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究欧洲革命本质的过程中发现，无产阶级只有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并且只有通过消灭所有阶级存在的条件，才能实现解放目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论既阐明了社会革命的一般特征及其受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的发生发展规律，也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机理、主体、动力、过程和前途等基本问题做了科学的分析与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在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征途里，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社会革命总依据和总原则，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创新和创造，都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社会革命”概念一直在引发辨析兴趣，但遗憾的是，不断增多的学术解释和理论论证似乎只是为了使之更加难以理解。我们在使用这一概念工具分析历史和现实时也总难适当，大多数情况下，社会革命理论处于被“模糊运用”的状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梳解清楚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社会革命论要义，以彰显其历史活力和当代价值。
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政治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剥削正在对整个社会形成双重叠加的压迫效应。冲出这种令人窒息的压迫状态，成为日渐成熟起来的工人运动所面临的首要问题。由于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依然受到来自旧哲学和传统革命观念的惯性约束，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被自我限制在争取纯粹阶级利益的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迫切需要确立新的历史高度和斗争目标，以释放无产阶级本身具有的历史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这样的使命召唤下，启动了探寻社会革命奥秘的伟大思想历程。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整个欧洲一直被革命的气氛所笼罩。但19世纪上半叶的思想空气中，到处都散发出政治（阶级利益）的味道。就在这样的革命氛围中，青年恩格斯敏锐地发现，当时英国已处于无产阶级发动社会革命的前夜。他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开篇，对法、德、英三国的革命性质进行了分类，认为法国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德国进行了一场哲学革命，而英国革命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相比前两者，“英国自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经历了一次比其他任何国家经历的变革意义更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越是不声不响地进行，它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这种变革很可能会比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在实践上更快地达到目的。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在英国已经进行了七八十年，目前正在向着自己的决定性关头快步迈进”。恩格斯对欧洲诸国革命形态所作的上述性质区分，不仅仅是做了一个横向比较，更重要的是揭示了这些国家所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革命之不同的历史价值。显然，恩格斯推崇和期盼的革命形式应当是社会革命。在恩格斯看来，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无产阶级的生存处境越来越差，但同时，他们的力量也在发展壮大，于是工业革命正在“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革命”。不仅如此，“这种社会革命将会给大陆上的国家，特别是给法国和德国以巨大的影响。由于工业的加速发展而人为地造成的德国无产阶级的人数愈多，这个影响也就愈大。这种革命立刻就会成为全欧洲的革命，并且毫不客气地粉碎我们的厂主对德国的工业垄断所抱的幻想”。
如果说恩格斯通过事实和经验的描述，发现了英国正在发生的社会革命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性，并且这场革命将引领欧洲革命潮流，使之从纯粹政治诉求转向社会解放；那么，马克思早年的探究则更多地通过对旧哲学进行批判，为即将到来的欧洲革命确立新的历史高度。马克思在1843—1844年初的两篇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就已从哲学上提出彻底革命的问题。他说，“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相反，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之所以要对德国的国家哲学进行批判，是为了确立人的高度，而且这种理论上具有人的高度的批判，在实践上具有另一个高度，叫人的解放。事实上，马克思的批判并非纯粹为了澄明哲学问题，而是为了揭示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本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人权都是虚伪的，没有历史合理性；只有消灭私有制并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才能实现人的解放，这就是无产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根据这一本质要求，资产阶级时代的革命不能局限在纯粹的政治行动上，因为人的解放目标已经到处在寻找它的社会性变革途径。欧洲无产阶级需要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需要具有社会变革意义的政治革命，而不是以追求本阶级利益为目标的、只有历史重复性的纯粹政治革命。对此，马克思于1844年7月31日发表的《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作了明确区分，“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因此，“如果说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不是同义语就是废话，那末具有社会精神的政治革命却是合理的思想。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而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但是，只要它的组织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里显露出来，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了政治的外壳”。可见，马克思为无产阶级构想的革命方式，已经完全超越了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固守的政治范围，他正在科学地阐明一种新的革命事业，它的特点是：通过全面的根本的社会变革，不仅要追求阶级解放，更重要的是实现全人类解放。这个结论，马克思还在另一条研究路径，即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得到印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无产阶级的解放与整个人类的解放之间关系的论述，即是以经济事实为根据的历史本质说明。
马克思的思辨深度与哲学高度、恩格斯的事实描述与经验归纳，汇聚于社会革命论题时产生了有机交融。他们从相对不同的研究途径得出的结论，共同指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要求。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夏天终于聚在一起讨论欧洲革命问题时，立即产生出强大的思想合力。理论上，由于历史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所以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实践上，他们在《神圣家族》中确认：无产阶级的贫困,不只是某一阶级的贫困,而是体现在它身上的现代社会必然造成的普遍贫困；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是现代社会非人性生活条件的最集中、最尖锐的表现和发展的“顶点”,因此,“如果无产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这些写于1843—1845年，并且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文献，深刻地揭示出一个事实：当时广泛流行的革命思想及其运动，由于没有超出纯粹政治解放的狭隘范围，无法真实地表达无产阶级的历史愿望，只会停留在陈旧的政治框架内。马克思恩格斯于1850年合写的时评明确指出：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当时的大多数民主派和社会主义组织的领导人难辞其咎，因为“在他们看来，革命只不过是推翻现存的政府；这个目的达到了，那就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与此同时，他们发现，历史已经对无产阶级提出彻底解放要求，而要将解放目标上升到人的解放高度，只有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才能取得成功。上述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得到系统阐述。
