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 | 只有自主创新才是立国之本——论“比较优势”和“全球化”不可能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技术源泉问题

  

【摘要】要想引进先进技术，面临没有知识产权而处于谈判劣势，特别是核心技术外方绝不会转让我方。而一旦我国自主研发有了成果，人家马上降低转让“门槛”，甚至低价倾销。这种形成“引进一代、落后一代”的恶性循环，造成我国战略性技术自主研发能力被压制的衰落。无条件（即不附加技术换市场条件的）的合资鼓励政策，加剧了跨国公司对我产业的分割，和对我自主创新能力的冲击，其实质是经济科技的殖民化。只有通过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提高消化和再创新能力，才能扫除重重障碍，达到这一目标。这是关系到后进国家是走“依附跟进”还是“跨越”道路。

 

 

后进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一个最本质区别，是科学技术的差距，其背后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这是国家竞争力差距的本质。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时代，正视这个差距，并力争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幅度缩小这个差距，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应是国家战略的一个基本内容。科教兴国、自主创新、提高国家整体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是全球化时代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以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

 

要不要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如何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在理论界一直有着各种不同意见。例如，有人明确提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解决基本工业化和就业问题，在这一主要应该发挥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当“世界车间”就可以了；又有人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科技要素自由流动，我们只需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或通过吸引外商投资就可以解决先进技术的供给问题，自己搞科学、发展高科技，耗费太大，况且当前我国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太低，自主品牌的高科技产品又没有市场，不如把这块市场让给外国。应该说，在我国主流经济学中，以及在政府决策部门中，这类观点是有很大影响的。实际上，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在经济科技发展领域的主要负面影响，必须加以澄清。

 

要不要发展科学技术，贯彻科教兴国方针？如何发展高科技，是被动引进，还是立足消化吸收、发展自主科技创新能力？这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根本方针问题。首先要在理论上，从创新经济学的角度给以澄清，对受到“新自由主义”负面影响的经济科技发展观予以纠正。

 

一、“引进模式”VS“自主创新”：后进国家应采取何种科技战略思路？

 

后进国家，从总体上看，不论在基础科学领域还是应用科学领域，在长期中必然是跟踪前进的。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急需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解决技术进步的源泉问题。后进国家获得先进技术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五类：

 

一是自力更生型。在得不到外界知识和技术供给的情况下，从对基础原理的学习起步，基本上通过自身的组织能力，综合国内资源，独立发展出自己的技术体系。我国的两弹一星是一典型。

 

二是“模仿—创新”型。金鳞洙将韩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经验概括为“逆向工程”。这也是日本和我国台湾的基本经验（日、韩学者认为：正是没有听从西方“比较优势”的劝诱，才有今日的崛起）。此为后进国家实现赶超的成功模式，其关键环节是高强度吸收消化——自主开发以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同时向前端应用基础科学延伸。其更积极的派生型是从我国民营企业发端的“VCD/DVD模式”。即基于对市场潜在需求和对新技术的深刻了解，从创新链的中端出发前向延伸，以我为主将国内外相关元器件和信息技术进行系统集成，开发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占领产业高端位置。

 

三是简单跟进型。即单向引进—消化（如我国机械工业及部分军工的测绘仿制方式），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和外国技术是亦步亦趋、逐级跟进的关系。

 

四是被动引进型。即买设备、买专利、买图纸，直接投入生产，并且还作为技术进步、技术改造的“成绩”，不考虑消化和“进口替代”。

 

五是合资引进型。在这里，技术进步的主体已不是中国企业，技术主导权也不在自己手中。合资的出发点是“市场换技术”，以期外资企业的“本土技术溢出”效应。这种方式、技术的获得是完全被动的，无法把握本土产业的命运。

 

