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建立、建设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一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走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绝不走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这就确定了新中国建国的基本方向、道路。从此中国的历史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史。社会主义是新中国的主题。 二、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三年，我们基本上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完成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剿匪、清除恶霸等等，同时进行抗美援朝。 到1953年，新政权已经巩固，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这时，党及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实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农业、手工业的个体私有制改造成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私营工商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简称“一化三改”。我们党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许多新的观点，领导广大人民群众顺利地开展这项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大国里，短短几年时间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么大的社会变革，却同时保持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应该用浓墨重彩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册。 改革开放以来，经常有人提“三大改造”有没有必要，理由是，现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不仅存在，而且得到很大发展，私营经济的资本总额、产值、雇工人数都大大超过建国初期的私营工商业，于是便认为“三大改造”不应该搞，多此一举，“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是错误的。 第一，“三大改造”是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要求的。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开展，许多大型工业企业的建立，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发展起来了。这时，个体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了，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只有通过把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解决。我们的毛病是搞得急了，实行了单一公有制，而不是不应该搞“三大改造”。 第二，还应该从政治上考虑这个问题。为了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从新民主主义性质转为社会主义性质，也需要这样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原来是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历史的发展要求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重点是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切断农民与资产阶级的联系。从这个角度看，也需要实行“三大改造”。[2] 第三，“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制度基础。作为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只有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谈不上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能因为后来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纠正单一公有制的毛病，调整所有制结构，就否定“三大改造”的必要。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应该坚持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评价：
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三大改造”虽然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3]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4]三、从1956年4月到1966年4月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毫无经验，只能向已经有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苏联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应该学习的，包括政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等，它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共同规律，具有普遍意义，所以，我们始终把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经验（包括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等具体制度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针、政策等等）却需要作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对的，可以学习，有的仅仅适合苏联的国情，不能照搬到国情不同的其他国家去，有的则是错误的。很快毛泽东就发现了这些问题。他总结了我国头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要结合本国的国情，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走自己的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这突出地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中。这就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直是沿着这条探索道路展开的。70年的历史是一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一切成就与问题都是在探索过程中产生的。我们必须用这种眼光看待我们的历史。 我们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有许多创见。最突出的是，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准确地判断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状况。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状态同资本主义不一样罢了。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有敌我矛盾，但已经不是主要的，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来解决。这个论断，纠正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盛行的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列宁曾经预言，社会主义下，对抗将消失，矛盾依然存在。但苏联以斯大林为代表的理论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就宣布社会主义不再存在矛盾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似乎辩证法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中断了、不灵了。声称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再是矛盾的运动，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否定了矛盾的存在，必然导致否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也就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们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对于社会中出现的矛盾，他们就用国外的因素来解释，仿佛一切矛盾都是敌我矛盾。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度成为主流。在这种状况下，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面临的各种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在这十年的具体工作中，我们党还提出许多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例如，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他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包括两大类，一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一是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我们结合自己的国情探索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探索过程中，既取得伟大的成就，也犯过错误。这十年充满了曲折、反复。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调动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由于对我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加上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起来，造成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召开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由于这些措施，从1962年9月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左”的指导思想虽然没有得到彻底的纠正，但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事实证明，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件复杂、艰苦的事情，人们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需要一个实践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犯错误是很难避免的。毛泽东指出：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要总结经验，“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5]我们党正是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在这十年里，成绩与失误交织在一起，但总体上说，成绩是主要的，失误是第二位的。1966年与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增长了3倍，棉纱、煤炭、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一大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立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展开，并取得成效。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6]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过去由于否定矛盾的存在，还很少有人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当时苏联理论界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不存在了。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践，明确指出，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时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7]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依然存在。1957年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鼓吹所谓的“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当时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错误只是在于，反右派斗争被扩大化了，大量人民内部矛盾被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反右派斗争的实践证明，仅仅有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才能得到巩固。 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一件大事，那就是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了一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由此引发了世界性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一片混乱，社会主义阵营发生波匈事件，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三分之一党员退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造成了严重后果。我们党接连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回击了这股思潮，稳定了大局。这场斗争引起了我们党的警觉，提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经过这个事件，我们意识到，最大的危险是党内出修正主义，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党开始探索我国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尽管在斗争的实践中警惕过当，出现夸大复辟危险的现象，但提出这个问题，意义十分重大，探索中积累的经验也值得认真吸取。 