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和新境界——对余云辉博士文章的评论

 

  

余云辉博士题为《没有中国世界观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篇文章，触及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路，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世界也进入新时代条件下，亦即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怎么走？这个问题特别重大，也特别关键。既然党的路线明确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怎么坚持才符合21世纪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面临一个坚持、发展和创新的任务，这个创新归根结底，或说在相当大程度上，在于文化上要实现突破。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要根据百年来中外学术界的新发现和新成果，将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传统观点，推向前进。这个对不对呢？对的。列宁在百年前这样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然是对的。

 

至于科学社会主义，说来源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间接来源，更久远的是《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社会主义。将列宁的这一论断推向前进，有大量已有的中外学术发现和研究成果支撑，实际上就是突破，从而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阶段，进入新境界，开辟了道路。

 

目前，近两百年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西方伪史，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西方整个文化、学术体系，已经受到了中外学术界持续多年的大规模质疑，特别是在世界格局重心持续东移背景下，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文化霸权，包括学术霸权和话语权，本质上正在动摇。它的根基在动摇，整个体系在面临崩解，正在崩解。中国文化跟西方近代文化的关系问题，面临着颠覆性的变革。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也必然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上要有根本性的突破，这是21世纪这个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其巨大和深远的影响，目前还难以估量。所以说，余云辉博士这篇文章，他提出来的是很深刻的问题。

再一点，我想说的就是关于道统。中国“道”的观念源远流长，是在所有儒释道之前，很久，从三代以前，从三皇五帝乃至夏商周，长期历史形成的“道”的观念，乃至于有天地人三道，由人道形成王道政治，三道归于一道的时候，进而道而成统，王道就是“正道”，更经孔子创立儒学，高扬“政者，正也”就是王道正道旗帜，深入人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而深远。汉以后两千年，道统总体上高悬在历朝政治包括皇帝之上。这是一个基本史实，也是贯穿经典和史籍的一个基本思想。

王道的核心思想是“王道、正道”，是正义，是“大亨之政，天之道也”。从《易经》到《尚书》，乃至到孔子“政者，正也”，这一系列主张，揭示的都是王道的核心价值观，即王道正义，它贯穿儒学，贯穿中国历史。这一套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巨大，而远没有被正确地研究、梳理、提炼，后世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并未总结彰显。

 

二十世纪的历史多有曲折，但从百年趋势和本质上说，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表明，他是中华道统真正地继承者和弘扬者，社会主义就是新道统。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苏联和中国获得成功，但是后来苏联又被颠覆，而在新中国七十年，包括改革开放有人走了邪路，遭到社会抵制，以后证明必须还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历史事实不简单，是有深刻的文化历史根源的。追溯起来，可以归结为道和道统，须要研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思想史和中国政治史上的渊源。道统是根本，抓到道统这个关键，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就在大道大义上打通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余云辉博士的文章言道，实际上触及了道统。

 

第三，至于余云辉博士的一些具体观点，如‘三重性’等，我没有研究，难以评论，但重要的是文章提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研究思路，这个思路是很好的，很重要的，是一个方向，沿着这个思路去打通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有前途的方向。当然，他的观点也是可以讨论，他触及到这样重大的问题，且有深度，有高度，故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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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辉 | 没有中国世界观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四大自信”的基础是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就没有一切自信，也不可能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者立足于华夏文明体系的新视角，提出应该从中国“道学”出发而不是从西方“哲学”出发，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问题，进一步完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真审视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明确经济制度建设的原则与方向。他从“阴阳合道”的方法论出发，提出了“商品三重性”理论和“劳动三重性”理论，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结构性缺陷，指出了中国经济“阴盛、阳虚、道不立”的理论根源和文化根源，并再次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涵是“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这一命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场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理论创新。为了完成这场理论创新，首先必须回归中华文明体系，必须立足于中国世界观，运用中国方法论。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阶段

 

自从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就从未中断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侧重点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防止马克思主义理论脱离中国的实践，克服“左倾”或右倾的错误，争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任务在于解决“如何做事”的问题。毛泽东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这个历史时期诞生的伟大著作。

 

在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工作重点是解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华文明体系相结合”问题，即解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文明体系并实现中国化的问题。如果说第一个阶段是解决中国人“如何做事”的问题，那么，这一阶段则是为了解决中国人“如何说话”的问题。

 

