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鸣：必须正视我国从非常态复苏走向常态增长的四大制约因素

尚鸣：必须正视我国从非常态复苏走向常态增长的四大制约因素

2021-06-09

一季度经济恢复性增长超出预期，各行业盈利均好于去年同期。1-4月份，41个工业大类行业利润同比均增加，其中有10个行业利润增速超过100%，占24.4%；14个行业利润增长50%-100%，占34.1%。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5943.5亿元，同比增长1.06倍，与2019年同期相比，利润增长49.6%，两年平均增长22.3%。尤其是产业链上游的企业受市场需求改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增长非常迅速，1-4月份采矿业利润同比增长1.03倍；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3.66倍，前期恢复较慢的餐饮、旅游等行业都快速复苏；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大幅增长……多项指标显示，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修订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把中国全年的经济增速预期提高到了8.4%。在恢复性增长的乐观情绪和看多的市场氛围中，下一步能否从“非常态”复苏走向“常态增长”，特别是能否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在美欧等主要经济体疫情控制以后，能不能持续稳定的发展，保持中高速的增长态势？能不能从投资导向型转向消费导向型，从高碳的生产方式转向低碳的生产方式，从传统的产业向高端的产业转型。我觉得仍面临着一系列的制约因素和不确定性，需要正视问题，稳妥应对。

一是我们的发展环境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革。疫后中国经济面临众多不确定性，最大不确定性、最大的挑战来自美国对中国的打压遏制，来自中美对抗引发的国际政治经贸格局的变化。经过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战中的摸索和极限打压，拜登上台三个月的评估，美国已形成了一套应对中国崛起的新战略。美国两党共推的战略竞争法案、无尽前沿规则，动用所有战略、经济、科技和外交工具抗衡中国，非常细致地部署了在各个领域打压遏制中国的战略和策略，是冷战后美战略目标的重大调整。美参议院5月份通过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的一揽子法案，预示着拜登政府正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前任的对华政策方针，并试图从立法层面对中国形成多方位的制约和围堵。拜登上任后首次媒体见面会明确表态，中美价值观冲突是百年之争，是世纪持久战。美国国安委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宣称，美中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接触”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竞争将是两国关系新时代的主旋律。美国动用经济和外交等所有一切工具，不惜代价，不计成本，全方位打压围堵中国，目标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遏制中国崛起。

如何应对，我觉得这是巨大的挑战，我们要做好对美长期斗争的准备，要打持久战，要定量分析究竟会影响到什么程度，从而制订应对战略和策略。目前芯片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不仅是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对全球的影响，我们在芯片需求方面，大约跟美国的竞争，我们能够达到保证独立自主的程度还仍然有很大的距离。

二是我们面临人口结构“两化”（老龄化、少子化）问题的制约。我国年轻人口占比早已达峰，当前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进程，这对经济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最近三十年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人口红利，而这一红利的消失，而且逐渐变成人口负债，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人口发展和分布的若干特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家庭少子化趋势加剧。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比2019年下降265万，降幅为18％，不少城市披露出生人口较2019年下降10％-30％；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8.7%，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13.5%。根据联合国定义，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达到14%，为深度老龄化；超过20%，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以此来衡量，中国距离“深度老龄化”仅差0.5个百分点，我国将持续面临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深的压力。

人口老龄化加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老龄化带来最直接、最显着的问题是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减少，以及劳动力年龄结构的逐渐老化。二是对消费产生不利影响，老年人在经济发展中属于 “消费型”人口，不创造产出，特别是老龄化提高消费占比但降低消费增速，并引发消费结构变迁，导致消费需求从制造业向非制造业转换。三是老龄化会显着降低储蓄率，使得形成资本的资金来源减少，从而导致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预期回报率减少，投资率随之下降，导致资本存量增长率不断降低。2010年之前，我国投资率随着劳动力人口占比的提升而不断增加，2010年达到47.9%的历史高点。2010年之后，随着我国劳动力人口占比转为下行，投资率也开始逐步下降。四是人口老龄化将加大财政压力，国家支付的退休金将逐年增加，社会负担加重。所以“两化”的问题可能是将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需要一系列组合政策应对。

三是疫情影响将改变全球产业布局的逻辑。全球产业链布局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市场规律长期作用下形成的结果，造就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这次疫情对全球化产生了巨大冲击，不仅造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贸易与投资下降，客观上更是加速了去全球化，调整了全球经济增长路径, 导致全球经济日益呈现出政策民粹化、经济平庸化的局面，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转向区域化、本地化、分散化。出现了去科技主导、去贸易全球化和去企业巨头化的政策趋向，特别是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在一些重要产业方面强调本土制造，同样对欧日等西方国家政策导向产生很大影响。疫后更多的国家重视产业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过去它们缺少的东西，可能自己会补。美国政府宣布将向国内半导体行业投资1500亿美元，白宫召集格芯、恩智浦、三星电子以及台积电等19家大公司高管，施压企业加大在美国设厂，力图建全球半导体联盟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欧盟也不示弱，表示会向半导体制造技术发展项目加大投资；韩国政府更是野心勃勃，宣布将在未来10年在芯片领域投资4,500亿美元，建设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基地；日本政府为了扩大日本国内的尖端半导体和蓄电池生产，提出“确保经济安全”，将增加用于援助生产技术开发的预算，支持企业新建工厂，将于6月敲定的成长战略的核心方案。一些跨国企业开始实施全球战略调整，促使供应链本地化、区域化，可能会导致一些产品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更接近消费市场的地方。

目前全球疫情防控进入下半场，但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世界各国经济恢复节奏不同步，主要经济体通胀水平上升、大国政策变化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给我国带来新的风险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和应对，势必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恢复。面对逆全球化，面对美国推行的去中国化，我们更需要团结一致，坚定信心，深化改革，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通过护链、补链与建链，进一步完善我们的产业链，增强产业发展韧性和抗压性，巩固制造业大国地位，为经济稳定持续增长提供支撑。

四是“双碳”目标对我们现在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将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从依靠传统化石能源的技术体系、生产体系、消费体系，向以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体系为主的系统变革，这个挑战非常艰巨，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人均GDP刚刚突破1万美元，一方面要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压力和挑战前所未有。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将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包括生产与生活活动的空间布局。据有关部门估算，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一共需要一百多万亿元的投资。“碳中和”是市场和政府的双任务，需要企业和社会全体的参与。支撑走向碳中和的变革需要多方面技术突破、需要技术体系的整体转型，过去是高碳的生产方式，转向低炭方式无论从技术的储备还是各方面的应对还是不足的，我们的创新能力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到2030年，企业在这块的投资可能会很大，但是低碳的技术我们缺乏核心能力来把它研究出来，跟国际上差距仍然很大。强制性的碳指标要推出的话，不仅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速，而且对企业发展的抑制作用也是很大的。

这四个方面可能是比较大的影响我们疫后经济持续复苏的一些关键的变量。如果这些问题我们能够有效地拿出一些应对和解决的办法，重建“常态增长”的基础，对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还是非常有效的。

（作者系国投集团政策研究室原主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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