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
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及持续蔓延，注定让2020年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美国从2018年起向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在2020年盛夏这个不同寻常的时节，也因美国就疫情问题不断向中国“甩锅”而达到白热化状态。与此同时，正当著名作家方方，因《武汉日记》陷入舆论漩涡之中时，另一位叫流沙河的著名诗人，也在网络上被反复热炒。
其实，流沙河先生已于2019年11月23日去逝，他在2020年中美激烈对峙时忽然“走俏”，是因为他在10多年前的一篇演讲稿：《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在美国为了保持霸权优势而对中国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将中国一家叫华为的科技公司从地球上赶尽杀绝的时候，竟然还有人不遗余力地贩卖“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这种明显与国人认知相悖的观点，实在是匪夷所思，令人大跌眼镜，这样的事情可能连流沙河先生本人也没有料想到。
流沙河先生的一篇旧文被人不断在网上炒作，应该说与他本人并无直接的关系，但他老先生是始作俑者，因而对此也很难完全脱开干系。我本人若干年前也曾在网上读到过他这篇“大作”，当时只是一笑了之，暗想这老先生“不懂政治”，也就不再理会了。但十多年以来，这篇文章时不时被人拿来在网上炒作，并于2020年中美贸易战难解难分之际达到高潮，为此还在一些论坛上引起网友的激烈论战。赞同者认为流沙河先生“视角独特”“敢说真话”，以亲身经历证明了“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反对者则认为他选择性地使用史料，美化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笔者浏览网友们针锋相对的观点，感觉大多数发言感性多于理性，以指责甚至谩骂代替客观的分析，未能把本该厘清的事实和道理讲清楚。而弄清事实、说明道理十分重要，不仅有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中美关系，同时也有利于对流沙河先生作出公正的评价。
对流沙河先生的创作以及学术成就作出全面的评价，不是我本人以及这篇小文能担当得起的重任，因而我只能以一个读过他好多作品的读者身份，谈一点粗浅的看法。最早知道流沙河先生的大名，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刚上大学，算是校园里的文学青年，课余常琢磨着如何写诗，于是把《星星》诗刊当成写作教科书。
流沙河先生当时在《星星》诗刊做编辑，在我眼里这样的工作自然很神奇，又由于他年轻时曾被错划为“右派”，因而使我对他的作品以及人生经历便格外关注。此后若干年里，我陆续读了他好多部著作，如《锯齿啮痕录》《台湾诗人十二家》《流沙河诗话》《庄子现代版》《Y先生语录》，等等。总体感觉是，他创作于1950年代的诗作，风格质朴明快，散发着田园般的清新气息，诗中充满着对生活的挚爱，洋溢着理想主义精神；1979年复出后的诗作，内容多是回顾、感叹自己不幸的人生经历，风格转为沉郁顿挫，给人以沉重的思考与深深的惋惜。不过就我个人阅读和欣赏趣味而言，感觉他的诗在语言表达上偏于直白，感情过于外露，缺乏诗歌应有的意蕴和韵味，因而并没有对我产生多么深刻的影响。而让我饶有兴味的，是他在《星星》诗刊上连续介绍、评论台湾诗人的专栏，让我从中认识了余光中、郑愁予等著名诗人及其诗作，真切而异样地领略到台湾与大陆完全不同的风格。
除此之外，他还久久地徜徉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宝库里，通过在成都图书馆以及在腾讯视频网站上开设讲座等方式，向普通读者讲解《诗经》《古诗十九首》等中国古代诗词，从他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和妙趣横生的鉴赏中，以及他对诗歌所做的具有系统性的研究中，可以感受到他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学修养。从他由诗人转变为诗歌鉴赏家这个重大变化来看，他或许算不上当代中国一流的诗人，但可以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诗歌评论家或理论家，他对诗歌这种文学体裁独到的体悟和阐发，是许多当代著名诗人难以企及的。更让我拍案叫绝的，还是他那些取材广泛、才情横溢、机智幽默的文化随笔，其中既体现出扎实的古文功底和国学底蕴，又充满着对人生的透彻理解和深刻感悟，应该说是具有相当可读性的文章。
不仅如此，他还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汉字，晚年出版了说文解字三部曲，系统诠释汉字造字的奥秘，同时对简化字的失误作出批评，这些工作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完成的。总之，从他醉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达到的成就来看，他完全称得上是一位渊博睿智的学者，所产生的影响让很多读者一时忘记他曾经是一位诗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文学、文化研究方面十分出色的流沙河先生，一但谈起历史或政治话题，则出人意料地荒腔走板，完全找不着调了。他在《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演讲中说：“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为了增加说服力，流沙河先生讲了美国人帮助中国办学的一个经典事例：他们拿庚子赔款在山西创办了“铭贤学院”，每年还要给20万美元办学费用，后来这个学校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中共夺取政权后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改革开放后，美国方面派人到中国接上关系，“从此以后每年20万美元就没有断过，10万给农学院，10万给工学院”。流沙河先生十分动情地说：“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掌声）。”而我读到此处时，感受和看法完全与流沙河先生不一样，不仅无法认可“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反而是疑窦丛生，不得不追究美国人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首先，八国联军是什么性质的军队，他们到中国来究竟都干了哪些勾当，随便翻开一本近代史著作都有案可查，不用我在此多说什么，反正他们绝对不是为了友谊，或者为了帮助中国人才来的。而所谓“庚子赔款”，是这些帝国主义强迫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赔付的战争费用，等于是他们侵略中国还要清政府来买单，这些钱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本身并不属于帝国主义所有，因而作为八国联军之一的美国，将一部分钱用来资助中国人留学、办学，用不着让中国人对此感激涕零。