“哲学”是西方文明体系特有的概念，也是西方文明体系的源头，类似于外国的互联网入口。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二者之间的世界观和话语体系也是不同的。在中华民族数千年从未间断的文明体系内，“道”是华夏文明体系特有的概念，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类似于中国的互联网入口。如果中国人一开口谈“哲学”、讲“哲理”，那就已经不知不觉之间切换到了西方思维和西方话语体系中去了;只有讲“常道”、讲“公道”、讲“中道”、讲“道理”，这才是讲“中国话”。中国，并非地理概念上的“中央之国”的意思，而是文化概念上的“中道之国”的意思。“华夷之辨”是文化之辨，而非地理之辨。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重建中国话语体系被列为当下中国的重大理论课题?因为社会经济文化领域出现了诸多只讲哲学(比如新自由主义哲学)、只讲逻辑(比如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只讲“市场决定论”而不讲“常道”、“公道”、“中道”和“道理”的倾向。如果中国人不学中国文化、不懂中国“道学”、不讲中国“道”理，那么，中国就不可能走中国“道”路，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无从谈起。

 

在中国思想理论界，“哲学”，这一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概念已经成为“百科之首”，而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道学”已经被西方的哲学概念所解构，并归类于中国“古代哲学”这一小小的栏目之中。

 

哲学属于西方的“智慧之学”。中国历史上没有哲学这一概念。这并非中国古人不智慧，而是因为中国古人超越了智慧。他们最早认识到“智慧之学”的局限性。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中国古圣贤在2500年前就看到了哲学思辨容易导致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形式主义，容易产生各种脱离实际的“大伪”。根据罗雄飞教授的研究，马克思本人也力求避免自己被误解为哲学家。这正是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在中国古代圣贤和马克思看来，如果说他们是“哲学家”，他们一定会产生一种被贬低的感觉。中国古代圣贤用“大道之学”即“道学”代替了“智慧之学”即“哲学”;而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思想界却做了一件相反的事：用“哲学”取代“道学”。当我们抛弃了中华文明体系中的“道学”概念而只剩下西方文明体系中的“哲学”概念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无法与中华文明体系相结合，就无法立足中华文明的知识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无法形成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话语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即解决中国人“如何做事”的问题，而且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即解决中国人“如何说话”的问题。为了恢复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用“中国话”讲中国模式，首先必须先读中国经典、先懂中国“道”理。

 

马克思主义是生长在西方文明体系之上的精神成果。马克思主义不是根植于中华文明土壤上的产物。这是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只读外国书，只懂西方思想流派，只学唯物论和辩证法，那么，我们顶多只能读懂马克思，而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我们不读中国古代圣贤的经典，不懂中国世界观和方法论，那么当代中国不仅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极有可能因丧失独立意识和文化自信而导致中国思想领域的全面西化。今天，当西方哲学和西方经济学普遍地替代了中国“道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占据中国大学讲堂的主流地位之时，中国思想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全面西化已经从猜想变为现实。

 

可见，依靠西方文明体系、或者仅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是不可能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要指望母鸡可以生出鸭蛋，也不要指望西方之鹰可以孵化出东方龙种。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建中国人的话语体系、解决中国人讲“中国道理”和说“中国概念”的问题，首先需要完成一次文明体系和思维模式的切换，即从目前“言必希腊”、“言必美国”、“言必哲学”的西方话语体系切换到中华话语体系中来。只有立足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立足于“道学世界观”(而不是西方文明中的“哲学世界观”)，才能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建。

 

二、“道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中国人的道理在“道学”之中、在道学的世界观之中。道学世界观认为：(1)世界万物的共性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炁以为和”;(2)万物源于“道”而生于“三”，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十八章);(3)万物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是“阴阳合于道”，即“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道)不生，三合然后生”(《谷梁传.庄公三年》传文)。万物都包涵“道、阴、阳”三大基因。如果丢失“道、阴、阳”之中的任何一项，都会产生类似于基因缺失的病变。

 

西方人的世界观基本可以归纳为一根筋的“一元论”和对立统一的“二元论”，而中国人的世界观则属于相生相克的“三元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五行”、“九卦”(民间流行的是“八卦”)、八十一卦(或六十四卦)等研究事物运动规律和运动状态的方法论。

 

阴阳合道的世界观和思维模式可以图示如下：

 

 

在阴阳合道的状态下，事物不仅具有内在的稳定性，而且具有良好的拓展性。阴阳合道可以实现“稳定”与“发展”的内在统一。这一点在认识事物运动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华夏文明的文化密码。

 

从“道学”世界观和“阴阳合道”方法论角度重新研究当代商品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可以发现新问题、找到新答案、创建新理论、明确新道路、建立新制度，最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做到“知行合一”。

 

