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眼里的孔子、中国哲学与文化▲（采访者简称▲，下同）：张老师，长期以来，许多人都想了解马克思对中国的确切看法和评价，您在二十多年前就做过这方面的探索，您能否更具体地谈一下马克思对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观感？●（被采访者简称●，下同）：你提出了一个许多人都想了解的史实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用“马克思的中国观”作为此次访谈的话题是比较适宜的。因为就“观”而论，乃是一种最基本的看法，如“自然观”“宇宙观”“世界观”等；“观”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直观，就是“看”，既然“看”，就必须能看到一些具体的细节，而不只是宏观的、抽象的概述。十多年前，我曾经写文章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屡屡称中国为“天朝帝国”，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块“活的化石”，是“僵死不动的东西”，“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等等，有些用语激烈而尖锐，如今的中国人读起来很不是滋味。殊不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旧中国的真实写照，其入木三分的笔法可与鲁迅笔下对旧中国国民性的揭示相比拟，颇能反映19世纪处于衰败深渊里的晚清中国社会的沉疴垢弊。但这并不代表马克思对中国的整体性评价，如果我们能借用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深邃目光来反观自身，对于正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当代中国和已遍及世界各地的华人而言，不无裨益。▲：马克思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关注，他对儒家创始人孔子究竟是怎样一种看法？●：马克思一生都没有跟中国人直接打过交道，他和恩格斯并没有关于中国哲学与思想文化的专著与专论，但对于当时在欧洲家喻户晓的孔子其人却给予了引人瞩目的关注。马克思有时喜欢用“孔夫子”一词讥讽或调侃对方。譬如，他称英国庸俗经济学家麦克劳德为“伦敦西蒂区的孔夫子”；当他与年轻时的师友、青年黑格尔派的左派代表人物、流亡英国的德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卢格分道扬镳之后，他把年长于他16岁的卢格也称为“孔夫子”。由于孔夫子（Konfuiczius）在德文中的拼写跟“糊涂虫”（Konfuicsius）只差一个辅音字母，发音相同，故当称呼某人为“孔夫子”时，就有可能造成一个俏皮的双关语：第一种意思是承认你有学问，可以被尊为学界翘首或思想大师；第二种意思是说你虽有学问，但却有点迂腐的学究气，甚至稀里糊涂地像个“糊涂虫”。马克思在谈到卢格时，就运用了这种双关语，他说：“（卢格）作为流亡者所固有的通病——思想模糊和糊涂的典型代表，作为他们的孔夫子，他理应在他们中间为自己确立显眼的地位。”本来是两个毫不相关的名词——一个是德语中的固有名词（糊涂虫），一个是对汉语的音译（孔夫子），由于拼写和发音的相似，就把孔子与糊涂虫联系起来了。因此，当时德国学界为了避免这两个词汇的混用，有时就把“孔夫子”直接称为“中国人”。此外，对“孔夫子”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命运变迁。十七八世纪，孔子是欧洲知识精英尊崇的偶像，而到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孔子在欧洲的地位下降，只要别人攻击你是“孔夫子式的博学”，那么，你就类似于鲁迅笔下孔乙己式的老学究或“糊涂虫”了。黑格尔对孔子的讥讽可谓一针见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黑格尔死后仅仅9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惨败，从此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在这种大历史背景下，在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驱使下的欧洲人，谁还会去美化自己的手下败将呢？然而，二百年来中学西传对欧洲思想界的影响，其流韵余风不是一日之内能够挥之而去的。当马克思提到“完善的中国人（孔子）才是共产主义者”时，那又是一番景象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引用了杰出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卡贝（Cabet）的一段话就非常有意思：“你们这些反对集体制的人……就让我在你们面前询问一下历史以及所有的哲学家吧：请听！我不来对你们谈及许多实行过财产共有制的古代民族！也不来谈及希伯来人……埃及的祭司、米诺斯……莱喀古士和毕达哥拉斯……孔夫子和琐罗斯德，最后两人之中，前者在中国宣布了这个原则（共产主义——引者注），后者在波斯宣布了这个原则。”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欧洲思想界对孔子和中国儒家思想的认知。在16—18世纪的“中国风”中，孔子被看成自然神论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大同主义”）的思想先驱以及绝顶聪明的古代智者，孔子在当时欧洲人的心目中，是一位伟大的启蒙者，其地位不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正如伏尔泰所说，甚至在欧洲城乡的一些大路口，也可以看到树立着孔子的语录牌。法国耶稣会士李明曾于1700年在巴黎出版了书信集，其中收录了孔子的一些故事和体现其道德原则的格言。▲：也就是说，在18世纪“中国热”前后，欧洲人对孔子的评价是褒贬相异的。●：是的。“中国热”退潮之后，在德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反莱布尼茨与沃尔夫“独断论”的逆向潮流。然而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孔子仍然有相当的声望，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从中国人（孔夫子）那里剽窃来的‘天梯’”的讥讽言辞中，可清晰地看到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1850年合写过一篇《国际述评》，在这篇述评中他们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就如同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两者之间具有共同之点。这句话透露出的重要信息是：这两位思想家曾经认真研究和比较过中国儒家空想社会主义与19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异同，也认真研究和比较过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异同，否则他们不可能得出上述结论。