阶级主体。企业改制大批工人下岗，农民工却快速发展壮大，形成了每年增加1000万的民工潮。据有关统计，新世纪农民工群体总数在2～3亿，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4亿。媒体最新报道，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亿人，其中本地农民工近1.2亿人，比上年增加82万人，增长0.7%；外出农民工1.7亿人，比上年增加159万人，增长0.9%（人社部：全国农民工总量近三亿人，《 人民日报 》2020年06月05日 11 版），农民工事实上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他们从放权让利时期与传统工人争饭碗，逐步发展为与传统工人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且新一代农民工越来越同农业大生产相联系，已经基本具备了无产阶级的特征，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工人阶级意识。据广东省总工会调查，81.5%的农民工对自己的工人身份表示认同，对“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才完全是一个工人”的问题，70%认为工资收入是衡量自己职业身份的首要条件。但不能忽视的是，大多数农民工文化素质偏低，没有专业技能，只能从事最苦、最累、最脏的力气活，安全和健康没有保障，生活条件也极其恶劣，更严重的是劳动报酬低且工资常被拖欠。据有关方面统计，2003年中国全国死于工伤事故人数高达13.6万人，农民工占到80%，全国职工患职业病超过50万人，农民工就占到50%。而农民工只有6.7%有双休日，22.3%的有1天休息日，56.3%没有休息日；8小时工作制仅14.9%，8～10小时的38.5%、10～12小时29.5%、12小时以上15.5%。如此待遇、如此工作量，显然与领导阶级的地位相去甚远，由此引发大量群体事件。一份研究资料显示，1999年仅发生在深圳的大规模罢工至少在100起以上，没有部门能准确统计出每年发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罢工起数，广东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是每年一万多起，仅2004年1至7月份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出事件达到540宗，涉及人数5.73万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工人阶级主体如此状况，直接引发出关涉党的执政基础牢固与否的重大问题。

2、农民工没有真正走上工人阶级的政治舞台。农民工虽然在数量上成为工人阶级主体，但与传统工人不同，并没有实现作为领导阶级走向政治舞台的思想飞跃，也没有孕育担负党的阶级基础使命的政治自觉，这种理论上地位身份转换与现实依旧定格原状的巨大反差，来源于其固有的先天特性。农民工，成长于私企雇佣环境，具有私有企业传统劳资关系的特征，既缺乏传统工人的主人公经历和当家作主的实践，也没有传统工人的成长环境和素质培育，尤其是雇佣打工的身份，经常被拖欠血汗钱的境遇，随时被撵走的威胁，决定了他们还不能作为领导阶级走向政治舞台，尽管他们背井离乡很想像传统工人那样以厂为家，现实又不允许这种越位的奢想；尽管他们之中也有走向管理层甚至当选为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但只能是个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统计表明，各级劳动监察部门为劳动者追回的欠薪数目逐年上涨，从2002年的14.5亿元开始，2003年几乎翻番为27亿元，2005年、2006年都达到58亿元，这一看涨的成绩单背后凸显着农民工的真实境遇。农民工虽然也有为争取基本权利和改善劳动待遇的维权意识，但由于天然的缺乏组织关心，这种维权基本都是自发性。深圳某台湾鞋业有限公司的管理和保安人员经常体罚工人并克扣工资，结果引发3000多名工人参与的大罢工，工人在厂内砸玻璃、烧垃圾、呐喊示威，以示抗议。大连某日本独资企业，由于工人工资水平过低，工人多次反映而资方不予理睬，于是，爆发有6000多人参加的罢工。不可否认，老一代农民工很羡慕公有制企业工人的扬眉吐气，但新一代农民工看到姓“公”工人不断加入到打工行列，反而表现出看热闹的味道，加之他们在农村还有家有地，依旧没有跳出挣钱养家和在城市奋斗一套房子的圈子。所以，新老农民工都没有感到自己已经成为领导阶级，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更成为党的执政基础，势必在取代传统工人成为工人阶级主体后思想和行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还有不容忽视的是，农民工与大学生无产者化产生的新博弈。据教育部公报，2007年入学大学生567万，应届毕业生495万，而2006年人事部调查数据，6成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很多大学生争着去餐厅做服务员，跟农民工抢饭碗，许多企业在招聘时都有本科及以上的学历要求。农民工所面临的大学生抢饭碗的残酷现实，大学生与实际上同属工人阶级阵营的农民工展开激烈的谋生竞争，而且正以自己的优势占据上风，使农民工的危机感日益增强，也促进了工人阶级队伍的重大变化。工人阶级这两大群体颇像“以厂为家”年代工人与技术管理人员，他们能不能回到当年的关系成为企业发展乃至辉煌的支柱，关键在大氛围和大环境，更在于党组织引导的桥梁纽带作用，所以这又成为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