三、从“道学”视角观察商品社会的劳动属性、商品属性和社会结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作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建政治经济学中国学派，必须站在“道学世界观”的角度，重新认识商品属性和劳动属性。没有商品属性和劳动属性方面的新发现，就没有中国的新经济学。

 

“道学”世界观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炁以为和”;其中，“阴”主生，有“生”的属性;“阳”主长，有“长”的属性;“道”主和，有和谐平衡的属性。万物是“阴阳合道”的整体，三者不可须臾分离。只看到三者之一的某个属性都是片面的，无法把握事物的整体。“万物”需要从“阴”、“阳”和“道”三个方面去认识。万物生长是一个“阴阳合道”的动态过程，其中，阴阳失衡或者阴阳背道都会表现为不同的现象即不同的卦象。六十四卦象等是对这一过程不同状态的描述。

 

1、关于商品的“三重性”

 

根据“道学”原理，商品具有“三重性”，而不仅仅只有“二重性”。

 

商品的使用价值属“阴”，是商品可用于交易的物质基础，体现着商品的自然属性;商品的价值属“阳”，是商品供求双方(作为个体行为方式出现的)交易之依据，体现着供求双方交易个体之间人与人的关系;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必须彼此匹配，即必须“阴阳平衡”，由此产生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概念。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上述的商品二重性就无法解释以下现象：为什么具备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茅台酒在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会分文不值?为什么相同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服装在最后的贴标工序上贴上欧洲的时尚品牌之后，其市场价格可以是本土品牌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为什么毒品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价值，还可以满足供求个体之间的交易需要，却不能成为商品?这些情形都无法从商品二重性理论中得到解释。可见，商品二重性理论存在瑕疵，需要进一步发展。这就需要从“道学”原理出发，找出商品的第三个属性，即商品的“道”性。商品二重性理论把握了商品的阴阳属性，但遗漏了商品的“道”性。

 

商品不同于满足个体需要的产品。任何商品无不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的社会价值判断和文化精神，无不承载着促进共同体和谐存在的功能。这就是商品的“社会价值”。商品的社会价值是商品的第三重属性，即商品的“道”性。

 

一切商品都是商品价值、使用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复合体，缺一不可。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消费者追求使用价值，生产者追求价值，而政府立足于整体利益而追求社会价值。如果政府为了追求财政收入和GDP增长而放弃商品社会价值的追求，即放弃商品“道性”的追求，从而放任某些商品的生产和交易，比如放任电子游戏产业的泛滥、任意推行医疗、教育、住房、殡葬的商品化等等，那么，这种市场经济必然背“道”而驰，终将造成重大社会系统性问题。鼓吹“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属于一种忽视商品社会价值和商品“道性”的极不负责的声音。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必须坚决抵制这种经济观点。商品“三重性”理论的创建，有利于全面把握商品属性和市场经济属性，规避某些“挖祖坟式”的政策错误。

 

商品是商品经济制度的最小单元，是市场经济的最小细胞。商品“三重性”类似于这一细胞的三个基因，其中，“社会价值”是商品的三个内在基因之一。商品“社会价值”这一基因可以衍生出政府参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管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制度的理论前提。由此可见，政府管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这是由商品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这也是批判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理论武器。

 

如果缺乏商品“三重性”理论，忽略商品的社会价值属性和“道性基因”，那么，政府代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和市场经济调节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就会丧失合法性前提。因此，商品“社会价值理论”的研究将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商品属性和市场经济规律，有利于进一步明确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职责定位，有利于有效避免市场经济危机。商品“三重性”理论属于市场经济理论领域中重大的基础理论，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避免市场经济波动和经济社会危机、形成政治经济领域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重大意义。

 

从道学的角度看，商品的“三重性”可以图示如下：

 

 

上述商品价值、使用价值和社会价值共同组成商品的整体属性。商品“三重性”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属性所决定的：商品生产过程的“劳动三重性”决定了“商品三重性”。

 

2、关于商品生产过程的“劳动三重性”

 

根据“道学”世界观和“阴阳合道”分析法，生产商品的劳动并非仅仅具有劳动二重性，而是具有“劳动三重性”。人的劳动过程并不是在一种丧失劳动精神状态下所进行的体力和脑力的付出过程。比如，社会主义企业强调培养主人翁精神;资本主义企业强调培养工匠精神。这些现实的经济现象表明：劳动精神与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一起并存于商品生产劳动的全过程。劳动精神具体表现为劳动的社会使命、劳动的个人目的和劳动的道德判断。劳动精神直接影响着劳动者的体力付出与脑力付出。在劳动过程中，劳动精神、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无法凝结为劳动成果的情况下，劳动精神反而会更加凸显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情形。