这就如同一伙强盗打上门来，杀害了我们的亲人，抢夺了我们的财产，临走时有一个强盗扔下一部分钱，说看你们太可怜了，给你们留些钱买点吃的吧。这样的强盗终究是强盗，而不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济困救贫的大善人，不能因为他退回来一部分钱，我们就将他认作救命恩人。其次，美国人为什么要拿这笔钱补贴中国留学生，帮助中国人来办学？凡是头脑正常的中国人，肯定都会问一个为什么，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世界上并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难道是美国人忽然良心发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流沙河先生只被美国人这一“善举”感动得稀里哗啦，却并没有告诉我们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其实，只要他能查一下有关些资料就会明白其中的奥妙，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就只顾一厢情愿地宣布“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了。我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缺乏充分根据的观点，于是便翻阅了一下有关资料，没费多大事就明白了美国“庚子退款”的幕后原因：原来是由于早在1882年5月，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个充满种族主义观念的《排华法案》，紧接着在1898年4月，美国人又强行夺取了粤汉铁路的借款权和承筑权，这些行径加上之后美国对中国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引起了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愤怒，于是爆发了大范围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一时间美国对华出口锐减，严重影响了美国在华市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以伊利诺斯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斯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游说美国政府和国会改变对华强硬的侵略策略，以教育为突破口，在中国培养亲美的代理人，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在1908年承诺将庚子赔款中的近半数，作为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之用，同时在中国开办美国式的学校，用埃德蒙·詹姆斯的话来说便是：“道义精神上的主宰比军旗更必然地为商贸开辟道路。”（转引自翟玉忠著《中国商道》一书）这就是美国实施“庚子退款”的真相，这样的史料也可以从美国人自己所写的相关著作中看到，几乎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
然而流沙河先生演讲时，只顾兜售“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这样的私货，却没有告诉听众美国人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事实上，进行“庚子退款”的，也并非像老先生所说的那样，“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而是法国、英国、日本以及继承了沙俄的苏联，他们都担心自己的在华利益受损，因而也都仿效美国做了类似的事情。
而且，这里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所退的款项也并非流沙河先生认为的那样，只是部分而非全部。由此可见老先生对待如此重大的历史和政治问题，完全是撇开事实而信口开河，其态度的轻率与认知的低下，与哪个满腹经纶讨论文学、文化的老者，实在是判若两人。
在这篇演讲中，除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之外，流沙河先生还采取对比的手法，一面毫不留情地揭露国人猥琐、卑鄙的行为，一面不厌其烦地称颂美国人善良、单纯的品德：比如“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账目，赫德管理的账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他回忆自己13岁时去修机场，当时机场住的是美国援华抗日飞行队，“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
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我相信流沙河先生所讲的“亲眼看见的事情”，也不否认美国人中肯定不乏善良之辈，他们当中的确有人做过不少对中国人友善的事。比如，著名的美国记者斯诺先生抗战时访问延安，向全世界公正报道和客观评价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再如著名的美国友人阳早、寒春夫妇，年轻时受斯诺《西行漫记》一书影响来到中国，从此一辈子都在中国致力于农牧业技术研究工作。而美国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确实也做过一些有利于中国的事，比如抗战胜利后杜鲁门总统派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国共内战，1972年尼克松总统改善对华关系以及1979年卡特总统与中国建交等等，应该都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友善的举动。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讨论和分析问题需要一码归一码，不能简单拿好的一面来否定坏的一面，也不能拿坏的一面来否定好的一面。具体到中美关系问题上，我们既需要从总体上来看待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政策，也需要把美国人当中的好人与坏人区分开来，这样才能对中美关系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西式名言早已成为衡量国家间关系的准则，正是帕麦斯顿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尼克松、卡特政府之所以改善对华关系，是因为有拉中国对抗苏联的需要，而苏联解体让美国失去了最大的战略压力，中美之间的“蜜月”关系也就随即戛然而止，这就是中美两国关系的真相和实质所在。纵观近代以来美国对华关系的基本面，大多数时候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是霸凌和敌视的政策，所犯下的罪行可谓是罄竹难书、令人发指。八国联军侵华时美国人的行为就不再说了，只说从1945年8月到1946年11月，驻华美军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5座城市产生的暴行，至少就有3800起，受害乃至死伤的中国人达3300人以上（参见张同新、何仲山著《从南京到台北》一书）。
而1946年12月发生在北平的两名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案，更是引起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纷纷罢课，参加斗争的学生达50万人。这件事经媒体报道、引起全国人民愤怒声讨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也不得不高度关注，一时使沈崇案进入司法程序，只是最终由于美军的庇护而未能使罪犯得到惩处。