经过对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历史分析，以及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层面的系统论证，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论不仅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等问题，而且逐渐深入到社会革命的一般规律，从而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理论的两个层次：一是关于社会革命一般性质和历史规律的认识。他们认为社会革命高于政治革命和哲学革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性变革形式，它的发生发展规律是决定阶级时代人类进步的力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二是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特殊性。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主导的社会革命一开始就需要以推动社会的根本变化为方向，需要超越以本阶级利益为核心的纯粹政治革命方式，因为它如果不消灭造成阶级剥削的所有条件，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无产阶级必须通过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而实现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唯一目的。前者揭示了社会革命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基本形式的内涵，后者是对当时社会革命性质的确认，形成一纵一横的社会革命理论框架，并在他们后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无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过程和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结构的探究和把握，还是对欧洲各国现实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状况以及哲学观念的分析与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科学研究的深层思想动机，都聚焦于揭示社会革命的奥秘、阐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由此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理论，一方面从一般层面揭示了社会革命的历史逻辑，另一方面基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具体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规律。
1.社会革命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强调，任何真正的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只有社会革命才具有历史价值，不包含任何社会变革内容的纯粹政治革命，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不了本质性的影响。当然，总的社会革命进程中必然会发生政治革命，但只是社会革命在某一阶段的政治表现。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的社会革命，其发生发展过程中既有突变性的政治表现，更重要的是，也有经济形态和社会关系变革贯穿始终，最终将造成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因此，社会革命由历史本身的全部物质内容所决定，又对历史进步起促进作用。
首先，社会革命发源于历史本身的革命化本质要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恩格斯曾对历史做过这样的阐述：“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简而言之，变化是历史本身的本质表现，但是历史的变化是由人的创造性活动引发的。马克思用新唯物主义观察到，历史不是“僵死的事实的汇集”，更不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而是每一个时代现实中的个人正在进行的革命的实践活动，是创造性的历史实践；历史不是叫人们去追求已逝的、已死的东西，而是使人们注重正在进行的活的东西，去创造新的东西，从而推进社会历史的发展。根本上，历史就是革命的实践或变革的实践。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质上就是革命化的。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所应肩负的历史使命就“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也正是因为历史的本质如此，“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人的实践活动会历史性地表现出革命性。
其次，社会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关于社会革命的最经典论述——也是最重要和被引用最多的——当属《〈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话：“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段揭示人类历史谜底的文字表述，是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最简练和最精辟的概括，同时，社会革命发生发展的本质意义及其最一般规律也以极其生动的形式被表述出来。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由历史深层运动产生的社会革命，是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人类进步运动。这一根本变化导致的社会革命必然要贯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要求，在具体的内容上首先以政治革命的方式，推翻旧制度，建立维护新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而建构代表新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全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最后，人类历史是不同方式社会革命形态的集合，表现为现存世界的革命化常态与阶段性飞跃辩证统一的进程。从本质上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理论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实表现形式，是对人类历史的运动形态中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两种状态的最集中概括。社会革命的历史进步形式，一方面是常态进程，主要是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创造新社会因素，也就是整个社会的革命化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解释到，“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这时，两者此消彼长的运动一般在原有社会政治经济形式下进行，并表现出相对静止的阶级斗争状况。另一方面是飞跃式变革，代表新生产力的阶级通过经济的和政治的解放，消灭旧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建立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对于阶级社会时代的历史来说，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做的是同一件事情，只不过前者表现为常态，后者表现为急剧变革的形态，通过后者，某一形式的阶级斗争最终完结。
2.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规律