 

忽视劳动精神，或者把劳动精神混合于脑力劳动之中，导致劳动价值理论缺乏对劳动实践的解释力，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一道鸿沟。同时，由于在理论上忽略了劳动精神因素，反过来又造成我们在所有制改革、企业管理和政策制定等方面对劳动者的劳动精神的轻视甚至忽略。

 

根据“道学”世界观和“阴阳合道分析法”，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三个属性，即“劳动三重性”，其中，具体劳动属“阴”，主生;抽象劳动属“阳”，主长;劳动精神属“道”，主和。劳动精神与劳动目的和社会价值判断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劳动三重性”与“商品三重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根据“道学”原理，劳动三重性可以图示如下：

劳动精神伴随着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付出，构成了商品生产劳动的完整过程。

 

企业所有制模式对企业劳动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有着重要影响。为国家、为民族、为企业、为家庭、为自己还是为资本家进行劳动，“为谁打工”，这会产生不同的精神状态和劳动心态。随着人类社会科技水平的提高，商品劳动过程中体力付出的比例将逐步降低，而脑力付出的比重将不断提高，从而劳动精神的作用日益突出。因此，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模式，将不断被以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企业模式所替代。

 

商品生产的劳动精神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有着不同的作用和地位，由此产生了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类型。在传统产业中，为了尽量大规模地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私有制会把简单的、重复的劳动，大规模地组织到庞大的商品生产体系中，形成类似于富士康一样拥有几十万工人的超级大企业，同时，企业股权仍然由资本家阶层独占而无法与企业员工和管理层分享，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反，对于创新类、赶超型的高科技企业，管理团队的主人翁精神和全体员工的工匠精神对于企业发展至关重要，资本主义私有制无法适应这类企业的发展，企业创始人不得不选择以股权分享制为特征的自由人联合体模式和集体所有制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模式。中国华为是中国通讯设备领域首屈一指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创业者任正非作为最大股东仅仅拥有1.4%的公司股份，其它股份的收益权由内部员工分享。从所有制角度看，华为的成功是企业制度的成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分享制战胜了西方跨国公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带来的成功。华为的成功再次表明，自由人共同体的社会主义企业模式更有利于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和壮大。这是由商品生产的“劳动三重性”所决定的。

 

       只有运用“道学”世界观和“阴阳合道”方法论，才能理解和发现“劳动三重性”，才能在“劳动三重性”的基础上发现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精神、敬业精神、创业精神、工匠精神、奉献精神的重要性，才能从科技发展的角度而不仅仅是生产规模的角度发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自由人联合体发展的必然性。

 

       “劳动三重性”揭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替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必然性;“商品三重性”则揭示了政府调节经济和管理经济的必要性。劳动三重性”理论和“商品三重性”理论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性创新，可以为整个劳动价值论体系带来全面的升级，从而使得劳动价值论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实践中具有更为切合实际的指导作用。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必须从“道学”世界观出发，运用“阴阳合道”方法论，创建“劳动三重性”理论和“商品三重性”理论。“劳动三重性”理论和“商品三重性”理论是发展“新劳动价值论”或“劳动价值论中国学派”的理论起点，也是研究所有制演化的必然性和政府经济管理的必要性的理论起点。

 

3、道学视角下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现象

 

对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认识，唯物辩证法的认识与阴阳合道的认识是存在很大的差异。

 

从唯物辩证法角度所认识和表述的社会现象及其结构可以图示如下：

在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从“道学”世界观所认识和表述的社会现象及其结构可以图示如下：

在此，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者之间是一个整体，彼此之间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生产力是相对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存在;同理，生产关系是相对于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而存在，上层建筑是相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存在。总之，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是可独立的绝对存在，而是相对存在。这是从“道学”世界观角度推导出来的“社会相对论”。因此，如果孤立地就生产力谈生产力，其结论一定是片面的“大伪之说”(这正是西方经济学的根本错误之所在);同样，也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从“道学”视野里，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在此，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之间也是一个整体，彼此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经济是相对于政治和文化而存在，政治是相对于经济和文化而存在，文化是相对于经济和政治而存在。研究经济问题必须联系政治和文化;同理，研究政治问题必须联系经济和政治，研究政治问题必须联系经济和文化。

 