认为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具有相似和相通之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并非孤证，实际上他们早就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如1839年12月9日，恩格斯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现代泛神论，也就是说，黑格尔，在中国人（孔夫子）和袄教徒那里已经可以找到，除此之外，它在加尔文与之斗争过的自由思想家宗派中也明显地表现出来。”黑格尔的“神”就是“绝对理念”，中国哲学的“神”就是“太极”，而袄教即指琐罗亚斯德教，它奉“火、气、水、土”四元素为“神”，这三派哲学的“理性”实体和具体的物质实体都相异于基督教的人格神。▲：这样说，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和研究过中国哲学？●：这是肯定的。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开始，德国学界就有研读中国哲学的传统。马克思对中国哲学也很了解，如1842年马克思在批评德国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国家报》时，透露了他曾经研究过《周易》及其卦爻的信息。他写道：“书报检查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杆之对出版物，正如中国人（孔夫子）的直线——八卦——之对思维。检查官的八卦是著作的各种范畴；而范畴，大家知道，这是多样的内容中本质的典型的东西。”这至少表明马克思已经了解到，八卦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爻画阳（—）与阴（- -）体现了中国人思维中的阴阳辩证法。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马克思在批判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时却赞扬了中国，他说：“我们不要那种恶劣的书报检查制度，因为甚至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它是十全十美的，请给我们（这只要你们命令一声就够了）一种完善的报刊，这种报刊的原型好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前中国就存在着一种被马克思认作“完善的报刊”的“原型”——这只能是莱布尼茨眼中理想化的文化中国形象！马克思于1853年5月撰写了一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时政评论文章，文中分析了中国太平军起义的原因和性质，指出中国事变对欧洲经济和政治发展将会产生影响，但马克思劈头却提到了黑格尔，他说：“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contact of extremes］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个习俗用话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在谈到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可能产生的影响及结果时，马克思首先想到了“两极相逢”和黑格尔的“对立统一规律”这一哲学问题，而且认为中国的革命将会验证这一规律。这段话反映了在马克思的思考中：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两者不仅在泛神论上具有“共同之点”，而且在辩证法上也有“共同之点”。▲：19世纪下半叶，欧洲存在一种现象，只有去贬抑中国，才属于“政治正确”。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还关注和重视中国文化吗？●：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也是熟知的。例如，他们在其著述中写到了中国的生丝、茶叶、瓷器、万里长城，等等。如：“至于茶叶，大家都知道，由于中国革命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混乱，出现了投机性的需求。”“官僚机构曾经在自己和公众之间建立过一座像中国的万里长城那样的长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还用了不无文学意味的笔墨描写道：“在伦敦最热闹的大街上，商店鳞次栉比，橱窗中陈列的世界各地的财富琳琅满目，有印度披肩、美国手枪、中国瓷器、巴黎胸衣、俄国毛皮、热带香料；但这一切娱世物品，额上都贴着决定命运的白标签，上面写着阿拉伯数码和简写字……这就是商品出现在流通中的景象。”在马克思的笔下，甚至连中国的木偶戏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这说明他对中国的一切都不陌生。即使在1840年之后西方普遍贬损中国文化的情况下，马克思仍然对中国文明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譬如，对源于中国的“三大发明”，马克思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名家访谈
张允熠，男，1951年生，江苏沛县人，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常务执行院长，中国科技大学哲学教授，中国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哲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等职务；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负责人、马克思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徽省朱子学会顾问、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务。出版专著《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1998年）、《历史的抉择——中国人为什么要接受马克思主义》（2016年）等；发表论文《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脉渊承》（1998年）、《马克思主义形成背景中的欧洲文化传统》（2012年）、《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欧洲深层思想文化背景究探》（2013年）等100余篇。先后独立承担过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和多项省、部级社会科学课题，正在承担国家社科重点项目1项、重大攻关项目子课题1项。曾获省、部级科研奖励4次，地、市级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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