以上各种形式，在后进国家（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大国），可以说是同时存在的。每种方式都有自己的主客观理由和存在空间。但不同方式的背后，反映了不同的企业、行业的发展思路。应该说，上述五种方式中，后三种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正在大行其道。企业倾向于单纯地买先进设备。自己组织力量消化吸收开发，花钱多，费事，见效慢，也争不过先进的外国产品（市场也不接受）。北京愿意和现代合资搞CKD，因为这样见效快、出政绩。还显出“思想解放”。闭眼不问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提倡所谓“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只要税收就业，已成为政府工作的思维定式。这种随意出让市场资源、急功近利不顾未来的“开放引进”，正受到理论界的鼓励和政策的支持，谁主张以我为主，自主创新，就好像要逆“全球化潮流”而动，好像要主张回到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只有“融入国际产业链”才是正统。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其负面后果正大量显现。

 

如果把跟踪模仿理解为学习过程和必要的技术获得方式，那么这和自主创新不是对立的，两者是手段和目标的关系。引进是必需的，但从长远来看，不能仅依靠引进；跟踪模仿绝不能作为经济科技发展的根本战略；否则，国家的科技和产业永远不能“长大成人”。所以，问题的本质在于，后进国家的政府，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指导思想，来实施跟踪、模仿，是否有自主创新和赶超的意愿和毅力，是被动跟进，惟洋人马首是瞻，拱手把技术进步主导权让给洋人，还是以我为主，积极跟踪世界先进技术发展轨迹、从模仿和学习起步，进到自主创新？这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发展观和发展路线。这将决定未来长时期内，中国科学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决定中国未来产业发展的命运，决定结构升级和持续发展的主导权，即经济主权的归属问题，是不可回避，不可不说清楚的。

 

二、我国和先进国家存在巨大差距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的阶段，对技术需求日益增加，但本国技术供给不足。在全球竞争环境中，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处于劣势，企业形成对外技术依赖。我国经济发展至今没有脱离“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轨道，产业竞争力主要建立在简单劳动的比较优势上。大量核心技术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高技术产品出口的80%以上来自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约40%的设备投资，60%以上靠进口。理论宣传过分强调“引进合资合作”的有利一面，忽视外资不对等竞争导致产业垄断、技术控制对民族产业的不公平竞争。我国引进设备和消化吸收费用的比例为12：1，日本、韩国在同等发展阶段，这一比例为1：5甚至1：8。当前我国科技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市场需求受“崇洋媚外”思想的强烈影响，自立自强受到消磨。国内外公认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科技水平的差距为15~20年。在全球R&D投入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占86%，我国仅占1.7%。我国已授权的发明专利只相当于日本和美国的1/30、韩国的1/4。在国际技术贸易收支方面，高收入国家获得全球技术转让和许可收入的98%。而且这个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果我们还不奋起自强，尽快扭转这一被动局面，这不仅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会受到制约，对国家产业安全和国防安全也构成隐患。

 

三、科技发展战略必须强调自身能力的发展

 

我国科技落后的状态和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和比较优势论得以流行的基础。但这种理论，不仅是浅薄的、短视的，也是贫乏的。比较优势论把企业竞争力、技术和结构变动的因素，完全归结为市场影响和要素禀赋（特别是资本）的变动，忽视技术学习、组织能力等企业和产业结构的内部的深层影响因素。事实上，工业竞争力和以此为基础的国家竞争力，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发生在企业、工业和国家层次上的学习过程（包括创新、模仿以及组织和制度的变化）的结果。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发达国家，是因为它们的“比较优势”基础早就通过创新和学习过渡到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上（路风、慕玲，2003）。海湾国家的资源资本要素不可谓不丰富，但并没有自然发展出自己的技术能力。企业、工业、国家的学习一创新能力，才是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的基本动力。

根据创新经济学的理论，企业竞争力的根本源泉是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的生成和发展来自组织学习，这是企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遵循一组连贯政策的累积性结果。从集体对解决复杂问题的共同努力中产生的知识，储存于组织的惯例和运行程序之中，而惯例则成为组织能力的载体。能力只能由工作组织内生地发展出来，而没有任何组织之外的力量和过程可以替代。来自企业长期的学习和积累形成的组织能力，最终决定了技术进步的能力。因为“技术”并不仅仅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人工制品”，而且也是被组织所掌握的诀窍、惯例和程序。是这种动态发展的技术能力，而不是对某项特定发明的持久控制，这才是企业从技术进步上得到回报的长期保证。生产组织向管理型大企业的过渡奠定了西方工业强国的组织能力基础，由此而发展出来的组织能力，是企业和一国经济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和持续经济扩张的动力，决定了企业和国家的兴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改革了封闭和僵化的体制，从国际合作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从而大大提高了科技进步的速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原有以国有经济和科技组织为主的程序和惯例被打乱后，在巨大的技术落差冲击了自有的科技组织和能力的时候，连“以我为主、自主创新”的理念也被许多人抛弃、多年积累的社会的学习组织能力正被打散，甚至有人还主张让外国人来收拾摊子，并购我们的大企业。