发生在19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战争，本来是新中国无论如何都不想打的一场战争，但由于美国人将战火烧到了中国家门口，并且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公然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才逼得中国人不得不付出巨大的牺牲来应战。此后美国带领西方盟友对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经济和技术封锁，即使在冷战结束后仍然不放过对中国的围堵。最典型的几个事件至今让中国人有切肤之痛：1993年7月，美国无端指控中国向伊朗运输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公然在公海上扣留“银河号”货轮达33天之久。
1999年5月7日，美国B-2轰炸机发射三枚精确制导炸弹，击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三名中国记者当场牺牲，数十人受伤。2001年4月1日，美国海军EP-3侦察机在南海上空侦查，与中方军机发生相撞事故，致使中方飞机坠毁，飞行员王伟失踪。至于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确定为“竞争对手”，从政治、军事、外交、经贸、科技等方面，全方位展开对中国的遏制，已经成为全世界有目共睹的现实情景，这里就不在细说了。笔者写这篇小文时，适逢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新作《应许之地》出版，书中赫然展示着当今美国政府的真实心思，已经不在是和中国进行正常竞争了，而是想方设法在各方面对中国使坏。奥巴马在书中表示，如果不是在2008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严重拖住了美国的手脚，“我本可能在中国贸易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做法”，甚至也想到过与中国“彻底脱钩”。看看吧，这样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心心念念的并非和平相处、合作共赢，而是处心积虑地想致中国于死地，这方面他与特朗普其实一脉相承。流沙河先生在宣称“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时，以上美国加害中国的事件都已经发生，但他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只说“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却绝不相信《美帝百年侵华史》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如果流沙河先生只是说，美国人是他本人的朋友，那完全是他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对此我实在是无话可说，也用不着写这篇小文跟他理论了。但他偏偏却说“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这就不得不让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因为我作为中国人的一分子，无法接受把这样的观点强加于我，我如果相信他老先生的观点，就很难理解美国伤害中国的那些事件又如何会发生。我在此只能大声说，有些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有些美国人却确实不是，不能说那些加害中国人的美国人，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朋友。
如果我们在美国对中国全方位进行围剿的今天，还要自作多情、自我陶醉地说“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那我们就实在是没心没肺，就实在是自欺欺人，连起码的是非标准都没有了，我们将如何面对那些在中美冲突中受难的同胞？
“文人论政”自古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文学难以脱离政治，也不应该脱离政治，因而笔者并不赞成文人要远离政治的主张，反而建议文人都应该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而不是稀里糊涂、缺乏是非观念的白痴。但我也不赞成浪漫的、一味自说自话的、书呆子式的论政，而是主张无论由谁来论政，都必须坚持客观、公正和理性的原则，都必须让自己的观点建立在事实和逻辑的基础上，切不可以为自己是文人或诗人，就可以信马由缰、临空蹈虚地乱发议论，那样只能博取不明就里的听众一时的掌声，却无法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
除了“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这样的断语之外，流沙河先生还有另一条惊世骇俗的言论：“99%的壮丁是自愿去的，《抓壮丁》这个戏是诽谤旧社会”，不过此观点被网友用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高官对壮丁问题所作的批示直接给“证伪”了，而流沙河先生之所以硬要不顾一切地这样说，是因为他父亲余营成就是当年在他老家金堂县负责抓壮丁的兵役科长！流沙河先生在旧社会是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到了新社会父亲因为相关罪行被政府镇压，而他自己又遭受了二十年的冤屈，因而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于是便千方百计地为旧社会辩护。
对他这样的立场我们可以理解，也不能强求他非得为新社会唱赞歌，但他也不能因为家庭和个人命运的变故，就有意无意地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宣扬明显有违事实也有违常理的观点，这样不仅会让自己无法自圆其说，也让人觉得他在政治上显得非常不成熟。我本人在读了他文学、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之后，对他的才气和学问十分佩服，然而在看到他津津乐道那两个荒谬的观点后，顿时感觉自己像吞掉了两只苍蝇，原本很好的胃口一下子就被败坏了。
流沙河先生，我真为你感到十二分地惋惜！相信与我有同样感受的人也不在少处，而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曾是你忠实的粉丝啊！他们当初因你阐释文学、文化的魅力奔你而来，现在却因无法接受你历史或政治上的奇谈怪论离你而去。你老先生谈论文学、文化的水平真是不低也不俗，何必非要“语不惊人死不休”，鼓捣出那两个明显经不住推敲的歪论，毁了你一世“英名”呢！
作者简介
张黎明，1985年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先后做过教师、公务员以及企业中高层管理工作，现供职于新课程报社。
从1985年起，先后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读者》《文学自由谈》《书屋》《博览群书》《台港文学选刊》《党建文汇》《新民周刊》等国内100多家报刊上，发表各类文章共600多篇。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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