从阴阳合道的道学观点看，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巩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发展经济不能以削弱政治和文化为代价，比如，对于引进外国资本、以市场换技术、招商引资等发展生产力的政策措施，不能仅仅以GDP是否增长作为衡量对错的标准，而应该同时以是否壮大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巩固了共产党的领导作为衡量标准;再比如，判断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的方向是否正确，必须同时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角度进行研究和判断。

 

经济的发展与红色政权的巩固和红色文化的传播未必存在着必然的促进作用。比如，中国近年电影产业和院线建设发展迅猛，但《血战湘江》却无法正常播映，广大观众想看却看不到，这是因为海内外私人资本控制了中国的院线系统，拒绝为红色影片正常排片。可见，发展经济，不仅要讲文化，而且要讲政治。这才符合“阴阳合道”的中国世界观。

 

四、从道学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因缺陷

 

根据“道学”世界观对事物内在属性的分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是一个“阴阳合道”的内在结构，必须包含阴、阳、道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来分析，其中，社会主义属于“道”，主和;市场经济属“阴”，主生;缺少了“阳”的因素。在少“阳”的情况下，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表现为阴阳失衡，阴盛而阳虚。

 

“阳”，主长。

 

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缺少了“阳性”制度要素，意味着这一制度缺少了制度成长的基因，那么，最终这个制度必然会萎缩甚至变异而无法发展。

从现实经济实践角度看，自从政府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制度的改革目标以来，经济结构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两极分化问题、金融风险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等等层出不穷，且日益严重。

 

面对上述问题，不同的理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和答案：从西方哲学观点来看，他们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市场化程度不够，需要进一步改革，需要进一步市场化和国际化(国际化本质上属于更大空间范围上的市场化)。这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也是错误的观点。

 

从“道学”角度看，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不是简单的市场化问题，而在于“阴盛、阳虚、道不立”。

 

(1)“阴盛”是指教育、医疗、住房、养老、金融等领域过度市场化。

 

(2)“阳虚”是指公有制经济占比在萎缩、国家资本没有在城市和乡村发挥经济的组织化作用、海外资本和民间资本四处渗透、城乡经济“去组织化”现象严重，党和政府对城乡基层经济体的指导、组织和管理被严重弱化和虚化。

 

(3)“道不立”是指经济金融上劫贫济富、法制上不讲“公道”、社会上两极分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让位于为人民币服务、为市场化改革服务;社会再生产过程形成了外资掠夺中资、城市掠夺乡村、市民掠夺农民、农民掠夺土地(通过化肥、农药、除草剂掠夺土地肥力和毒化土地)、土地毒害全民(比如恶性肿瘤大爆发)的恶性循环;社会道德严重退化;等等。

 

立足于“道学”世界观角度，不仅可以全面地看清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问题，而且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答案是：根据“阴阳平衡”与“阴阳合道”的原理，重新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以“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概念替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把建设“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作为未来改革的目标，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和国家资本在农业、工业和高端服务业等领域的组织化、主导化功能，扭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存在的“阳虚”状况，通过“补阳”来实现中国经济制度的“阴阳平衡”，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合于社会主义“大道”，最终形成“三生万物”、阴阳合道的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

 

 

“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包含了阴、阳、道等三大要素，同时具备生的力量、长的力量、和的力量，是三种要素和三种力量的有机统一体，具备“三生万物”的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功能，可以从根本上扭转目前经济社会领域“阴盛、阳虚、道不立”的状况。建设“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实现中国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五、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课题。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与中国的文化相结合。只有回归华夏文明体系，立足“道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道学”世界观和“阴阳合道”方法论是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建“劳动三重性”理论和“商品三重性”理论、建立政治经济学中国学派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有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体现华夏文化的内涵，才能形成“三生万物”的内在的制度活力。“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符合“阴阳平衡”和“阴阳合道”的原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内涵。建设“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对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以及“中国模式”的全球传播具有重大意义。

 

                                                                               2017年9月28日

 

【余云辉，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

 

郑彪教授简介：

 

 

郑彪，字啸天，浙江金华人，1953年生。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现任国际儒学联合会会员、北京《东方思想库》主笔、《察网》专栏学者、搜狐网入驻学者，曾任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中国苏联东欧学会理事、海南省社科联委员等。多年来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地缘政治学、比较文化和软实力等 学科领域的研究，幷密切联系世界变局和中国改革的进程，在有关学科领域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创新型观点、方法和有关政策思路，出版和发表了大量专 著、论文以及网络文章等，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誉为近年来国内有代表性的创新学者之一。近年来转向主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专著：《论语今解》（2018年10月完稿，待出版）《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软实力：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年版）、《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其中《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中国》于2012年7月被圈定为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 会干部用书。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