 

当前，我们必须在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重塑企业、行业和国家的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也就是自主创新能力。要让全社会认识到，物化在设备上的技术可以买到，但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是不可能买来的，也不可能依靠外国人来代替我们学习和组织。“能力只能由工作组织内生地发展出来”，只能靠自己的坚持努力，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四、我国应实行以国家竞争力为导向、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基点的发展战略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国家组织能力为基础的国家竞争力的增强，是中华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所在。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着想，我们不能满足于“发展中国家前列”的位置，安居国家竞争力的排名位座次。基于这个理由，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要以国家竞争力为导向，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我们的战略目标。

 

有一种反对意见是：我们的初级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劳动密集型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资源过多地向高科技倾斜是不经济的。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把主要的资源投向基础设施和传统产业是必然的。但我们绝不能以此为理由放弃国家科技竞争力发展目标。理由是：第一，我们是处在初级工业化任务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下。人家的科技在加速进步，与我们的差距还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不追赶不行。第二，创新是一个实践积累的过程（科技、技能），而失去学习机会，就将永远失去学习和创新能力。科技发展要从长远考虑。20年后要达到的科技竞争力水平，必须从今天起步。第三，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如不及早动手，越到后来越赶不上，从长远和更宏观的角度看，未来的补课费”要大的多，甚至可能永远被“锁定”在低端位置，造成更大危害。这才是最大的“不经济”。第四，我们不是西方教科书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而是经济转型的发展大国，具有复合型经济结构，相当的科技工业基础，有必要在国际上发挥相应的影响力。

 

所以，在科技进步和科技产业问题上，被动的、无所作为的观点是错误的。最现实的发展战略，是基本（传统）工业化目标和科技及科技型产业发展目标的平衡。这应该成为我国经济起飞的两个“引擎”，缺一不可。

 

五、扫除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障碍

 

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看，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正在蓬勃成长，但有其自身的长处和短处。现实情况是：十多万民间科技型企业在市场拼搏，平均实力弱而资源整合度较差，而多数国有企业单位因地区部门分割体制人为造成协调的困难。科技资源重复建设配置是一个重要的弊端。另外，在靠近市场的最终产品领域，企业反应能力和系统整合能力较强，而较多依赖技术推动型上游产品，创新能力较弱；创新链相对短窄的领域（如VCD/DVD）容易获得优势，而需要多部门协调、创新链深广的技术领域，不容易形成整合，也不容易形成竞争优势。例如在需要整合多部门、多技术领域的产业（如汽车），尽管自主技术学习能力不差，也难以形成自主创新合力；又如在一些基础性工艺和高技术元器件方面，由于需要大量持续的投入和研发活动，我们的创新能力相对差距大、对市场反应慢。

 