在1956—1966年的中苏十年论战中，毛泽东就这个问题阐述了许多重要思想。概括起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重视。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还存在阶级斗争；第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完全解决，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第三，最大的危险是党内出修正主义，要把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作一件大事来抓。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的政局剧变、社会制度演变，充分证明这些观点的正确性，许多預言不幸而言中。在35年前毛泽东就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战略远见，事情确实像王震同志说的那样，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 四、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这十年，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但是，应该说是不成功的。 怎么分析这十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我尝试着提几点看法。 第一， 必须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出发点同“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做法分开进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错误的，但不能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错误的。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出发点是正确的，后来的苏东剧变证明了这一点。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做法的错误就否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薄一波同志曾经指出：
如果实事求是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当时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这一战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处，至今仍不失深远意义，这是应该肯定的；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有重大失误之处，由此带来的许多做法则是应该加以抛弃的。”[8]这一分析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 “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错误的。这些错误归结起来主要是三条：一是指导思想是错误的，错误地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并把这一指导思想错误地发展成为具有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二是对我国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三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错误的，采取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给一些阴谋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机，造成了全面内战。然而这不等于说毛泽东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苏东剧变证明了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具有战略意义，是富有远见的，绝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予以否定。对这个问题应该作科学的分析，切忌把脏水同孩子一起泼掉。 第二， 必须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与党内野心家、阴谋家别有用心的利用、扩大错误的做法分开。“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荒唐的做法，是林彪、“四人帮”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搞的，毛泽东本人一直是反对的，但碍于形势一时难予纠正。不能把野心家、阴谋家的作为算到毛泽东的头上来。 第三， 应该把“文化大革命”本身错误同“文化大革命”时期十年的历史进步分开来评价。“文化大革命”本身，总体上是错误的，它使得党和国家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时间里还是取得不少成绩的。不能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把这十年说得一无是处。这十年里，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33.54%，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72.6%，平均每年增长9.55%，农业总产值增长35.3%，平均每年增长2.8%。这一时期的三线建设、对外技术设备引进、农田基本建设、地方“五小”工业和社队工业的大规模兴起和发展，为以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腾飞准备了重要的物质条件。[9]两弹一星是这个时候上天的，中美、中日恢复外交关系也是这个期间实现的。这一切都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辛勤劳动的成果，不能抹杀。 应该看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时间里，尽管出现许多混乱，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仍然保留并运转着，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仍然坚持着。也就是说，并没有乱到否定社会主义的地步。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恰恰是依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的。 应该把“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当作社会主义国家对巩固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种探索来对待。我们必须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而不是简单地予以谴责。 五、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民群众从过去盛行的教条主义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努力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毅然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作为解决客观存在的矛盾的手段、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被提上日程，首先在农村，进而在城市拉开改革的帷幕，同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国的改革一开始就十分明确，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开展的，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随后又明确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政策、措施都要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来制定。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蒸蒸日上。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致辞，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说：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理论、基本道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是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前中国具体实际（首先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基本的国情）和时代特点（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要问题）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了一个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和源头。这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在本质层次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共性（“科学社会主义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在这个层次上，没有中国特色。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丧失了根本，就会变成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装的框子，就没有准头了；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层次上，我们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时代特点进行了探索，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指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这一层次说的。 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整个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它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阶段，它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阶段。决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去苏联化”的结果，两者本质上是统一的，只是在本质的实现形式上不同而已；也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用前者否定后者（例如说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非毛化”的产物），或用后者否定前者。要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毛泽东开始探索的，但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则是邓小平时期完成的（“始于毛，成于邓”），两者是一个继承关系。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我们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我们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在政治上，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国家结构，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党制度；在文化上，我们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红色革命文化为基因、同时吸收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中的积极内容的文化制度。 几十年实践证明，这一整套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成熟，它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经受住了国际国内复杂形势的考验。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充满了自信。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道路、基本制度依然是正确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六、我们可以把建国以来70年的历史概括如下：
一个主题，70年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发展的，从建立社会主义到建设社会主义，再到完善社会主义，是一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离开社会主义就不能理解70年的历史；我们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 注 释：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见邓力群：《国史讲谈录选编》（上），第141、142页，当代中国研究所，2018年印。 [3]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第94页，2003年。 [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第89页，2003年。 [5]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第97页，2003年版。 [7]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0、2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第3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一根主线，那就是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一直是在探索中发展的，正因为是探索，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曲折、反复，用探索的眼光来看待这70年的历史，许多问题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一个主流，成绩是主要的。任何事物都应该一分为二，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应该这样看待，既有成绩，又有失误。十全十美的事情是不会有的。但70年的实践表明，成绩是主流，问题是第二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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