由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特殊性，由其主导的社会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有了与之前整个阶级社会时代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目标追求。正是发现了无产阶级的这种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的理论著述，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第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机理。在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源自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作用的结果，无产阶级主导一场新的社会革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这一重要思想，在《资本论》中得到非常系统的科学论证，通过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过程中的各种表现进行详尽分析，关于这一矛盾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并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有了最严密最有力的科学基础。在指认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出现无产阶级主导的社会革命之后，马克思还强调，这种性质的革命必须在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危机时才可能发生。他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即在新的危机爆发之后，“这种革命才有可能”。这个判断也在《资本论》所展开的资本主义批判逻辑中得到确证。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特殊性。一是这个主体在实现自身利益上跟所有其他阶级完全不同。与其他时代的革命阶级迥然相异的是，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时代的社会革命主体，并非只需要推翻针对自身的阶级压迫和实现本阶级的政治解放，他们的历史使命是“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进而消灭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最终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所以，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二是这个主体进行社会革命时必须组建坚强有力的新型政党。1871年初，恩格斯在《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信中指出：“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与其他政党的政策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同一年底，马克思撰写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第七条对此作了更加清晰的阐述，“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建立和建设无产阶级政党有着高度的理论与行动一致性，正如恩格斯在1889年12月18日致格·特里尔的信中所说：“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第三，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社会主义革命内在的和根本的动力，当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形成这一制度所无法避免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指出，资产阶级时代“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但也产生了“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一方的这种对抗”，即“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马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它们要求由同样是现代的产物的工人来掌管。于是，工业进步必然引发社会革命，与其他时代的社会革命完全不同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将意味着他们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简而言之，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动力，来自阶级解放并由历史条件决定的人的解放新要求。对此，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生动形象的说明：“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将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过程。《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指明，社会主义革命将分两个阶段进行，前一个阶段主要以夺取政权为目标，有比较典型的政治革命特征；后一个阶段将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条件下推进全方位社会变革。但是，这两个步骤注定是一个曲折且长期的历程。对具体的发展进程，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作了这样的描述，无产阶级革命“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第五，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前途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当无产阶级专政成为现实后，人类社会就进入了无产阶级时代，“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发展到这个程度，人类社会就进入共产主义阶段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资本主义制度当成“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最后一个形态，认为随着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消灭了私有制、彻底改变了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也就是说，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结束之时，人终于获得了人的全部意义。
由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规律组成的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理论，在确立过程中就逐渐融入19世纪中后期的工人运动之中。到了20世纪，更是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总依据和总原则，持续地释放出科学理论的实践魅力。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本质就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因为抓住了这个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表现出典型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特征。在继续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进程中，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理论确立的总依据和总原则，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创新和创造，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论为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论证了不可撼动的历史正当性，因而，不管在何种复杂多变的社会革命形势下，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失去信心。马克思和恩格斯解剖资本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历史、文化、科技等一切领域的材料，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而是带着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寻找科学根据的明确目的。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社会主义理论有了科学的历史正当性依据，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尽管当代资本主义还在总体上呈现发展态势，但它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尖锐社会冲突无法消解等问题，还在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资本主义依然没有改变它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尽管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过严重挫折，现在总体上依然处于所谓的低潮期，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充分显示了我们已拥有充分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上述两种制度所展示出的截然不同的历史姿态和当代形象，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界说明，坚持走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前进的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论为社会主义事业确立了无产阶级立场和革命化原则，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者将“推动现存世界革命化”作为基本遵循，坚持在时代变化的风云际会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对阶级社会进行彻底革命的态度，决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需要将“推动现存世界革命化”作为运动原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推动现存世界的革命化，于旧社会的胚胎里培植新社会因素，才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社会革命精神。