从外部环境看，我国在开放环境下，自主创新面临国外的技术封锁和打压。无数事实说明，全球化条件下，“技术要素自由流动”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制造出来的幻觉。不论在战略性技术（如高级加工设备、航空航天），还是普通的应用技术（如汽车整体设计的数据库），都是如此。关系到国防的高技术买不到，花多大代价也要自己研发，而且很多情况下是自行研发成功的（如航天技术）。在“战略性贸易技术”领域，需要面对技术、资金、市场的三重障碍。要想引进先进技术，面临没有知识产权而处于谈判劣势，特别是核心技术外方绝不会转让我方。而一旦我国自主研发有了成果，人家马上降低转让“门槛”，甚至低价倾销。这种形成“引进一代、落后一代”的恶性循环，造成我国战略性技术自主研发能力被压制的衰落。无条件（即不附加技术换市场条件的）的合资鼓励政策，加剧了跨国公司对我产业的分割，和对我自主创新能力的冲击，其实质是经济科技的殖民化。只有通过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提高消化和再创新能力，才能扫除重重障碍，达到这一目标。这是关系到后进国家是走“依附跟进”还是“跨越”道路。首先国家要有长远规划和积极的政策引导；其次要求企业和科学研究机构学习消化和再创新能力；最后要建构超出企业范围的创新体系。只有将产学研结合制度化，集中行业力量，进行“高强度的消化一再创新”，克服技术资金的“瓶颈”，才能抵御来自国际市场的打压，才能将创新链延伸，获得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核心能力。

 

综上所述，国家经济科技战略思路需要根本性的调整。20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建议国家管的越少越好，把“放”作为“思想解放”的标志，今天这种单向思维应该变一下了。选择以自主创新为基点的发展战略，要求国家和企业增强学习和组织能力。这不仅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意味着政府调控力度的增大。这首先需要解放思想，破除崇洋媚外情结，树立自立自尊自强、靠自己的努力奋斗争得国家富强的理念。

 

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错误

 

比较优势理论，只是部分符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总体情况。当前我国处于结构转型，面临“创新性、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性社会”这一战略转型的时期，比较优势论尤其不能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因为这一理论是以“孤立、静止、片面”的方法论为基本特点的。

 

第一，这一理论不顾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多重目标（不仅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就业目标，还有国家安全和国际战略目标、社会环境发展目标等）；第二，这一理论仅仅从静态的比较优势出发，而忽略了长远发展必须解决结构升级问题，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必须有自己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而这种能力不像机器设备那样可以随便买到。

 

比较优势论的理论基础就是“自由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过度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片面鼓吹私有化，反对国家对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支持与干预；以及在此前提下的“结构升级自然演进论”。在这一前提下，他们对经济全球化具有一种乌托邦式或宗教式的崇拜，天真地以为在当今错综复杂国际政治环境下技术可能不受阻碍地“自由流动”，以为合资会带来技术的溢出，这是完全闭眼不看我国当今经济生活的基本现实。很多学者对技术问题不清楚，或者没有兴趣了解科学技术运行的规律，片面地把经济界的市场竞争或企业管理的理论结论，片面地套到技术进步中去，于是就有“只要体制好，技术进步就会自然实现”的错误理解。甚至有人故意混淆“中国的自主技术”的性质，鼓吹所谓的“只要在中国的科研机构就是我国的科技力量”，“在中国缴税、增加就业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其实质就是要抹煞“自主创新”的必要性。为此，他们主张：片面强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取消后进国政府应采取的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假定后进国只能循着发达国既有的技术路径跟进；不承认后进国家自主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把合资看作引进技术、获得能力的最合理、最“经济”的途径，不承认发展民族产业（提高组织能力）的必要。认为在合资条件下，中国不需要搞研发。这实际上就是主张洋奴哲学、懒汉哲学：对国外技术顶礼膜拜，贬低自己过去的努力和成就，反对依靠自己的努力实现国家的自立自强。如果听信这样的主张，沉醉于“融人全球化”的幻觉，走“最舒服、最便捷”的科技进步道路，惧怕承担眼前技术学习和自主开发的成本和风险，我们就可能使国家付出长期的代价一一形成对外来技术的依赖，销蚀国家、企业组织和学习能力及竞争和自主创新的意志和能力，成为跨国公司的附庸。事实上是主张走依附型道路，即拉美化道路。

 

总之，当代科技日新月异，新兴产业层出不穷，市场千变万化，商机无穷。但是，机遇只属于有准备的企业、行业和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兼顾“今天和明天”。为了抓住明天的发展机遇，今天就必须在关键的基础制造业、部分高科技产业，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不懈努力打好技术的、产业组织的、体制的基础，这才可能逐步缩短差距。“走一步看一步”，只顾眼前的发展思路，差距就会越拉越大。

 

【作者：高粱，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原主任；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