“以厂为家”从时隐时现到几乎淡出，职工主人公地位也淹没在企改浪潮，所造成的与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和国家政体的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背离，以及劳资矛盾日益加剧的现实，迫使人们重视“以厂为家”引出的重大理论话题。

“以厂为家”是工人阶级的高度政治自觉，其根本前提是工人能把工厂当作“家”，而私有企业自身就是以“家”形成的的经营单元，无论是原创还是转化而成，都以私人发财和追求私利私欲为基本特征，具有排斥非“家”人行使主人权利的天性，亦即不容许打工者以厂为家，而其同“公”不可调和的绝对对立性，更使带有“公”字印记的大公无私以厂为家难以存身。于是“以厂为家”就引出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已成为工人阶级主体的农民工，理所当然是国家主人，在其工作的私企能不能行使主人的权力，该不该拥有当年工人阶级以厂为家的地位？进而言之，随着企业改制和私有企业的迅猛发展，企业几乎都实行了私有化，工人阶级几乎都成了打工者，所造成的与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和国家政体的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背离，势必引出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工人阶级，还是不是最先进的领导阶级，还能不能当家作主，这些关系中国共产党根本性质和国家工人阶级领导政体的重大问题。社会上一些人认为，私企的主人是企业老板，农民工以及所有打工者是被雇佣，他们如果以厂为家就是越位，甚至侵权。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济关系、劳动关系和利益关系等方面发生新的变化，工人是干活的，是体力劳动者，工人在企业里是被管理的，不能也不可能体现出领导地位。

然而，党的几代领导核心都毫无例外地明确了当代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强调，工人阶级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同社会化的大生产相联系，因此它的觉悟最高，纪律性最强，能在现时代的经济进步和社会政治进步中起领导作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136页）。江泽民同志1990年1月25日在给石家庄第二印染厂全体职工的信中明确提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所在，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旗帜鲜明指出“工人阶级是主人翁，主人翁地位要体现出来”，并要求“通过工人阶级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必然更为充分地发挥当家作主的能动作用”。这一切都表明，不管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发的经济关系、劳动关系和利益关系巨大变化，还是工人阶级队伍及其劳动方式、内部结构呈现诸多新特点，不管是企业改制破产大量工人下岗和转入非公企业，还是工人阶级在企业身份地位的变化，党中央都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始终维护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都始终认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本质和历史使命没有改变，任何阶级、阶层都不能取代工人阶级（资料源自工人阶级 - 百度百科）。这就必然要求党和国家立足党的执政根基和国家政体的根本，极端重视失去“家”的传统工人和本来就没有“家”农民工。不仅要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指示，发挥职工主人公的巨大能动性，重新释放当年工人阶级“以厂为家”的激情，像当年依靠工人阶级拼命拿下大油田，度过帝国主义封锁卡脖的难关那样，创造令资本主义企业羡慕惊叹的辉煌，使国有企业“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更多的吸纳广大工人尤其是优秀的农民工，真正成为“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引自《习近平：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新华网2016年07月04日，来源：新华社），真正成为落实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基本阵地，党的先进性和工人阶级有力量的示范基地。更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企业发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跟进到哪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就体现在哪里”的要求，坚持非公企业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要建到哪里，使非公企业党组织成为凝聚吸引团结非公企业职工、维护非公企业职工合法权益的战斗堡垒，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工等打工群体实际存在的“春风不度”现象，让农民工感到“组织在身边”，自觉“有事找组织”，感到“这里有组织”的力量，能够融入企业，融入城市，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追求，不再有受歧视的感觉，不再有找不到“家”的苦恼，用党建工作的“魂”燃起农民工执着奋斗、创业奉献希望之火，把党建工作的“根”深深扎在农民工的泥土，全面扩大党在新社会阶层的影响力、巩固党在新形势下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从而推动农民工敢于像国有企业工人那样挺起腰杆说话、挺起腰杆做事，能够有“以厂为家”的用武之地，在党组织带领下走上民主管理的舞台，真正担当起领导阶级实现中国梦的光荣使命。

结  语

“以厂为家”的足迹，见证了工人阶级真实支持和参与企业改革的热血激情，反映了企改大潮中工人阶级的奋斗奉献和牺牲，也表达了职工身份地位因企业性质改变而位移的刻骨铭心感受，映照出农民工取代传统工人引发的工人阶级主体巨大变化，更推出党的阶级基础和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重大现实理论问题，急切呼唤党和政府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增强非公企业党组织凝聚力，巩固和开辟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阵地，创造当年工人阶级“以厂为家”的辉煌。

参考文章：

《习近平：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新华网；

宋方敏《我国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不能变！——兼论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正确选择与风险》，昆仑策；

纪卓阳《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工人的积极性很高？》，知乎网，激流网s首发；

《关于当年的大下岗》，察网2018-01-18。

鸣谢河南好友王坤鹏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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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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