社会革命的常态化进程本来就是历史所表现的最主要形式，暴力的革命行动、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即使由代表新生产力的阶级所发动，那也只是在常态化进程已积蓄了足够的历史能量后才会发生。在资本主义时代，只有当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已经使这个制度无法运行下去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才会发生。当今时代，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还在延续着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神话，但其生产方式的内在固有矛盾也仍然在起作用，最重要的征象即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球破坏性越来越大。而且，“为了延缓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资产阶级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缓和其固有的对抗性矛盾。从近年来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新情况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所要达到的缓和矛盾的努力收效甚微，而且这种调整已经几乎接近极限。逆全球化运动、英国脱欧、民粹主义、特朗普上台执政等等，表明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陷入复杂、深重、尖锐的矛盾体系和系统性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进入一种近乎撕裂的状态”。因此，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一方面要抓住资本主义演化的新趋势，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抗争性社会运动，将旧制度内的否定因素，转化为社会革命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要继续推进以自我完善为路径的社会革命，运用政权力量提高人的解放的总水平。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推动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思想，是世界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革命的基本要求，对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更加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继续推进社会变革的思想，为辨别真假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事业，提供了根本指引。从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到完成共产主义的伟大社会革命，建立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运动还需要经历很长的历史过程，而且这个过程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内完成。虽然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形式，以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都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理论所阐明的根本原则和基本要求，但凡醉心于纯粹政治革命，或者满足于政治革命成果而不再继续推进社会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却是科学社会主义坚决反对的。基于历史使命，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不会满足于政治革命成功，而是会不懈追求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会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力量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意义上强调的继续革命或不断革命，是有共产主义原则高度的社会革命。社会主义制度下革命力量自觉践行“继续推进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历史要求，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指针，不断改变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不断调整不适合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及其取得的社会变革成果，不仅从实践上诠释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论，而且正在继续以之为指引，提高伟大社会革命事业的中国化品质，扩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经验的世界影响力。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论阐明了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必要性，强调了共产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事业的实践要求。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主要领导人、第一国际的创立和领导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一直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原则和方法都是他们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中得出的。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无产阶级组建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新型政党，并且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是由无产阶级的历史特殊性所决定的；共产党人并不是特殊利益集团，而是为了完成伟大社会革命而组织起来的先进分子；共产党人的利益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高度一致，“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事实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思想，对于我们的事业有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运动进程中，是否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决定着不同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今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身份界限看似变得有些模糊，甚至在表面上看，好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正在趋同，以至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个体都已丧失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意识。但正如我们到处都很容易看到的，剥削依然存在，只不过表现更加隐秘；资本逻辑依然在主宰着政治经济秩序和社会观念，只不过剥削和异化已由显性表现转化为国际性和总体性的隐性状态。只有保持着先进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真正与时俱进地“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揭露伪装过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衰败和危机征兆，凝聚社会革命所需的物质力量。可以说，保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性、保持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战斗能力，正是共产主义政党存在的历史理由。基于历史责任和时代意识，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行动，正在新时代的中国创造社会变革奇迹，同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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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罗伯特·查尔斯·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高岸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作者系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实践”研究基地科研人员；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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